想当初，我坐在家门口一座破旧的老影院里，跟父亲一起看抗日题材的黑白电影《新儿女英雄传》。片子放完后，我天真地问父亲：“有没有《旧儿女英雄传》呀？”父亲笑道：“没有，但有《儿女英雄传》。不过那是本‘反动’小说，现在世面上是见不到的。”
父亲讲的这部“反动”小说，我直到上大学后才在校外的旧书摊偶遇，便好奇地买了下来。回去大略翻阅了几章，便被其诙谐俏皮、京味浓郁的语言所吸引。可待细细品读时，却发现该书虽也算是部武侠小说，但与许多低劣的旧派武侠作品一样，结构松散，细节琐碎，拖沓冗长，还充斥着大量极端迂腐的封建说教，并有不少插科打诨的描写颇为庸俗无聊，真使人难以卒读。勉强看完后，自觉全书并非反动透顶，但思想的确太过陈旧，内容也显老套，除了语言较出色外，实无甚可取之处，便弃置一边了。
后来浏览了一些关于文学史方面的典籍，发现许多书中都提及了该小说，并将其定为清末武侠文学中一部独开新境的重要作品。我便对该书又重新阅读了一遍，且专门查阅关于该书的相关资料，由此得知在清朝中后期的以《三侠五义》、《施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泛滥成灾，大肆歌颂所谓的青天大老爷，尤其是黄天霸等典型的朝廷鹰犬形象成为了作品的主角，致使这类武侠小说中的侠气大受损伤。而《好逑传》、《绿牡丹》等儿女侠情类作品的出现，给武侠小说的创作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儿女英雄传》便是儿女侠情小说的突出代表。因作品主要写的是张金凤、何玉凤二人与安公子的姻缘，故又名《金玉缘》。
小说描写了清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发生的一桩官场公案。汉军世族旧家子弟安骥，因其父安学海被上司诬陷而千里救父，夜宿能仁寺遇难，幸得侠女十三妹相救，并由十三妹做主，与同被救出的村女张金凤结合。这位十三妹原名何玉凤，其父何杞为时任大将军的奸贼纪献唐（原型为年羹尧）所害，她被迫改名，避居他乡，伺机复仇，还时常劫取些不义之财。至此，小说揭露了当时官场中的黑暗和世道的艰难，反映出官贪吏污陷害忠良、鱼肉百姓的残酷现实。女主角何玉凤被塑造成豪气英发、古道热肠、仗义行侠的烈女形象，颇有光彩。此外，文弱儒雅的安骥、温柔贤淑的张金凤也刻画得比较生动。
然而到了后来，安公子的父亲获救，何玉凤又得知自己仇人已诛，她便也嫁给了安骥。此后的何玉凤一反侠女本色，不但理家敛财，还热衷功名，极力劝导丈夫上进成名，做封建朝廷的忠臣孝子。安骥也不负妻望，科举连中，而且官运亨通，位极人臣，何、张二人又为安各生下一子。故事就在这俗不可耐的皆大欢喜中，“团圆美满”地结束了。
作品的后半部分虽也展示出晚清时代科举、礼仪及民俗等诸多方面的真实情状，并描绘了一些满族生活的特有场景，颇像一幅市井风情画，但仍难掩其思想上的腐朽没落和内容的庸俗肤浅。
那有人便要问：该书的作者是谁，因何要写这样一部“古怪”的武侠小说呢？
写书的人叫文康，姓费莫，字铁仙，笔名“燕北闲人”，属满洲镶红旗，出生在一个衰败的贵族家庭，其祖父勒保曾在清廷任过陕甘总督、四川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由于家道中落，自己奋进仕途失败，晚年穷愁无聊的文康便依据本人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观念敷衍出了这部“儿女英雄”功成名就的“完美”传记。一来自我消遣，二来寄托对封建制度的痴心幻想，甚至作者有意以此书来诱导八旗子弟重新振作起来，使清朝统治长存下去。
文康在书中提出的“儿女英雄”的标准是，英雄与儿女不可分，忠臣孝子才是英雄，对君父的忠孝之情才是儿女至情。他讲：“有了英雄至情，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为此他刻意将英雄豪气、贤圣品格都集于何玉凤身上，想让这个他心爱的人物既符合封建名教，又具儿女情长。但脱离实际的杜撰只能弄巧成拙，结果适得其反。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分析的：作者“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不仅如此，文康还在书中攻击《水浒传》的起义英雄是“好勇斗狠”的匪盗，歪曲《红楼梦》“谈空谈色，半是宣淫”。以此观来，这书还真有些“反动”呢。
但《儿女英雄传》并非一无是处。它能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首先是它创立了“儿女侠情”的新文风，在自《水浒传》以来一贯以男性为主角的武侠世界里，较早地塑造出十三妹这一侠女形象。他在人物塑造上注重写实，英雄与佳人间的缠绵情愫描画得也很细腻感人。这对原本阳刚味十足的武侠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武侠中的爱情元素被逐步加强。民国“北派五大家”之一的王度庐就直接传承了文康的衣钵，开创了所谓的“悲剧侠情派”。
再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叙述语言。文康是用典型的北京话写作的，其中大量鲜活的方言土语甚为生动活泼，写人状物皆绘声绘色，有不少传神之笔。有评论家将文康与曹雪芹、老舍合称为“京语三大师”。
总之，《儿女英雄传》虽不是什么杰作，思想内容存在诸多问题，但痴迷武侠或酷爱京味文学的朋友闲暇时不妨一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