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小说尤其如此。连小学生都晓得，“小说三要素”里排在首位的是人物。再精彩的故事也不抵一个典型人物更有生命力。没有什么人能道尽诸葛亮指挥的每一场战役、孙悟空降服的每一个妖魔、王熙凤处理的每一宗家务，但这些经典形象却永远镌刻在所有读者的心中。而对小说如此至关重要的“人物塑造”，却是武侠小说的一个软肋。
重情节而轻人物，向来是传统俗文学的通病。旧时代大多数的武侠作者一般仅满足于编造热闹有趣的故事；那时的读者们出于单纯的消遣娱乐的心理及自身欣赏水平的局限，也只喜欢读些新奇刺激的内容，对于人物形象，则希望像看京戏脸谱一样，正邪善恶越清晰分明越好，人物间的关系也是越简单明确越好。双方这样一番“互动”，势必导致大量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单薄，或者干脆没有性格，而成为了情节的附庸，为了故事的需要，人物可以被随意地扭曲变形。
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武侠人物基本上是非忠即义，或既忠且义，几乎没有什么个性深度可言。较好一些的作品也是将“侠”塑造成理想的英雄、道德的表率，这样的人物依旧是概念化、公式化的符号。真正以刻画人物为核心的古典武侠，大约只有《水浒传》了。
武侠小说不仅是“俗文学”，还是“奇文学”，往往要以故事的离奇诡异、出人意表取胜，这又常迫使人物也随之变得稀奇古怪。而唐传奇因受当时流行的道教方术影响，人物习练的尽是“飞行术”、“御剑术”之类的奇幻武功，人物更是神魔味十足，有些人物性格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比如身为杀手的聂隐娘奉命去刺杀刘昌裔，但为何就突然变成刘的忠实保镖了呢？从书中我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
唐传奇的弊端到还珠楼主的《蜀山》系列又得以“发扬光大”，当代的玄幻武侠更是难以摆脱其阴影，塑造的人物不是半人半神，就是半人半魔，鲜有对现实中人性的真切表现。（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神魔小说也有能写出经典人物的上乘佳作，比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但要达到那“写人写鬼，入木三分”的艺术高度又何其难也。）
由此看来，武侠小说长期难以登堂入室，也是不足为奇了。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以“人学”为标准来进行创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白羽自觉地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遵循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的创作精神，用社会反讽的手法来写武侠。在仗义行侠遭到世人嘲笑、比武招亲引来地痞欺辱、仁善大侠死于宵小算计等反传统的情节中，我们看到侠客与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和烦恼无奈，甚至有世故、狡诈、怯懦、迂腐等严重的性格缺陷。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大多真实鲜活，像精干老到的俞剑平、玩世不恭的陆锦镖、年少气盛的杨华、惺惺作态的袁振武等。
吴云心在《十二金钱镖》的序文中讲：作者写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仅仅与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艺而已”。而白羽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得好：“我愿意把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厄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然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
除白羽外，王度庐在写人方面也有所突破，他准确地表现了江湖侠客的儿女情长，使其演绎的每一段爱恨情仇都真切感人。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五四以后的新文人，都深受西方先进的创作理念的熏陶。但他俩也有明显的不足：都是迫于生计才混迹江湖的，原本对武侠缺乏深入的探究，作品的武侠味道过淡，这也使其成就难及金庸、古龙等后辈。
港台新派武侠对人物塑造普遍地给予了重视，但受武侠小说“俗”、“奇”本质的束缚，绝大多数作家还是将主要精力用到了经营故事上面。而梁、金、古三大家之所以能在群侠中脱颖而出，显得卓然不凡，恰恰是因为这三人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刻画人物与表现人性上。仅此一点，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人的作品便难与之抗衡。但即便是这三大家，在人物塑造上也非尽善尽美。
梁羽生就太过死守侠义正道，人物道德色彩过强，正邪区分严明，犯了类型化、模式化的毛病。
金庸的人物性格丰满、复杂而新颖，常是亦正亦邪，更向普通人靠拢，故人物的真实感与深度都远胜其他作家。不过，金庸虽克服了“俗”，却仍受制于“奇”。由于所讲的故事过于神奇，人物难免夸张变形。好在金庸让作品始终以人物为中心，情节都是围绕人物性格来展开的。他先将人物刻画为奇异之人，这样由奇人来做的事自然会“奇”，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便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金庸以此高超手段使其人物达到了艺术上的绝对真实。但若将他的人物带入现实中仍旧是不可信的。
以他的《神雕侠侣》与王度庐的《宝剑金钗》做个对比。李慕白因不敢逾矩道德伦理，在俞秀莲的定亲对象已亡故的情况下，仍未能向心上人表明爱意，造成二人至死不能结合的悲剧结局。而杨过则活得潇洒且执著，大胆地挑战传统礼教，并最终与小龙女喜结连理。杨过确实比李慕白更让人钦佩与羡慕，令我等凡夫俗子望尘莫及。而正因为如此，杨过也就和真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与杨过一样，郭靖、段誉、令狐冲等也都是些理想化、寓意性的人物，其言行虽也能给读者一定的启示，但他们的奇遇和好运，普通人是注定没希望碰上的，只能当故事听听罢了。金庸最经典的人物韦小宝所以略逊于鲁迅的阿Q，也是输在这个“奇”字上。
古龙是最注重人性体验的，他擅长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一批有情有义的浪子形象。人物的现实性应在金庸之上，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古龙的人物基本上是社会的边缘人，都比较孤僻、固执、偏激、神秘，怪诞得也有些不食人间烟火，而且缺少变化，看多了则有雷同之感。
归根结底，梁、金、古塑造的还都是“神”而不是“人”。只是梁羽生笔下的是中国传统的神，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金庸笔下的是古希腊的神，有人的情感，有人的弱点，但仍是高高在上，读者还需仰视；古龙笔下的是贬谪人间的神，最为平民化，最有人情味，可毕竟非凡人可比。
三大家之后，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其实是在走下坡路，温瑞安、黄易等人又都多少染上了“故事重于人物”的流毒。诚然，他们也塑造了一些较有个性的人物，但总体看来，这些人物现代味太浓，已不大像古代的侠客了。
那如何让武侠小说的人物既不是神魔，还能保持超凡的魅力呢？其实这一问题《水浒传》早已给出了最佳答案。《水浒》的故事痴迷了数百年来亿万的中国百姓，书中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物也个个都是生动而真实的“人”。施耐庵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故事“传奇而不神奇”，他的人物本领“高强而少怪异”，人物性格与情感更是极力贴近生活的本来面目，人物的言行与命运走向基本上没有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正是如此，《水浒》才当之无愧地列入四大名著，成为不朽的现实主义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