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堪称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所编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并与《资治通鉴》合称为“史学双璧”，光照千秋。很难想象写出这样“千古绝作”的太史公能与“武侠”扯上什么关系。然而，大凡“武侠文学史”在谈及武侠起源时总会提到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这是因为《史记》的七十列传中特别给“游侠”与“刺客”留了两个位置。
司马迁是我国首位给侠客专门立传的史学家，而其后的正史中这类形象又几乎绝迹。通过《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司马迁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风采各异的侠义之士，加之事件生动、文笔酣畅，确如武侠小说般好读。但《史记》毕竟是部严谨的史书，其展现的全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各种侠者形象。他们之中有朱家、剧孟那样扶危济困的闾巷布衣之侠；有灌夫、郭解那样富比王侯、役使千家的豪族之侠；也有汲黯、朱云那样亦官亦侠的卿相之侠。他们是由春秋到秦汉这一动荡的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着重记述了剑术高超的田仲、豪气干云的郭解、仗义行侠的剧孟等四位侠客的事迹，其中最为司马迁所肯定的，也最具“侠味”的当为布衣侠客的代表人物——朱家。
朱家是鲁国人，最好扶危济困、仗义疏财，而搞得自己家中没有剩余的钱财，衣服破旧得连完整的颜色都没有，每顿饭只吃一样菜，乘坐的只是辆小牛拉的破车。但在秦末的乱世中，经他藏匿和救活的豪杰就有几百个，至于他救助过的普通人则是数也数不完。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例是他搭救季布的故事。
这季布也是位正直守信的英雄侠士，成语“一诺千金”说的便是此人。但他在楚汉相争时做的是项羽的部将，曾数次击败刘邦的军队，打得刘邦狼狈不堪。后来项羽于乌江自刎，刘邦一统天下，当上了汉高祖，想起季布便恼怒不已，下令各地缉拿。走投无路的季布经朋友介绍来到朱家这里避难。朱家很欣赏季布的侠义，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将他藏匿起来。不仅如此，朱家还专程到洛阳去找汝阴侯夏侯婴，请他帮助解救季布。夏侯婴是刘邦的信臣，为汉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他在朱家一番诚挚感人的言语下也开始同情季布的遭遇了，于是到刘邦面前去说情，终于使刘邦赦免了季布，还封季布为郎中，不久又升任为河东太守。可当死里逃生又因祸得福的季布想要报答救命恩人时，朱家却迁居隐遁起来，终生不肯再与季布相见。由于朱家如此的乐善好施、广布仁义，所以函谷关往东的人们没有不伸长了脖子盼望与他交朋友的。
司马迁所写的侠客光彩照人，他笔下的刺客们也都是侠肝义胆、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实为后世侠士的楷模。《刺客列传》所记载的五位刺客中，不仅有图穷匕见、勇刺暴秦的天下第一刺客荆轲，还有那胁持五霸之首齐桓公、为鲁国讨回失地的曹沫（即长勺之战里那个论战的曹刿），重孝道、守然诺、鱼中藏利刃、剑杀吴王僚的专诸，以及“士为知己者死”、为报主恩而屡刺赵襄子的死士豫让等，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扶弱拯危、敢于反抗强权暴政、为信念和情义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勇武的英雄气概。
这五大刺客行刺的具体缘由、过程各异，其故事的特色自也不尽相同，若以武侠小说的标准来衡量，最为精彩的应是“聂政刺侠累”。
聂政乃魏国轵地人，只因杀人避仇，携母亲及姐姐聂莹隐迹于齐国。当时韩国大夫严仲子由于得韩哀侯的宠信而受到了韩相侠累的嫉恨。严仲子害怕为侠累所害，逃离了韩国，周游各地，欲寻侠士为自己去刺杀侠累。他听说聂政武功高超且仁孝侠义，正是理想中的人选，便奔赴齐国，寻至聂政住居，几次三番登门拜访，并借聂母寿诞之日备酒馔去道贺，还以数千两黄金为寿礼。聂政虽坚辞不受，但终与严仲子成为了朋友。当得知严仲子的真实目的后，慨然以身许友，只是道老母在堂，尚不能行。
后来聂母辞世，严仲子如亲子般执礼，助聂政葬母，聂政感激在心。聂政又为母亲服丧三年，并送其姐出嫁后，才孤身来找严仲子询问了仇家的名字，谢绝了严遣人相助的要求，独自赶往韩国。至防备森严的侠累府邸，仗剑直入，正见侠累高坐堂中，聂政趁四周甲士反应不及，挺剑便刺死了侠累。惊醒过来的护卫们忙围攻上来，聂政挥剑连杀数十人后，知难逃重围，为不连累与自己相貌近似的姐姐，破面剜眼，切腹自尽。
韩侯得知国相被杀，下令将聂政尸首暴于集市，悬赏能辨认其身份之人。其姐聂莹听闻此事，毅然赶往市中，伏尸痛哭不止，由于悲哀过度，对天连呼三声后死在了弟弟的尸前。世人感其姐弟皆如此侠义，便收二尸厚殓之。
据说刺侠累时天上现出“白虹贯日”的异象，可见聂政的勇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难得的是其姐聂莹虽无惊人之武艺，却有无畏之精神，不惜牺牲性命，挺身而出为弟收尸，其性格之刚烈、行事之果决，也可称是位重义轻生的侠女。这对姐弟的侠义精神可以说流芳千载。1942年郭沫若还据此编写了著名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以鼓舞全国军民抗战之决心。
其实在春秋战国那样的乱世中刺客又何止这五人，司马迁之所以做出这般选择，就是看中了这五位刺客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可歌可泣的浩荡正气。司马迁还不以成败论英雄，豫让和荆轲的刺杀虽都以失败告终，他却对其精神大加赞扬，而靠自残和杀妻换取谋刺对象庆忌之信任的要离，尽管刺杀成功，但大约因其行径卑劣而未被收入该列传中。
除了为后世树立了一批优秀的侠客典范，司马迁对武侠文学的另一巨大贡献是，第一次为“侠”下了一个明确定义。在《游侠列传》序中，他将侠义精神高度概括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太史公真不愧为史学巨擘，其审视之深邃、认知之透彻，不能不令我们后人由衷敬佩。他的这段序文至今仍可作为对“中国式侠义”的最准确、最精当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