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乃夫，1917年生于南京，父亲是一位中医，在卜乃夫幼年时即去世，家道中落。他的童年时代一直和外婆生活在扬州乡下。同徐一样，他也有过一个远离父母，缺乏来自双亲的关爱的童年。他在40年代曾写过一篇散文《逝影》，其中就写到扬州故乡给他留下的童年记忆：“田园的黄昏是甜柔的、默默的、人行在苍茫的泥涂上，似夜梦未醒，全身被一片迷离气氛浸润着，眼睛虽睁犹闭，遗忘了脚下的坎坷与崎岖。夹道是淡金色的稻田，累累荒凉的坟丘，半亩长方池塘，围以颓唐的衰柳。憔悴的柳丝在茫茫暮色中惺忪着。这些景物对于我是一帧读熟了的画，闭着眼我也能指出画中一草一木的位置。”这是一幅典型的江北乡村图画，对无名氏来说，既有温情又并无奈的故乡。它还残存着旧的时代的田园诗的余韵，但更触目的是它在20世纪都市文明冲击下所呈现出的颓败和荒凉。这是一个闭锁的、停滞的、保守的乡村，无名氏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进了镇上唯一的一所小学。幸运的是无名氏在这所小学里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他姓焦，清代著名学者、学术大师焦循的重孙。他担任这所小学的校长。这位焦老师，年轻的时候感慨家道中落，一度浪迹江湖。在外地度过了他志情如云的盛年，再回到故园时，“剩下的只是一把年纪和一颗没有死的心”。他在镇上办了一所小学想在这个“龟不生蛋”的地方培植一些新的苗芽。这所小学设在一个村中的古庙里。无名氏曾这样描述这所小学的情形：“庙的青春早已阑珊，此刻正踏上它的暮年道路，灰白色瓦楞上点缀着淡褐色雀儿草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野草植物。屋脊上风调雨顺墨迹，经粗野的风雨浸蚀，漫漶得难以辨别。只有葫芦顶还叨幸瓦全，心灰意冷的兀立于巅际，原有的生金色已被冲淡成迟暮美人最忌的枯黄。庙的外形的种种雕饰画迹，也已匿迹，代替的是逝去岁月所留下的沉郁。”由于焦校长和他的小学的存在这所古庙成为小镇上新文化的大本营。卜乃夫在这里上了四年小学开始接受新文化的教育。当小学生第一次把一个“比人头大的”足球拿到庙外草坪上踢外时曾哄动一时，全镇男女老收乡民们把小学生都看成是“疯子”，小学校就成了“疯人院”，焦老师就成了“疯人院院长”。足球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一个足球就激起了这凝滞乡村的死水微澜，这也是新文化在乡土中国所遇到的普遍命运。焦老师和他的小学在镇里成为顽固势利眼中的眼中钉、肉中刺，所幸焦老师以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坚持下来，直到三十年代抗战前夕才被逼辞职。
无名氏生于南京，但童年时代却是远离父母在扬州乡下的外婆家度过的。关于他的童年资料极少。但从他成年后写给他的热恋对象闵明珠的一封信里大致可以推测，他的童年是寂寞的，是渴望母爱而没有得到满足的。成年之后他把这种对母爱的渴望投射到所爱的对象身上，希望能从爱情之中得到母爱的满足，可见这种童年的寂寞对他的一生都有潜在的影响。他的信里有这样的文字：“媚，我从小就没有完美的母爱，我从未完整的领略过完整的母亲的心我多渴望有一只母亲的手来抚摸我啊！你，我的小母亲能够让我做你的忠实的孩子吗？我梦想有一天能再躺在摇篮里听你轻轻摇着我浅唱着摇篮曲，在那幸福的一瞬我愿瞑目长眠在你的怀抱里，从第一次和你谈话起，我就张你身上呼吸母亲的芳香常你的小嘴里听到母亲的声音从你的脸上看到母亲的脸色，我如果真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此外对人生还有什么需求呢？有了媚的母爱，我一切都有了。媚是我灵魂的灵魂，生命的生命，可是媚，我永恒的爱人，你愿给我你的母爱么？我，你的最忠实的孩子！”家中兄弟的众多，幼时母与子的分离，15岁时又只身远离家庭赴北平流浪求学。青年时代又适逢抗战离乡背井，颠沛流离，罕能感受到来自亲人的关爱和温情。他的心是孤寂的，又是对爱有着热烈的渴望的，这种无穷思爱的心性又使他对爱寄予极高的期望，这几乎注定了他以后情爱经历的崎岖不平。与他的性情豪爽、交际广泛可称为“社会活动家”的二哥卜少夫相比，无名氏给一般人的印象是孤傲古怪、落落寡合、言语不多而又自负敏感。他的文风是热烈狂放的，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温和而沉静的。他与文学圈子里的人很少来往、他的朋友或是豪放不羁的军人、商人，或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都有着很浓厚的浪漫气质。
在扬州乡下上了四年小学之后，卜乃夫回到了南京父母身边，进入了中央大学附设的实验小学学习。未毕业又考入南京三民中学（一说五卅中学），但因为拒绝联考，两年级退学，只身到北平开始了他的流浪求学生涯。
北平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那里有国内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有藏书最多的北京图书馆，有一大批学界名流、知名作家在那里，所以北京对于当时的年轻学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抱着希望，从四面八方来到古都北平，来圆他们的求知之梦、文学之梦，来寻找他们的人生出路。这条路上最著名的成功者有沈从文、丁玲和胡也频等等。稍晚的还有姚雪垠。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吉凶难卜的。失望、打击、贫穷、饥饿、疾病始终伴随着他们。初到北京的沈从文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曾写信给郁达夫求援，而郁达夫能给他指出的出路，则是去偷、去抢，否则只好自杀。沈从文在京派文人的扶植下成功了，但这种成功的几率还是极低的。15岁的少年卜乃夫加入了这个群体中，迈出了走上社会的第一步。
北平时代的卜乃夫表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除了在北平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外，他还到北大旁听。但他的主要时间都是在北京图书馆里自修。他对文史哲都有浓厚的兴趣钻研了不少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为了学好英语，他曾下苦功背下一本英文辞典。总之这段时间的苦修，使他获益匪浅，打下了他一生的知识功底。卜乃夫后来曾追述他在北大旁听周作人讲课的情景。当时的周作人在北大讲授日本文学史和日文讲座。他在“五四”时代的声名，使年轻人多对他还抱有一种仰慕之情，无名氏就是慕名而至者。在民国三十四年的冬季，他特地跑到北大去旁听他的课。卜乃夫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周作人做了详细的描绘：“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以下而不算太矮的人，著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那时已逾知命之年，但并没有老态，是个蔼然可亲的长者……他所预备的材料很多，口才也不错，只是绍兴口音很重，虽然他自称为京兆布衣，在古城卜居了二十多年。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语用的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卜乃夫认为正是因为“踌躇病”已病入膏肓，难以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做出决断、摆脱困境，是他日后附逆的重要原因之一。卜乃夫对鲁迅则是非常敬重的，四十年代在重庆有过几次纪念鲁迅大会，卜乃夫都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1939年，鲁迅逝世三周年当时重庆有十四个团体开会纪念他。卜乃夫去采访，记录了登时大会的情况。当时在纪念会演讲者有邵力子，胡风、潘公展、王平陵等。比较有趣的是王平陵的演讲。因为王与鲁迅有过一些笔墨官司。王平陵所写的一篇文章《最通的文艺》对鲁迅有所讥讽，鲁迅回敬了一篇《官话而已》（这两篇文章都收入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卷四《伪自由书》里）。所以卜乃夫不无幽默的说：岁月流逝，曾几何时这位文艺界的劳来先生，指王也公开演说劝大家学习当年文敌的不妥协精神而向前奋斗“这更昭彰的证明了先生的伟大！”
北京的这段生活，对卜乃夫来说是终身难忘的，是值得怀念的。40年代，他在重庆的凄风苦雨中，又怀念起当时已沦入日本魔掌之下的北平：“听着那沉郁的雨声，我不禁想起北平的大风沙之夜公寓里的温炉暖火。入冬之后，那座荒凉的城虽少雨，但夜长风沙大，最容易令一个江南客联想起雨声的。可是我的心突然抽紧了。我们不难想象，经过残酷的搓揉与压榨，这个有灵魂的大城的面貌现在是变的怎样可怕的歪扭了，那冷冷的废宫门口的冷冷的跛石狮子，夜半也许在偷垂冷冷的泪”卜乃夫用诗的语言向人们描述他梦中的北平印象：“首先必须在我们面前铺砌一片金碧辉煌的琉璃瓦，一片懵腾腾如黄雾的风沙，一棵棵没有尽头的古槐，一群群灵活的燕子似的自行车”在缠绵的追忆中，卜乃夫忆起了宣武门那头的那家有着浓烈的塞外风味的饭铺，那座北海旁的北塔，金螯玉鸫桥想起了北平那悠长的夏日：“一根槐蚕的游丝在长长的夏日中拖得长长的长长的”最后作者表达了对这座“五四”以来有着光荣的历史的古城的期待；“三十年来，这座古城是与每个进步事象同呼吸的。在古城的衰老的身上涂染过数不清的猩红鲜血与酸辛的眼泪，埋藏着无数善良的热情语句与悲愤的吼声。不要看轻他是如一株老树样衰颓而佝偻了，时候来了正与过去许多次一样，这株老树会变成一条年轻而愤怒的红龙，周身满涂红血，它将引颈长啸发出令统治者发抖的咆哮！我们期待着这伟大的咆哮！”这首优美而又高亢悲壮的散文诗，当时曾在电台上播出，轰动一时并被选入了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
无名氏自幼喜爱文学，16岁高中快毕业那一年，曾写了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及其他短篇小说载于刊物。翌年起更在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及北京南京刊物上写稿，借笔耕贴补生活。甚受《小公园》副刊编辑赵惜梦的爱护。但这段时候，卜乃夫的文字还非常稚嫩，直到1937年写成的短篇小说《崩溃》，文章才大体成熟。这篇小说也是收入《无名氏全书》的第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主要表现的是一种先觉者孤独和反抗，颇近于“莽原社”诸人的作品，张扬的是一种对于黑暗社会的激进反叛情绪。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无名氏的思想这时还没有定型，但左翼思潮对他还是有着相当的影响的。他当年拒绝中学联考，离家出走的动因，就与当年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李季的三巨册的《马克思传》对他影响尤大。据他晚年的回忆：“从乐育中学时代起，我思想开始左倾，到了三民中学，左倾达高峰。这才反抗联考、罢读。赴北京那年秋天，我又念俄文专科学校，这更证明了我的‘左’。在图书馆看了上千本书后，它们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马列一派书，也有胡适的书，也有张东荪的《唯物辩证法中检讨》的巨书。这样我原先的左倾思想便取得自由派的平衡。感情上我左倾，理智上我对左派和自由派则保持客观研究、比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年卜乃夫刚满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他离开家乡，积极投身到了抗日战争这一民族求生存的神圣战争中去。后来随战事的推演，辗转到了重庆。重庆这座雄奇美丽的山城，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在重庆，卜乃夫先后出任艺文研究会编译员，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干事（审查员）、香港《立报》、新加坡《星报》、爪哇吧城《新报》驻重庆特派员和重庆《扫荡报》记者。他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些了大量的关于抗战的新闻报道。颇受当时新闻界同行的重视。同时他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散文诗《薤露》、《火烧的都门》等激昂慷慨的抗战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当推献给八一三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的《薤露》全文洋溢着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激情一种对死难将士的热烈的爱和对侵略者的强烈的恨，当时曾在电台上向全国播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他在文学界真正立足成名，则是在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3年的大后方，《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使他一举成名。而他发表这两篇小说使用的笔名“无名氏”，则一直沿用到他去世。
与徐相比，卜乃夫是一位入世较深，生活态度也更积极、执著的一位作家。从他的小说处女作《崩颓——素描尼采的最后画象》所表现出的情感倾向来看，他隶属于五四时期个性反抗的文学传统。虽然这种文学在“红色三十年代”已是强弩之末，被左翼文学挤向边缘，但还有“莽原社”高长虹一类的作家在坚持这种对社会、文化的“超人主义”的蔑视和批判，无名氏和他们应该可以说是情趣相投的。小说所写的是尼采入疯人院丧失理智之前最后阶段的那种心理意识活动。在经历了大寂寞、大苦痛、大绝望的人生之后，尼采变得“酷爱黑暗，它里面泛滥着晔晔的芬芳，洋溢着天鹅绒似的温暖，辐射着幽秘的紫色火焰，他竦惶的但不可抗拒的拥抱它，每枝血管幽咽着一泓甜静……”这种对黑暗的酷爱实质上是对一种死亡的宁静的渴望。他并不是一位出于天性的“爱黑暗者”，只不过是因为“光明于我何所有——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来，未来的未来才是我的哪！”在他所预言的虚无缥缈的超人时代到来之前，他只能永远待在这种精神的黑暗之中。这种孤独的先觉者的痛苦在五四一代人那里是深刻地体会到的，因此他对于时代社会的诅咒也就能引发一代先觉者的情感共鸣。无名氏在这里集中渲染的也正是这种不被理解的先觉者的愤怒：他（尼采）从未这么气愤的憎恶过一切：这比北极还冷的社会，比金钢钻还顽固不化的“学者”们，比驴子还愚蠢的知识分子……他喃喃恶詈着基督、瓦格纳、野蛮的德国文化界，欧洲的阴柔主义——然而，他感到空前绵延迤逦的寂寞。无名氏这种同尼采相通的个性反抗情绪很快因抗战的爆发而转向。抗战开始，无名氏正是20岁的青年，他热情地投身到了抗战激流之中，创作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抗战文学。最典型的当属他的长篇散文诗《薤露——“八·一三”三周年谨献给全体死难将士之英灵》。这篇散文诗首先在国民政府的中央电台播出，产生过广泛影响，以至于到60年代，台湾要拍淞沪抗战的影片，还有当年的热心听众力主采用这篇散文诗作为电影的画外音。这篇散文诗所表现出的对抗战烈士的感情是非常真挚动人的：“你们，中华大地的儿子，争祖自由的战士。你们，最最忠勇的，最最善良的，最最亲爱的，清静静的，静静的，静静地安息在地下。地下是刻骨的寒冷，千种的凄清，没有路，没有光，没有城市与山林，没有野蛮与文明，长年陪伴你们的，紧紧拥抱你们的，只有黑暗的泥土”。这种对于死亡之后的可怖景象的想象，恰恰从反面映射出了生命的美好，人间的可爱。而这正是卜乃夫这篇祭悼文的独到之外，从热爱生命的立场上反证出自动地献出生命的死难将士的牺牲的伟大。“坚贞的中华之子，牺牲的象征呵！你们是以牺牲为欢乐的源泉，所予的何其多，所取的何其少？当你们还未走到地下，而奔驰于大地时，你们就戴着牺牲的冠冕，穿着牺牲的衣服，从迤逦数千里的长白山起，到旖旎的海南岛上，无休止的流着血。月光是恁般婵娟，海水是恁般绮丽，玫瑰是恁般芳香。为了祖国的青春，民族的青春，你们抛弃了自己的青春。世界是恁般芳香，你们都是年轻的，岂不知在绿幽幽的篱墙下，有软绵绵的温柔手臂在期待刚强的一握？然而，你们拒绝了，为了祖国”。它与抗战八股文的区别所在，就在于它立足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立场之上来看待“牺牲者”，他没有把这些死难将士拔高或贬低到一种生就是为了死的没有人的情感和属性的兵蚁的位置，没有停留在满足于以杀身成仁来概括的道义化的人生意义上，而是把他们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一样年青的生命来对待，在他们还没有享受到人生应有的快乐和幸福的时候生命就戛然中止了，这种不正常的死亡所带给人的悲感就要比自然死亡要沉重得多，因而也就更是有一种生命的悲剧意味。惜乎这种表现出对人的悲悯、同情、理解的文学在此后众多的表现牺牲者的战争文学中几乎曲终奏雅了，在解放后的战争文学中，我们只能在茹志鹃的《百合花》中朦胧地感受到作者那种掩抑不住的生命的悲感，它是由一位18岁的小通讯员的死引发的，虽然那是一个对人性、人情讳莫如深的年代，但面对一个热爱生活的青春生命的死亡仍不能不叫人为之动容。从人性人情的角度来叙事、抒情，别现时代生活中的个人感受、个人体验是卜乃夫小说区别于当时主导文学倾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前期小说《海边的故事》、《日耳曼的忧郁》、《露西亚之恋》都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但却都超出现实层面表达出一种浪漫主义的个人情感，通过一种独特的个人命运，个人情感经历来揭示一种人性的普遍状态。《海边的故事》从写实层面上来看写的是一位抗日志士在东北的坐牢经历。但作家的兴趣所在显然不在于反映现实、塑造人物，而是写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以及失去自由所带给人的巨大痛苦。主人公李因宣传抗日被送进监狱受尽折磨，但他却顽强地忍受下来，从没有掉过一滴泪。但当他被关了三年之后第一次被放出来到监狱门口去拔草时，他却被门外的美好的春天景色所震撼，扑倒在草地上，完全丧失了情感自制能力：他像最虔诚的基督教徒看见灵幻的耶和华站在云端似的，不能抗拒的匍匐到青草上面，吻着青青的草与草下面的泥土，这是人们的泥土，而我不过是一个被抛弃在撒哈拉沙漠上的囚徒……我狂吻着，我狂吻着，眼泪不由自己地冲泻出来，潺潺如清泉，冲泻出来，不断冲泻出来，我哀伤得眩晕过去。他被狱卒痛打了一顿，骂他装病不做工，将他又关进了牢里。他在牢里写出了一首歌颂春天的长诗，这首长诗被发现送到了管理囚徒的科长那里。他准备好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但这位伪满官吏竟也为这首长诗所感动了，他眼圈发红对李说：得，我这一遭不处分你，以后你可得特别留意，别再写这一类玩意儿，你该明白，一个囚徒是没有春天的，是的，囚徒没有春天，没有春天。
小说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硬汉子的情感隐私（三十多年来的惟一一次流泪经历）来揭示自由对于人的可贵的，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中华民族抗战的意义，个人自由和民族自由在无名氏这里是完全统一的。《露西亚之恋——一九三二年发生在柏林深夜的故事》是一个未完成的长篇片断，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在于它写出了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白俄对于俄罗斯母亲的那种深沉的眷恋和怀念。小说中的主人公金随东北抗日义勇军流亡到了德国，在一个深夜来到一家俄罗斯流亡者聚集的咖啡厅。这些俄罗斯流亡者听说金是经俄罗斯来到柏林，纷纷向他询问故国的情形。他们关心的不是政治是非这样的重大问题，而是一个个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如莫斯科郊外的草发芽了吗？街上卖花女郎还和从前一样多吗？伏尔加河早开冻了吗？政府发的面包够不够吃？等等，正是这些提问直刺入同是流亡者的金的心中，使他流下了眼泪。这种思乡之情是埋藏在心底和血液中的最内在的感情，它足以融化一切政治上的歧见，而沟通同属于一个文化血缘的民族感情。相对而言，《日耳曼的忧郁》就写得不太成功，它是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排犹主义”的，由于这种创作意图太明显，以致小说情节就成了对主题的图解。它写上海一家德国公司的总代理培尔因妻子是犹太人，迫于国内法西斯分子的压力，不得不与深深相爱的犹太妻子离婚。妻子不愿连累他，答应离婚，但不久自杀。他感到极大的良心上的负疚，最后也自杀身亡。令人感到突兀的是，无名氏将这个事件最后归结为西方文化的衰败，奇怪“那个蓄着卓刻林式的小胡子的日耳曼英雄，为什么不学学神秘的中国人呢？”这自然与斯宾格勒的那本《西方的衰落》的书有关，年轻的无名氏认为“当代一个最伟大的德国预言家说得最中肯：西方已经开始凋落了，人们应该把视线射到古老的东方来！”法西斯主义并不能代表西方文化或者说它代表西方文化中的自杀冲动，西方文化自身尚有抗衡它的宗教传统，它至今也没有显示出它的被预言的“凋落”的衰象来。而无名氏则出于一种东方情结过分看重了斯氏的预言。但斯氏的这本书也催发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摆脱或减轻了“全盘西化论”所带给中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开始在抗战这样的艰难岁月中，倡导中华民族的“战时文化重建运动”。
可以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问世前的无名氏的创作基本上属于一种“时代写作”——“抗战文学”，无名氏是以他的创作尽到了他对于时代、民族的责任的。但他逐渐不满于这种紧贴时代的写作方式，认为其中缺乏真正的美的质素和恒久价值，与他的个人性情也不太契合。他的兴趣开始转向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爱与美的探究，个人性的浪漫主义传奇以及其超现实的奇幻色彩吸引了他注意力，于是就有了《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的转向。这个转向不是一次上升、更像一种回落，回到一种人性的、世俗生活的基点上来进行超越，这种回落使他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这并非是他的本意，他只是籍此找到了一种新的上升的依托，所以后来才有他的《无名书》六卷的再一次飞跃。
从个性气质上看，徐和无名氏有较大的不同，徐倾向于理智和感情的协调平衡，较少狂热，不走极端，更接近于中庸平和、温文尔雅的绅士作风。而无名氏则更为热情、更为狂放，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和浪漫激情，一旦他选定一条道路，认准一种道理，就会义无反顾、无所顾忌地走下去，百牛莫挽。无名氏具有一种西方积极浪漫主义的英雄气质，他与徐地相同之处，在于两人都持一种“爱与美”的人生理念，但徐的中庸式的自由主义立场，使他缓解了与外部现实紧张和对立关系；而无名氏的道德理想主义激情却是他强化了与现实对立和冲突，后来最终以他的《无名书》六卷，改变了他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等给人们留下的主情、唯美、优雅、浪漫的审美个人主义形象。
第二章 “夜”的神秘与“灵虚”之美
时代之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已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者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获得到达他自身本性的所有权。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藏起来了。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
我期待人静，我期待天黑，我期待灯灭，我期待混沌的宇宙复归它原来的死寂，我生命在黑暗中曾经清楚，在这希奇的光明中反而叫苦。
——徐《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