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名书》的东方式的美学救世主义（儒学“天地境界”实一审美境界，所谓“孔颜乐处”、“礼乐世界”即指此义）内部仍潜伏着巨大的矛盾，人的解放过程，按照审美救世主义者的理解就是美感不断突破压抑性的防线求得实现的过程；就是手段不断变为目的的过程；它不是革命，但可以比革命更好地实现人类理想，因而是不流血的最好的革命方式。但是它在实践上却是软弱无力的，正像无名氏自己所说“内圣”难以开出“外王”来（虽然他反对的就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外王学”）。而且这种审美救世主义把社会政治问题归因为个体文化心理问题，以为凭着每个个体的顿悟，觉解就可以救世、救人，这就成为一种天真、虚幻的乌托邦的幻想。任何个人心理问题也都与社会问题有关，甚至直接就是社会造成的、决定的，无视社会的改造而去片面期待个体灵魂的拯救，显然无法实现它所承诺的社会理想，它只能作为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而存在。但是“乌邦托并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与人类一样长期存在下去的事物。”实践一种乌托邦理想将使人付出惨重代价，抛弃乌托邦理想同样将使他付出另一种代价，它是一种对“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的忽视。解决之道在于将“知识”和“信念”分开，将“政治”和“审美”分开，“将恺撒的还给恺撒，将上帝的还给上帝”，不以现实取代理想，也不以理想取代现实。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乌托邦，本身是无可归罪的，它至少指代着一种人类社会的超越的理想，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它可以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而存在，超越具体的政治行为而指向人性的圆全这一更为持久，永恒的目的。然而马丁·路德说过：“世界是不能靠念珠来统治的”，“宗教”“哲学”“审美”改良世界的能力毕竟有限，因而对世界的“武器”的批判，仍是必不可少的。改造社会的“解放”和人生的“觉解”、生存境界的提升，是无法互相取代的。审美主义由“淑世”进而为“救世”，就会导致片面夸大“意识”的作用、“觉解”的重要，造成一种审美一元论的心态，并助长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改造”与“悟道”在《无名书》中的二元对立，暴露出作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局限。它基本上延续的还是五四以来从思想文化途径入手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化决定主义思路，这也是儒家文化的传统。20世纪的中国由对“文化决定”论的信仰、再到对“无限革命”论的依恋，直至终于意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异常艰难曲折的过程。
从世界20世纪文学的发展趋势来说，《无名书》也是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不合时宜之作。二战之后西方出现的大都是“反乌托邦”之作，时代已非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时代，人的生存的“荒谬”性，似已成为不验自明、无须讨论的真实。“上帝已死”、“康德”也已经过时了，19世纪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理想主义的道德观在他们心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开始尝试：“当人不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当小说与全面的真实不再可能相吻合，当真理不再是可能的”时候的写作方式，“力图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驾临于企图把它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释之上，不管是感伤的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西方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阶段，在解构的路上越走越远，但人类生存价值重建的问题却显得越来越迫切，《无名书》在这方面也许会提供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虽然一种“普世”的信仰的出现，于情于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现代人类在某些影响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上，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大行其道之时，一些具有建构倾向的文化理论也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无名书》的努力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提醒人们在“解构”之外，进行道德、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五章 《无名书》“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观与“宗教审美主义”
他们（超现实主义者）根本不承认自然是与人为敌的，而是猜想人本来掌握着使其与自然保持密切相通的钥匙，自从这些钥匙丢失以后，人就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固执的试验其它并不合适的钥匙。
——安德烈·布勒东《谈话录》
我所准备写的一本大书，其整个姿态，就是舞蹈与建筑的化身。它具舞蹈的流动性及凝定性；在某种程度，又有建筑的坚硬性、浮雕性、沉着性。在舞蹈的开展中，生命乃显示河流，平静的与骚动的波浪：光影、明暗、错综、凸凹。
——无名氏《淡水鱼冥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