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需要一种负重的精神，需要一种禁欲式的苦行，因而一切与伟大的目标无关的娱乐、享受等都应被摒除在外，出于这样一种纯而又纯的“清教徒”式的虔诚信念，40年代在延安的王实味曾专门撰文《野百合花》，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所谓“舞曲金莲步，歌啭玉堂春”予以批评和讥讽；并私下扬言恨不能用手榴弹来对付这种在“艰难时世”中的“找乐子”消遣的行为。他将此视为是对于“理想”的背叛，对于“时代”的背叛。王实味可以说是其时代的某种精神的极端化代表，只不过他已经极端化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以一种苦行者、清教徒的戒律来生活，将全部生命寄托于其信仰之上，因而完全拒斥作为人的世俗生活、物质享受的一面。这是其时代一位典型的灵魂负重者，尼采所说的那种“骆驼型”的人物，他的身心已完全被他所担负的沉重的责任和使命感占据、压倒了，而且他还要求别人都像他那样生活。整个20世纪的大革命时代所推重的也正是这种“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革命者的道德人格，如中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党领袖刘师复也是这种传奇式人物的代表，他在“反清”革命中因为用炸弹去炸满清大员，失去了一只胳膊，民国建立后，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所认定的主义、理想。他以这种近乎“完全”的革命者的“人格”，受到他的同志的高度尊崇。一生强调“介入”和对于时代的担当的萨特曾以自嘲的态度调侃过自己的负重心态：“全人类都已酣然入睡，只留下我为他们站岗放哨。”20世纪是一个严峻的世纪，时代需要这样一种有理想、有担当的人生态度：为人类的生存、理想的实现可以并且应当付出个人的一切，直至生命。这是沉重的时代所赋予人的一种沉重的负荷，它甚至成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事情。所以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在去国之前给身处沦陷区，首鼠两端的知堂老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仍殷殷以“居士自会分清重与轻”相期，希望他能“飘然一杖南天下”，以民族大义为“重”，以个人生活为“轻”，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负重的选择。
1937～1945年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场神圣的战争。“抗战”成为那个时代“重”中之“重”，中国动员了全部的精神与物质力量来进行这场为民族求生存的神圣战争，文艺也成为这种为抗战进行精神动员的最重要的手段。何为“抗战文学”，并不是抗战八年期间所出现的文学就可称为“抗战文学”，抗战文学有它特定的内涵，正像当时人们定义的那样：抗战文学应直接描写抗战与民主斗争：“要用铁的笔，蘸着鲜红的血，在大众心头着力刻画，使每一个人都怒吼，暴跳，这才是抗战的文艺。”所以抗战文学应该是对抗日战争中重大事件的记录和反映，抗战时期的每一重大战役如卢沟桥事变、淞沪战役、台儿庄大捷等，都成为抗战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事件的文艺性和文艺的事件性。是抗战文学的一大特色。为抗战而牺牲文学的独立性是时代要求文学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也使文学主动地承担起了服务于抗战的责任，这似乎是不可违逆的时代趋势。所以梁实秋在抗战初期，一露出”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苗头就受到文艺界的痛诋、挞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西方，因为没有如此深厚的”文以载道“的传统，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文学与政治、道德领域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领域，文学写作完全成为个人的事情，所以社会对此也没有什么整体性的要求，因此在同样卷入战争的英、美等国家，并没有出现像中国抗战文学这样的景象。梁实秋的文学观点在西方看来大概是一个不辩自明的事情，但在中国却大成问题，这与国家卷入战争的程度也没有多大关联（二战时期英国并不比中国轻松多少），它主要与作家的文化心态、文学理念有关。苏联与中国有些相似，是因为苏联已完成了对文化的大一统的改造，而中国现代主导文化走的正是苏式的”主义政治的文化一统的道路。
然而由时局的危殆所形成的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抗战文学局面在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之后，情形有些松动。美、苏的卷入战争特别是美国的对日宣战，直接影响着二战的进程，特别是对孤军奋战、独立抵抗日本侵略者达六年之久的中国军民以极大的精神上的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及其力量的壮大，使人们已可以预感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徐在《风萧萧》中曾这样描述珍珠港事件：“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发生了……它波动了社会，还扰乱历史和地图，自从抗战以来，它重新估计了我们民族流血的意义。”中国从此成为世界民主阵营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与英、美、苏并称抵抗法西斯的四大支柱。国际地位也明显上升，42年英、美就宣布废止了他们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绷紧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被战争中断的一些问题开始重新受到关注。42年之后，大后方的文化界出现了一个建立在“多难兴邦”的信念之上的文化繁荣局面，这个“战时文化重建运动”一时有“东方文化复兴”之称。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的《人心与人生》等，多出版于这个时期。“战国策派”这种文化、文学流派在此时也非常活跃。作家也大都放弃一些宣传性的短制，而进入长篇小说创作。如老舍开始写《四世同堂》，巴金开始写《寒夜》，沙汀写《困兽记》，路翎开始写《财主的儿女们》等等。延安等解放区文学在经过“文艺整风”后，表现阶级斗争的政治倾向开始成为主导倾向，后来影响甚大的歌剧《白毛女》，就出现于1942年，已明显疏离了“抗战文学”的主题。在这种形势之下，国统区的大后方文学也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共生的繁盛时期，所以方形成了“43、44年”的所谓“徐、无名氏年”（《风萧萧》在《扫荡报》连载引起轰动，《北极风情画》在《华北新闻》连载引起轰动），徐和无名氏就是在这种整体紧张的战争的“间歇”中，发表出他们的代表作并一举成名的。徐和无名氏小说的意义，主要在于它使在极端环境下被时代话语的海洋所吞没的个人话语再一次浮出海面。
文学是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一个中介形式，它一头挑起私人性，一头挑起公共性。只有公共性的文学是一种一元论基调上的文学，它没有“私”的成分在内，“私”是在代“公”立言。按哈贝马斯的说法，这是一种前现代封建社会的代表型公共领域的产物。由代表型公共领域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转变，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点就是公与私的分化，个体性和公共性并存于世。前现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是一种“一家独尊”话语，而现代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要求的则是公开、合理、讨论的多元话语。独断性的话语在现代让位给了平等对话，多元共存。文学史家都高度评价五四运动，认为它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但五四时期的个人尚属于一种情感型和行动型的“个人”，对真正的“个人”的意义尚缺乏一种理智上的反刍和内省，所以这种“个人”地位得之易，也失之易，时代风气一转，“个人主义”就成了“万恶之源。”这大概可以说是个人主义在中国的“知难行易”命运。徐和无名氏的个人观念是经过反刍和内省的个人观念，是经过强烈的自我怀疑、自我负疚之后仍不能放弃的个人观念，因此他们比前者就更多地触及到了“个人”观念的真意，消极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的意义，这使其在个人观念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觉醒。他们力图用文学帮助个人确立一个真正属于私人的领域，这个领域是众多私人领域的一个，而且和其他私人领域保持着相对独立性。文学帮助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确立起自我意识，使个人意识到自己是私人领域的主人，个体应当有自己的主体性。浪漫主义对自我的强调可以说是帮助个体确立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的最有效手段。但个体的自我认同又不仅局限于建立自我的主体性和捍卫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而是要在自我确立之后去和自我之外的他者建立起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自我认同可以说是双向的，它包含自我与自我认同，也包括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个体永远都是处于这样一种双重关系当中，即既自我关怀，又关涉别人。自我关怀的目的是为了关涉他者，关涉他者反过来又加强了自我关怀。因此，即便是最内在的私人主体性也都是和他者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公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个人性话语与时代社会话语并非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它也应是构成社会性话语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