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既同愈。谓公扈、齐婴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与体偕长，今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于是公扈反齐婴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识。齐婴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识。二室因相与讼，求辨于扁鹊。扁鹊辨其所由，讼乃已。
——《汤问》
“古句新解”
鲁公扈和赵齐婴两人有病，一起请扁鹊医治。扁鹊为他们治了病，他们一起康复了。扁鹊对公扈和齐婴说：“你们以前所害的病，是从外面侵入腑脏的，用药草和针石就能治好。现在你们有生下来就有的病，和身体一同增长，现在为你们治疗，怎么样？”二人说：“请先说说我们的病症。”扁鹊对公扈说：“你的心志刚强但气质柔弱，所以谋略多却不果断。齐婴心志柔弱但气质刚强，所以谋略少而失之刚愎。如果把你们的心交换一下，那就都好了。”扁鹊于是叫两人喝了毒酒，让他们昏迷了三天，剖开胸膛，取出心脏，交换以后放回去，给他们吃了神药，醒来以后一切和原来一样。两人告辞回家。于是公扈回到了齐婴的家，并占有他的妻子儿女，妻子儿女却不认识他。齐婴也回到了公扈的家，占有他的妻子儿女，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他。两家人因此打起了官司，求扁鹊来分辨是非。扁鹊说明了此事的原委，官司才得以解决。
道家的寓言往往是真假掺杂，有时候有其人无其事，有时候事有传闻却未必可信，年代久远之后常常变成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的东西。关于古代的医术，什么扁鹊、华佗之类被传得很神，按理说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只是当代有很多人死活不信，不过这不是现在要谈的话题。不管《列子》这故事是真是假，总之是举出了一种极端例子来说明人的形体与心灵一旦分别对待，我们平素所说的真和假就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在这个话题里，我们固然可以忽略在先秦是否真能成功进行这种外科手术，但是我们无法忽略手术的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实质到底在哪个部位？按照汉语词汇，这个实质我们叫心灵、叫心性或者干脆叫心，只要能和人体部位挂上钩就是用这个“心”字，绝没有说肝说肺的。但是，现代科学知识又告诉我们，人的意识信息全部贮存在大脑中，心脏不过是循环系统的核心部件。汉字中虽然也有“脑”这个字，但古人却从来不说“脑子聪明”，只说“心灵手巧”、“心明眼亮”，这就怪了，那个能混淆我们究竟是谁的部位到底在哪里？
明朝末年，有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名叫艾儒略，他在亚洲呆了近四十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死后也安葬在福州城外。老艾的语言天赋非比寻常，在中国呆了没几年居然就能用文言文写书了，除了做他的本职工作——宣传天主教之外，他的著作中也有不少是介绍西方的科技、哲学和地理的，《职方外纪》一书在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中国之前就一直是中国人了解欧洲地理的基本书籍。老艾写过一本叫《性学桷述》的书，这个“桷”字，读音用法和“粗”字基本相同，现在的中国人一多半不认识这个字，老艾的汉语水平由此可见一斑。这本书也是以传教为主题的，不过书中也提及了一个令这位学贯中西的明白人百思不解的问题：西方人说大脑管记忆，中国人却说“心为灵君，万念皆生于此，从来诸子百家未有言脑为涉记者”，就连他自己这本书的一个章节也叫做“记心法”而不叫“记脑法”。想来想去，老艾提出了一个谁也不得罪的说法：心有血肉之心和知觉之心。在胸膛之中那个是血肉之心，知觉之心则遍布全身，不过其核心在心口处罢了。在很多时候，你想谁都不得罪，得到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理你，老艾就是这么回事，堂堂一个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先驱，提出了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硬是三百年没人搭理，基本上就没人知道他说过这么档子事。
1967年，第一例成功的人工心脏移植手术宣告扁鹊的神技已经被变成了现实，四十年来，很多人通过这种日趋成熟的手术延长了生命，但是，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现代版的公扈齐婴式的纠纷。一个名叫西尔万娜·佩斯卡的美国女子上法院状告给她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医生大惑不解，因为手术做得相当成功，病人恢复得也很好，自己实在没有理由成为被告。到了法庭之后，他才搞清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例手术的心脏提供者是一个跳楼自杀的殉情者，本来西尔万娜并没有很在意这一点，只是明显感到自从换了心脏之后，她一下子从过去的开朗热情变得郁郁寡欢。
作为咖啡馆的招待员，顾客一看到她那沮丧落寞的样子，都纷纷改坐由别的招待员服务的桌子，咖啡店老板对此也抱怨连天，声称要炒她的鱿鱼。最离谱的是：她越来越有一种想爬上自家住的那栋高楼往下跳的欲望。后来，她从护士那里知道了自己这颗心脏的来源，便有了这么一场奇怪的官司。类似的报道能够找到很多，中国最近也有一起，为此还做了个电视专题，说一个东北老人接受了一颗年轻人的心脏，此后的性格、习惯都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这样的现象随着实例的增多而变得似乎无可置疑，但其中的道理却令人莫名其妙，很多研究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此，并提出种种理论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但也有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已经做过约900例心脏移植手术的美国斯坦福医疗中心的约翰·施雷德教授认为，移植器官会导致供体的生活代码化体验同时传导给受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很可能是个心理问题，上述病人的那些说法不过是他们的想象而已。
然而，如果没有什么专业程度极高的推理过程作支撑，这种说法几乎就是遁词。一般情况下，患者未必会事先仔细了解供心者生前的基本状况，本来就与之相熟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说他们接受心脏后由想象或自我暗示而使习惯、性格发生改变，那又如何会准确地与供心者生前的特征异常相似呢？二者之间唯一的交流、沟通就是一颗心脏，那么，谁能不怀疑心脏是一个承载着大量信息的器官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机理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这样的事情会让人生出另一种困惑：我的“根”究竟在哪里？哪个才是“真我”？如果说公扈和齐婴的故事只是纠缠于“心”和“形”之间的真假，那现在的问题就更加令人尴尬了，西尔万娜固然是在本来的形体上安装了别人的心，但是，此时的她仍然对此大为不满，甚至由此争讼，那么，这个西尔万娜究竟是谁？如果形随心变，换了心脏便是换了人。此时的西尔万娜应该就是那个殉情者，怎么会因为郁郁寡欢的性格和自杀的倾向而不满？会对此不满的只能是原来的西尔万娜而绝非殉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