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以来，萨特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活动。
人们总是看到他出席集会，发表讲话，签署声明、宣言、抗议书、出庭作证、递请愿书、会见记者、上街游行示威，会见左翼分子等，似乎他的主要精力已经不在于写作著述了。
因此，当1971年5月，萨特研究福楼拜的传记《家庭中的白痴——居斯塔夫·福楼拜》第一、二卷映入读者的眼帘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个问题：这位天才兼斗士是如何能够一心两用：一方面马不停蹄地投入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却从最深的层面研究了一个19世纪的人物。
而不到一年，1972年，《家庭中的白痴》第三卷出版，前后3卷共2800多页，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文艺评论巨著。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创作力竟然如此之强。
其实，《家庭中的白痴》并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福楼拜一直是萨特最为敬仰的一个作家，还在萨特五六岁刚刚学会阅读的时候，他就对福楼拜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他曾反复20多次地阅读《包法利夫人》的最后几页，到后来竟能整段地背下来。
而且，福楼拜从10多岁就开始的创作生涯，一直就鼓舞着幼年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再一次细读了《包法利夫人》，对它有了更深入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他重读了福楼拜的另一本著作《感情的教育》，深受启发，并连自己的成名作《恶心》中的主人公名字洛根丁也很接近于福楼拜作品中的某些人物的名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进行了大量阅读，其中包括四大卷福楼拜的书信集，他发现：这位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个胜利者，也是个失败者；他不仅是可敬的，也是可怜的，乃至可恶的。从此时起，萨特就萌发了以后要写一部他的传记的念头。
此后，萨特对于福楼拜的分析一直延续着，在《存在与虚无》中，他曾用一段相当长的篇幅拿福楼拜做例子来反对传统的心理学，并建立了“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重新评价福楼拜的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意义，但并没有认真地着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1956年，法国共产党文艺评论家罗吉·伽罗第邀请萨特进行一次比赛，分别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一位著名人物，从而比较两种不同方法的优劣。萨特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福楼拜，这才促使他正式决定开始着手写福楼拜的一生。
1957年4月，《现代》杂志宣布萨特即将发表论述福楼拜的文章；接着在同年7月和8月，该文才最后确定以《家庭中的白痴》作为题目。但经历多年，萨特一直未能真正完成。这也说明了他本人在应用存在主义原则和方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
1960年后，萨特又反复多次断断续续地写论福楼拜的手稿，并强调他的批判方法是两方面的。
萨特说：
一方面要论证福楼拜如何通过他本人来使他的作品特殊化；而他的作品又如何把他本人普遍化；另一方面，要论证我们观察和分析人物和历史事物的理论基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
1964年，萨特又对记者佳克林·比亚杰说：“我研究福楼拜是因为他恰巧同我正相反。人们往往必须批判那些反对他自己的人。”
至1966年，萨特经历了多年的斗争和反复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决定通过全面批判福楼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并宣告同他所痛恨的“资产阶级社会”做最后决裂。
到此，萨特对福楼拜的研究才进入了哲学方面的深入。
因此萨特说：“《家庭中的白痴》其实花了我10年工夫，可以说，从《阿尔托纳的幽禁者》之后，我就致力于这部著作。”
《家庭中的白痴》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是萨特最富诗意、最狂热、最重要的评传，它的产生是福楼拜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萨特是一位对各种体裁都能驾驭自如的作家，在小说、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他都收获不菲，但直至此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他也是一位为人作传的大家。
另外，萨特还为两个人特写过传记。
第一部传记是写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是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之一，他的名作《恶之花》发掘了恶中之美。是他首次把丑恶当作一种现实的存在方式和审美对象，而不仅仅把它看作道德谴责的对象，从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审美态度。
被萨特选择为之作传的第二个人是当代法国著名诗人、戏剧家让·热内。
让·热内是文坛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与萨特有过一段短暂却亲密的友谊。早在1944年，经过几次接触后，萨特被这位天才作家迷住了，他们成为了好朋友。
1948年，当热内因再次触犯刑法而被判处流放时，萨特联合其他著名作家为他发动请愿，而终于得到了总统的特赦。不久，加利玛尔出版社准备出版热内作品的全集，热内请萨特为这套全集作序。没料到萨特一提笔作序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写成了一本长达600多页的《热内传》，成为热内全集中的第一卷。
在《家庭中的白痴》中，萨特运用精神分析调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一种特别精细的阅读方法显示了福楼拜是如何反映了他所处的环境、时代以及阶级的矛盾，从一向被人忽视的福楼拜年轻时代的草率作品以及信件中，萨特发现福楼拜精神、性格上的两个重要特征：被动性和歇斯底里症。
福楼拜有一个极为盛气凌人的父亲和一个缺少母爱的母亲。父亲认为福楼拜智力低下，是个“白痴”；而母亲虽然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因为希望生下的是个女儿而对他毫无热情。这既造成了福楼拜的被动性，也形成了他对于自己身份的匮乏感。
萨特认为，福楼拜这种精神病症是时代的结果，他的不幸童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矛盾，它们都是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异化的产物。正是19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的客观环境及其意识形态，以及福楼拜童年特殊的家庭生活条件，决定了他选择想象性的创造行为，从而成为了一位作家。
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多少有些反对他写福楼拜，因为这是“一个天才在一件资产阶级的傻事上白费心血”。他们更希望他去写一部为人民构思的长篇小说或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专题论文。
萨特理解这种观点，但有自己的看法：“从内容上看，我写这书似乎是在逃避现实，但以我写这书运用的方法看，我觉得自己是同现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萨特一直抱着这样的宗旨：“不论历史的特定时刻和社会、政治的环境怎么样，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关于福楼拜的研究对达到这个根本点应该是有用的。”
当《家庭中的白痴》正式出版时，法国国内外形势依然动荡，社会改革正着手进行，但左派中的一部分人远未得到满足。他们想通过冷静地总结经验，准备一场新的战斗。
萨特支持这些准备继续斗争的左派青年，他也总结说：“五月学生运动的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而是想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去夺取政权。”
萨特自1970年4月担任《人民事业报》主编，从那时就发明声明说：“全力支持那些论证在群众中实行暴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文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革命的性质。”
自学生运动之后，法国的左派分化成两大派：一派继续坚持革命活动，主张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另一派则走上绝望的道路，悲观、迷惘，觉得现实生活不合理，但又没有别的出路。甚至还有一些人则从极左转向极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
萨特是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而且他的社会活动没有局限于反对本国非正义社会势力的斗争。他同时支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争取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斗争。
1971年4月，萨特获知古巴政府逮捕诗人赫伯多·巴迪亚时，他立即发表声明，宣布与卡斯特罗断绝友谊。
同年10月，萨特与安德烈·格吕克曼发表谈话，评述由《人民事业报》所组织的法国工人斗争的情况和基本问题。同时，他又在《我控诉》刊物上发表题为《为人民的正义性》的文章，再次表明支持左派斗争的决心。
萨特还同左派分子一起下厂下乡，到工农群众中去。
1972年2月，萨特到雷诺汽车工厂的工作车间进行鼓动宣传活动。两周之后，他又去该厂，调查左派分子比埃尔·奥维尔奈在工厂门口散发传单时被枪杀的真相。3月4日，萨特参加了奥维尔奈的葬礼。
同年4月17日，萨特为西德海德尔堡大学学生革命组织编写的《使疾病成为武器》写序，萨特赞赏学生们勇于揭露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性，在回信中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积恶成疾，疾病是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1973年1月，萨特在答记者问时，阐明了他同毛泽东主义者的关系，还宣布他赞同毛泽东主义派关于揭露和抵制资本主义选举的纲领。为此，他将不参加于当年2月举行的全国选举。
接着，萨特在《现代》杂志2月号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选举的文章，并用了一个非常扎眼的题目：《选举——屁眼儿们的诡计》。萨特说：“资本主义社会所玩弄的选举把戏实际上乃是一种‘间接选举’，它的目的是使革命力量遭到最大限度的孤立。”
这篇文章被西德《镜报》转载在2月12日版上。
萨特这时还积极支持《解放报》的创办，为毛泽东主义派提供舆论阵地。他在巴黎和里昂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解放报》的宗旨和方针，并强调说：“希望新成立的《解放报》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
紧张的社会活动，使萨特的身体显著地变得虚弱。5月底至6月初的时候，他的双眼几乎看不到东西，更无法看书和写作。萨特从3岁起右眼就有病，几年后就失明了。而现在，左眼眼底又出血，看东西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形状。
但是，萨特仍然顽强地坚持参与和指导左派的社会活动。
10月，中东爆发了新的战争，萨特对以色列记者发表谈话，警告以色列说：“这场战争有可能导致以色列国的灭亡，我希望，以色列人认清这样的事实：激发阿拉伯人的战斗精神的就是巴勒斯坦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