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65年，萨特继续创作、发表《境况种种》第七集，并改编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利庇特的作品《特洛伊城女人》。
而就在这时，美国总统约翰逊决定大举干涉越南事务。
2月7日，美国人以一艘驱逐舰在东京湾被北越鱼雷快艇所袭击为借口，出动空军轰炸北越南民主共和国，强迫南越乡村农民集中到“战略村”，残酷镇压民族解放阵线的正义斗争。
随后空袭逐步升级，一场把越南人和美国人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战争开始了。美国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越南南、北方的统一，从而保住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权。
萨特一方面继续创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热情地参加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的社会活动。
早在年初的时候，美国康纳尔大学邀请萨特去那里举行关于福楼拜以及哲学的5场学术报告，萨特接受了。然而随后所发生的一切使萨特感到自己不应去美国。美国人无理干涉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利让萨特深恶痛绝，他决心做他所能做的一切来反对这场侵略战争。
到了3月，越南形势继续恶化，促使萨特联合意大利学者发起了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组织，接着，他就在对法国《法兰西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说明了自己拒绝前往康纳尔大学讲学的理由。
然后，萨特当即写信给康纳尔大学说明自己拒绝去美国：
因为越南战争的局势越来越严峻，而自己作为一个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的欧洲作家，此刻不可能向美国国务院申请入美签证。如果他去了，那么不管他在那里说什么，第三世界的人都将指责他，因为人们是不到敌人那边去的。
起初，美国的左翼人士因为萨特的“变卦”而批判他：“这是背弃！让我们丢脸！”他们认为萨特应该对那些对他期待已久的人负责。但慢慢地他们开始理解并赞赏萨特的决定，并承认拒绝邀请所造成的影响比发表大量讲话还大。
越来越坚决地投入到反战斗争中的美国人如是说：“他一直对我们非常有用，这是一个榜样。”
不久，就有20位美国作家以萨特为榜样，拒绝了白宫对他们的邀请。
但越南战势却愈演愈烈。4月，第一批美国陆战队在南越登陆，17个国家呼吁停止战火，举行和平谈判。
4月18日，萨特在登载于《团结报》上一封致意大利革命者的信中，鼓舞他们参加意共领导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他在信中说：“越共应该成为合法的越南人民代言人，不管其形式如何。”
萨特还热情地赞颂意共在波伦亚组织的争取越南和平的集会和游行，他对记者说：“这是在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全部事件的重演，我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他们的法国同行当年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大的成功。但即使他们没有成功，示威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你们的示威是在不负责任的人们正在全世界使你们的国家蒙上丑恶形象时进行的……”
10月6日，萨特在意共组织的一次集会上说：“一个真正的先锋队不能只局限于使用语言，而是在写作中创造它。创造语言，而不是单纯地应用它；所谓创造语言，就是在创造过程中把它献给它的祖国……”
此刻，越南本土上不断发生的残暴行为和美国国内因这场战争引起的骚动激起了世界性的反对。在英国，以在哲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而闻名于世的93岁高龄的伯特兰·罗素同时是一位毕生献身于人类和平的社会活动家。这时，罗素感到决不可袖手旁观，他决定进行一场特别战争罪行审判。
罗素早年曾因介入古巴导弹危机，而成为反对核武器运动的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因煽动反对征兵罪而入狱；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站出来和某种非议的势力较量一番，使各种政府在法庭上受到愚弄。
那么，有谁愿意为这次审判担任法官呢？尽管罗素对萨特的存在主义颇有微词，但他还是第一个就想到了萨特。
为了进一步把反对越战的斗争推向前进，萨特和波伏娃毫不犹豫地同意担任罗素法庭的成员，开庭的目的不在于确定美国是否犯了战争罪——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是想要在全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公开的反对。
11月，罗素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问世，立即着手对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战犯的罪证进行调查。被法庭列为战犯名单的有：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法庭坚决支持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法庭声明说：民族解放阵线的一切抵抗行动都是正义的，算不得恐怖行为。
但问题是：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做这次审判的东道主的国家。因为欧洲许多国家政府怕得罪美国。英国工党政府公开声明拒绝北越人到英国的签证。瑞士政府也下令禁止法庭在瑞士的活动。另外几个国家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了。
在此期间，萨特于1966年9月、10月间前往日本召开了三次以“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社会责任”为主题的讲演会，指出科学家应对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负责，不能听任战争贩子随意利用自己的科学成果去屠杀人民。而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人类造福、反对战争并投身于革命。
1967年2月至3月，萨特还来到埃及和以色列访问，试图调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1967年4月，萨特写信给戴高乐总统，请求允许罗素国际法庭在巴黎开庭。戴高乐在回信中尽管很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但仍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萨特再次以其犀利的笔锋对戴高乐的做法加以剖析，他在对《新观察家》记者的谈话中说：“他称我为大师是想表示，他是在对一个作家说话，而不是对一个他不想承认的法庭主席说话。”
接着，萨特指出，政府曾经答应过同意法庭在巴黎设立办公室，而现在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因为美国的压力以及不想群众参与其政策的心理。
但是，萨特坚定地说：“找不到开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项不合理的事业，如果必要的话，法庭甚至可以在公海停泊的船上开审。我们所招致的困难恰恰奠定了法庭的合理性，这些困难只证明了一件事：即有人怕我们。为什么有人怕我们？因为法庭所代表的是一股国际性的正义力量，我们提出了任何西方政府都不愿看到有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罪行的问题。”
最后，瑞典政府改变了初衷。因为这个国家的民主原则迫使它承认：拒绝这种法庭在那儿召开是违反宪法的。
1967年5月，萨特和波伏娃动身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罗素法庭的第一次开庭。
本次法庭由罗素担任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南斯拉夫的杰出历史学家、法学博士和社会活动家德迪杰主持审判，而其他法官则包括德国哲学家和作家冈瑟·安德斯、意大利法学家巴索、墨西哥前总统卡登纳斯、菲律宾诗人赫南德兹、日本法律专家盛滨、物理学家松一佐方等。
而且那些瑞典的年轻人自愿义务承担起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打印和复写文件等工作，让很多人为之感动。一时间，来自五洲四海的正义主持者们走到了一起。
5月2日，萨特在法庭致开幕词，他除了重申法庭活动的起源、目的和局限性之外，还论证了他的“合法性”观念，并且指出：我们的斗争，也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本身。
经过10多次秘密会议后，法庭正式开庭了。第一轮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美国是否犯有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罪？二、是否有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如果发生过，又达到了什么程度？
第一个问题不容置疑，新闻报道对第二个问题更感兴趣。
法庭上的物理学家通过展示杀伤弹的样品证明：它们不是用来对付军事目标，而是专为屠杀居民而设计的；派遣到越南战场进行调查的医生和新闻记者，则用具体的数字和人员姓名证实了美国人故意选择麻风病患者聚居地、医院、学校和教堂作为轰炸目标，并且当场播放了幻灯片和录像片以证实。
最后，两位来自北越和两位来自南越的老百姓当场展示了他们惨不忍睹的伤口。
午夜，法庭进行正式判决，萨特宣布对美国起诉的这两个罪行完全成立，并详细陈述了这种裁决的理由。整个会堂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掌声。
第二天，《纽约时报》、卢森堡电台、法国电台对法庭的判决作了公正的报道。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这里，投向了这一群敢于进行正义的裁决的人们。
但是，美国方面却似乎对这次审判漠然视之。11月，萨特和波伏娃再次赶到哥本哈根，投入了第二次审判的筹备工作中。这次的议题有3个：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了战争法所禁用的新武器；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为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道待遇？三、是否有符合种族灭绝法定义的灭绝人口的趋向？
日本代表成功地证明了美国军队的确正干着灭绝种族的勾当。首先，他们以剥夺越南游击队的掩蔽物和食品为借口，把一种名为“绿叶剂”的有毒物品喷洒于森林、稻田、甘蔗田和蔬菜田中，正是这种“绿叶剂”导致了越南先天畸形婴儿数量的增加。
第二个证据是有关“战略村”的报道。在那里，家庭分裂，人们处于差得令人震惊的卫生条件中，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
此外，美国军队对于密集人口区大规模的致命轰炸和有毒物质的喷射无不带有灭绝人口的意图。
在听了专家和证人们的发言后，萨特无法抑制胸间燃烧的怒火，他连夜赶写了《种族灭绝者》一文，以严峻的事实阐释了美国人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为什么应该被认为是灭绝种族的行径，并揭示出这种行为对于整个人类的危害，强烈地谴责美国总统、国务卿及国防部长等人为战争罪犯。
萨特的结论让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一直在此之前还对这一问题持保留意见的两位法官听完萨特的发言后，大受启发，失声叫道：“你使我们信服了！”
反战的情绪逐年增强，1975年，当战争结束时，《世界报》的记者问萨特，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
萨特说：“正义的声音只要不泯灭，人类就还可以看到希望。它也证明了每个人既是他邻居的法官，又是他自己的督导。”
在这期间，萨特还坚持不懈地为维护人权、人的自由而斗争，他积极支持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正义活动。
1967年4月，当他得知秘鲁作家雨果·布朗等进步人士惨遭秘鲁军政府迫害时，他热情地参加在巴黎互助大厅召开的支持秘鲁人民正义斗争的大会。
同年5月，萨特得知玻利维亚政府残酷镇压格瓦拉领导的革命游击活动，并逮捕在玻利维亚参加革命斗争的法国作家列吉斯·德伯雷，他积极参加了在互助大厅召开的声援玻利维亚人民斗争和抗议玻政府的血腥镇压。
9月8日，当《墙》被改编成电影时，萨特对《战斗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希腊政府的法西斯主义政策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政策。
渐渐地，世界各国的人民都认识了萨特那张四方脸、那个瘦矮的身躯以及他那独特的、如金属般刺耳的声音。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会听到他的谴责。
而且公众进一步认识到：萨特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作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和地位，而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活动不局限于法国国内，他对世界上一切正义、进步的事业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中上期的社会活动，使他成为了法国最受世人瞩目、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左派领袖之一。他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正义行为，尤其得到越南人民的尊重。因此，当他1970年应邀访问越南时，受到了越南官方国家元首级的礼遇。
全力支持学生运动
1968年，法国现代史上发生了令人难忘的一幕。
经历战后近20年的社会动荡，法国与和西欧各国一样社会关系和社会道德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新的考验。劳工阶级和知识分子承受越来越重的压迫，迫切地要求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统治阶级想要继续使社会生活维持在旧的制度范围之内。
从1967年开始，萨特就预感到一场社会风暴即将来临，一再告诫左派势力“团结起来”，为击败右派的进攻做好准备。在对布鲁塞尔《观点》杂志记者让·克劳特·加洛谈到欧洲知识分子的任务时说：“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制订具体的革命计划，而应该确定的是原则性的东西，从事分析批评工作。法国左派的首要目标，是在一个共同的任务的基础上实现团结。”
1968年3月，萨特应友人、南斯拉夫作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的邀请，前往南斯拉夫疗养。
3月27日晚，4名公立中等学校的男孩因为参加了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委员会而被捕。
4天后，巴黎大学第十分校南特大学一位名叫科恩·邦迪的学生领袖组织同学们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以示抗议。
随后几天，他们散发传单，扰乱课堂和考场秩序，要求反对越南战争、反对自己被迫服从的压迫。
南特大学校长果断地采取了关闭学校的办法，但学生们又转移到索本大学。索本大学校长干脆叫来了警察，警察发射催泪弹、挥动大棒驱赶学生，还逮捕了其中几名强硬分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警察第一次践踏神圣的学府。
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更强烈的反抗。巴黎中、高等学校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成员罢教；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决定在5月6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5月6日，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如期举行。很快，学生与警察冲突起来。学生们推倒了圣·日耳曼林荫道上的路障，并向警察投掷石块；而警察则用高压水龙头和棍棒对付他们，在警察局内，他们把逮捕到的学生毒打一顿后，扔进监狱。
矛盾进一步激化。5月8日，50000多名学生示威者挥动着红旗和象征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高唱着《国际歌》从丹费尔特—罗歇路走向星形广场。他们的要求是：立即开放巴黎大学、撤回驻留在校的警察、释放被捕学生。
萨特刚刚返回法国，5月8日这天就与波伏娃、米歇尔·列里、科莱特·奥德里、雅克·拉冈等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对这次学生示威活动表示支持，呼吁“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精神上或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所从事的斗争运动”。
5月9日，萨特签署一项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他说：“学生们为摆脱异化的社会秩序所做的一切努力是可歌可泣的。这场席卷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震撼了自称为‘福利社会’的西方国家，它是对于一切谎言的最有力的回答。”
5月10日，当警方拒绝释放被捕的学生，而教师和学生联合会决定在拉丁区筑起街垒以作为回答时，巴黎警察局局长用扩音器宣布：警方将奉命清除街垒。
不一会儿，警察向学生和群众发起了猛攻，他们用警棍肆无忌惮地殴打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即使他们躲进街道两旁的公寓大楼，警察们还穷追不舍。愤怒的人们开始用焚烧汽车的方式作为反抗，冲突进一步升级。许多试图来帮助学生的无辜的过路人也遭到了暴力对待。这就是令人震惊的“盖卢莎克街事件”！
一时间，居民们惊恐万状，社会舆论倒向学生一边，几乎所有有识之士都感到义愤填膺。
第二天，卢森堡广播电台就发出了萨特那坚定有力的声音：“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
人们很快把萨特的讲话复制成成千上万张传单，在整个拉丁区散发。萨特感到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这次风暴，但他无意退缩，并有些兴奋：他希望这场运动将震撼当局的统治，甚至把它打倒。
5月13日，由学生、左翼党派的领袖、工人代表团汇成50万示威大军从共和国广场浩浩荡荡走向丹费尔特—罗歇路广场。人们高呼“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要受欢迎的政府”……
拥有大学教师头衔的蓬皮杜总理赶紧下令打开索邦大学的校门，立刻，标语、传单、大字报和漫画贴满了校园。
5月20日晚，萨特和波伏娃等9位作家被邀请到索邦大学和学生们一起座谈，萨特和波伏娃无疑是学生们注意的焦点。“萨特要来了！”消息一传开，人们蜂拥而至，只能容纳4000人的阶梯教室里挤入了7000多人，而教室外的走廊上更是摩肩接踵、水泄不通。
波伏娃看到听众们处于一种激动、亢奋的情绪中，紊乱的场面潜藏着闹事的危险，她不禁为被学生们拥走的萨特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当萨特的声音在教室里响起时，闹哄哄的人群立刻安静了下来。
波伏娃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萨特首先毫无保留地赞成学生的行动，随后他提出自己的希望：学生们应坚守“你们创造的这种将打破一切既定制度的激烈的民主”。接着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萨特提问题，萨特一直回答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萨特以激励人心的话语作为结束语，他说：“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将建立在充分的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的结合之上。”
人们真诚地使劲鼓掌，掌声持久不衰。
此后，萨特以《新观察家》周刊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这次运动的主要学生领袖科恩·邦迪，他甚至试图为这些小左派分子在《现代》上开辟一块发表意见的讲坛。
学生们也常常来征询这位久负盛名的支持者的意见。
这场5月运动被称为是一场“萨特主义的”革命，这不仅因为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几乎全都读过萨特的书、把他奉为精神领袖的青年学生们，而且因为在整个运动期间，萨特的态度始终是支持学生，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对学生予以尽可能的帮助。
“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人民对于民主、自主权等观念的意识，从而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在1969年4月27日的全国公民裁决中下台；并迫使政府接受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萨特首先表达了他对学生们改革教育制度的热情支持。
同时，“五月风暴”使法国的革命青年的斗争和工人的斗争在吸取了宝贵的经验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运动代表的不是一代人的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因而在法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比如1968年8月，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举行前夕，意大利电影界中的左派知识分子组织“意大利全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就站出来反对电影节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机构。
学生运动也影响到了西德的知识分子和舆论界。西德《镜报》记者古斯塔夫·斯德恩乔治·沃尔夫和梯德·威尔德在1968年7月中旬专门为此访问了萨特。
对于萨特而言，1968年学生运动标志着他晚期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时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社会活动，而只把一小部分精力放在著述上，只继续那些已经着手并即将完工的著述工作。
另外，《五月运动》的成果之一便是产生了许多种左翼报纸，如《人民事业报》、《我控诉》、《人民之声》、《一切》等。这些单页的地下报纸观点激进，专门暴露社会阴暗面，其影响日益扩大，因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它们由一些热情的左派分子在街头或大学校园里散发，而它们最忠实的读者是那些年轻人。
1970年，“无产阶级左翼”的力量日渐薄弱，面临解散的危险，而它的宣传阵地《人民事业报》正遭到步步查封。
4月，该报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青年编辑勒当泰克和勒布里斯突然被一辆警车押走。左翼分子请求萨特给予帮助。
尽管萨特不赞成这张报纸的全部观点，但还是被来者所提出的恢复暴力革命的希望打动了，他欣然同意由他接管《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工作。
6月，被捕的两位报刊领导人被分别判处1年和8个月的监禁，“无产阶级左派”组织也在当天遭到取缔。
为了表示抗议，学生们在拉丁区举行集会，警察进行了粗暴的干预，驱散了学生们，并通缉学生领袖。几天后，警方包围了承印《人民事业报》的印刷厂，厂主被“监督拘留”。紧接着，30名《人民事业报》的贩卖者被指控为试图重建“无产阶级左派”而被关进牢房。
第二天，《人民事业报》用大字号登出了新主编的名字：让·保罗·萨特。人们不敢相信，一时间议论纷纷。
这天傍晚17时30分左右，在蒙巴纳斯公墓后面的达盖尔街上，这是一条不太宽的人行道，道边的水果、蔬菜、奶酪、鲜花各摊前挤满了购物的人们。
人们看到一群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录记者围着一对双鬓已白的老人，那是萨特、波伏娃，他俩和其他朋友们钻进人群，一边大声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支持新闻自由！”一边手脚麻利地向带着购物袋的家庭主妇和正赶着回家的上班族分发报纸。
走过达盖尔街，他们又走上了勒克莱将军大道，这儿的人更多，有些人满脸狐疑，不愿或不敢伸手接递到眼前的报纸；另一些人则满不在乎地拿了过去；还有人高声喊着：“给我一份！”一群人开始围过来，人们兴奋起来，像过节一样。
一位年轻的、积极的警察走到萨特跟前，抓住他的手臂，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立刻，无数镁光灯闪烁，记者们已抢下了这个颇有新闻价值的镜头。
这时，有人高叫：“你逮捕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那位警察连忙松开手，但萨特依然跟着他走。
街上又有人叫道：“拦住那个贼！”
那位惊慌失措的警察赶紧跑步逃离了。萨特和朋友们这才转过身来，继续分发报纸。
人们被这滑稽的场面逗乐了，他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索取报纸。不一会儿，萨特他们就已两手空空，只好打道回府。
与此同时，卢森堡电台已经响起了萨特的声音：“请看《人民事业报》，它并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违法的！”
6月26日，他们再次行动。
这次的路线是从《人道报》报社对面走向斯特拉斯堡—圣德尼。这次，20多名《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被一辆警车“请”到警局验证身份。
为了保护大家，萨特和波伏娃也走进了警察局。
经过一番身份验证，警察们立即作出了决定：释放萨特和波伏娃，而其余人必须留下。
萨特和波伏娃马上表示：他们俩一定将是最后离开的人。双方僵持了一小时后，几名便衣警察和一位上司赶到了，扣留的人被一小拨一小拨地释放了。
当萨特走出警察局大门时，早已闻讯而来的记者立刻把他包围住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的电视台记者都摄下了这珍贵而滑稽的场面。
《人民事业报》影响日益扩大，它的发行量明显上升。但政府还在顽固地进行弹压，时常没收报纸。《人民事业报》的支持者们决定再进行一次示威活动。
也许是有人走漏了风声，那天，当支持者们还刚刚聚集在印刷厂时，就发现街角已停了一辆警车。但他们决定不予理会，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他们的车和警车一前一后地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们的司机巧妙地把警车甩掉了。但更多的人知道消息后赶来了，其中包括从各家电台、电视台来的记者。萨特对记者讲了几句话后，车子径直开往马斯佩罗书店，在那儿3000份报纸很快被抢购一空。
下一个目标是“读书乐”书店，但那辆被甩掉了的警车又跟上了，不过其上的便衣警察们只是远远地跟着，并不上来干涉。
又放了几千份报纸在“读书乐”书店以后，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在街上发报纸。3个年轻人远离了大伙儿，一直深入到圣米歇尔大道，警察逮捕了他们。恰好另外几名同志目睹了此情此景，他们自愿和他们一起去警局。
得到消息后的萨特和波伏娃迅速赶到那家警局，他们身后簇拥着本国和外国电视台的记者，再后面是那辆一直跟着他们的警车。在警察局门外萨特对记者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一位警察则站在二楼上给跟来的几个人每一个都拍了照。
6位朋友很快获释。如此结局，似乎令警方很不甘心，当大家一块儿去饭店吃午饭时，那辆警车竟然又跟着到了饭店，但他们再不敢贸然采取任何行动。
此后，政府似乎也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果的争夺战，渐渐地，政府对于《人民事业报》的干扰停止了，该报终于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得以在报亭公开出售。不到半年，其规模、知名度和发行量都已今非昔比。
1971年1月，该报的支持者们成立了“《人民事业报》之友协会”，在成立大会上，当波伏娃谈起他们在3次散发报纸的过程中同警察打交道的始末时，听众们无不捧腹大笑。
萨特除了仍旧担任《人民事业报》的主编外，他还担任着两家左派报纸《人民之声》和《一切》的领导职务。他决定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保护这类较为激进的出版物免受政府查封或被勒令停刊。
此外，萨特还和许多左翼分子一起参加了旨在帮助在政府对左派分子的镇压中的受害者的团体——“红色援军”组织，他希望通过这个组织能把形形色色的非共产党左派组织联合起来。
萨特为“红色援军”创建了该组织的宣传刊物《红色拯救报》；为审判朗斯煤矿雇主的人民法庭起草并宣读对该煤矿恶劣雇佣状况的起诉书；积极支持政治犯们为争取改善服刑条件而进行的绝食抗议；领导了一次对一家汽车厂的接管运动……
随着萨特不断地投入社会实践，他越来越成为法国国内最有影响力、最引人注目的左派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