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现状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引起了学者们对东亚地区家族企业的关注。在中国港台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陆续有学者对家族企业组织的内涵与管理模式进行研究。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90年代起，以福建、广东的学者为主力军，对东南亚华人家族企业进行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与对华人经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国别研究、案例研究和历史研究，较少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韩国财阀的研究，国内可以查到的专著有贲贵春、尹传学著的《南朝鲜企业集团》，孙明华、余桂玲著的《韩国财阀神话的破灭》等及金赫来著的《韩国家族资本主义及企业组织》。另外，大量的韩国经济研究中都涉及了韩国的家族企业集团。现有研究中对东亚家族企业的整体研究比较少，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井上隆一郎的《亚洲的财阀和企业》。另外，美国学者汉密尔顿从文化角度比较了亚洲的家族企业与西方家族企业的异同，并关注亚洲家族企业关系网络。 对于东亚家族企业的存在，井上隆一郎、陈躬林、卢现祥等许多学者认为，在东亚企业发展历史较短，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选择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选择。汪慕恒、郑学益、郭梁等认为，东南亚华人的儒家文化传统和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是导致家族企业产生的原因。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也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在家族企业的形成及管理中的作用，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家族观念和家族主义的成分影响着组织的结构、形态及管理策略。美国学者雷丁认为，华人家族企业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适用于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不能照搬到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考查了产生于宗教、传统、习俗上的社会资本和信任与一国经济组织的关系。他认为，华人社会是低信任文化的社会，由于信任范围有限，自发性社会交往能力差，因此，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且难以摆脱家族控制。
东亚家族企业制度的特点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合一为家族所有是东亚家族企业制度最根本的特点。井上隆一郎认为，亚洲的财阀具有根深蒂固的家族支配的特点，财阀家族在维持家族的封闭性所有关系的同时，又亲自从事经营支配活动。金赫来尤其强调对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垄断与世袭是当今韩国财阀的一大特点。另外，家长制决策和关系式的用人制度也很重要。
已有研究还探讨了家族企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其结论随东亚经济的兴衰而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中，对家族企业这种企业组织形态的看法普遍是消极的，如台湾地区的何宜武指出，“华侨企业组织规模小，信用有限”，“华侨企业落后的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不可能与现代化企业相竞争”。曾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的陈修信说过，“华人企业浓厚地存在着前资本主义企业经营形态无疑是新加坡产业走向民族化的一个障碍。”随着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学界对东亚家族企业的看法也发生转变，更多地探究家族企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家族企业模式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企业自身发展要求的，具有凝聚力强、有利于保守商业秘密、经营成本低廉、决策果断迅速、企业内信息传递快速等优点，家族企业独特的经营管理方式对于企业本身及企业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文认为，东亚家族企业是二战后东亚本土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组织形式，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更多的研究集中于东亚家族企业的问题和负面影响方面。斯科特和Joh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从广义上讲，东亚家族式公司治理结构是导致东亚危机的原因之一。Claessens、Djankov、Lang等侧重于考察和检验东亚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及控股少数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犯问题。刘洪钟、曲文轶用代理理论解释了韩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机制与其绩效间的动态关系。
（二）东亚家族企业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已有的研究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东亚家族企业的认识，为我们对东亚家族企业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材料。但从本书要解决的问题的角度看，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东亚家族企业的存在多是从文化角度解释的，虽然也涉及了法律、政治制度、历史环境等因素，但是，没有揭示出这些因素在其中的不同作用，也没有说明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第二，已有的研究偏重于就家族企业本身来研究家族企业，如研究家族企业所有权结构、管理制度、雇佣与激励制度、家族企业的继承问题等等，较少系统研究家族企业与外部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供销商、银行、政府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决定家族企业自身的发展及其作用时有决定性影响；第三，对东亚家族企业早期的成功和近期东亚金融危机中的失败表现没有一个客观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