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元方
巢元方，生卒年不详，隋代太医博士。创“补养宣导”法。广泛运用导引法于医疗。撰《养生方导引法》，论述一千七百二十七钟病候，大都附“补养宣导”法，“以代药品”。如“风痹手足不随候”，其“补养宣导”法：“左右拱手，两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劳倦、风痹不随”。对发展医疗体操有积极贡献。
巢元方是隋代著名医学家，约生活于公元6～7世纪间。史书缺传，其生卒年及籍贯缺乏考证。隋大业年间（605年～618年），他曾任太医博士，后升为太医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高深的医学理论造诣。据《开河记》记载，公元609年，主持开凿运河工程的开河都护麻叔谋在宁陵（今河南境内）患风逆病，全身关节疼痛，起坐即头晕作呕，诸医诊治无效。隋炀帝命令巢元方前往诊治。巢元方诊后认为是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肥嫩的羊，蒸熟掺药食下，就可治愈。麻叔谋依方配药，蒸而食之，药未尽病就治愈了。巢元方又叮嘱他用杏酪五味并佐以羊肉，一天吃几枚，可使疾病不复发。大业六年（610年），巢元方奉皇帝命令主持编撰了《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共67门，载列证候1739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对疾病的治疗，一般并不论述，但也有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这与当时隋炀帝下令编纂的方书《四海类聚方》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即前者专述理论，后者专述治疗，两者相辅相成，形成较为全面的医学配套著作，可惜《四海类聚方》早已佚失，使我们不得探其真面目。《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疾病病因、病理、证候的专著，并对隋以后两代医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祖国医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为历代医家所推重。
李春
李春，生卒年不详，隋代造桥匠师。今河北邢台临城人。隋开皇十五年至大业初（595年～605年）建造赵州桥（安济桥）。唐中书令张嘉贞著《安济桥铭》中记有：“赵州蛟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但赵州桥存世1400多年，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是我国隋代著名的桥梁工匠，他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开创了我国桥梁建造的崭新局面，为我国桥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造赵州桥
关于赵州桥，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赵州桥是鲁班所造，这座大桥建成后，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倒骑着毛驴，带着柴荣，也兴冲冲地去赶热闹。他们来到桥头，正巧碰上鲁班，于是他们便问道：这座大桥是否经得起他俩走。鲁班心想：这座桥，骡马大车都能过，两个人算什么，于是就请他俩上桥。谁知，张果老带着装有太阳、月亮的褡裢，柴荣推着载有“五岳名山”的小车，所以他们上桥后，桥竟被压得摇晃起来。鲁班一见不好，急忙跳进水中，用手使劲撑住大桥东侧。因为鲁班使劲太大，大桥东拱圈下便留下了他的手印；桥上也因此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柴荣跌倒时留下的一个膝印和张果老斗笠掉在桥上时打出的圆坑。当然这只是人们编造的一个神话故事，以纪念古代的能工巧匠。
赵州桥是安济桥的俗称，它位于今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清水河上，横跨蛟河南北两岸，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度最长的敝肩圆弧拱桥。大桥全长50.83米，宽9米，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全桥全部用石块建成，共用石块1000多块，每块石重达1吨，桥上装有精美的石雕栏杆，雄伟壮丽、灵巧精美。它以首创的敝肩拱结构形式、精美的建筑艺术和施工技巧等杰出成就，在中外桥梁史上令人瞩目，充分代表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桥梁建造方面的丰富经验和高度智慧。
赵州桥建于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长期以来南北分裂、兵戈相见的局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赵县是南北交通必经之路，从这里北上可抵重镇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南下可达京都洛阳，交通十分繁忙。可是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清水河所阻断，影响了人们来往，每当洪水季节甚至不能通行，为此隋大业元年（605年）决定在清水河上建设一座大型石桥以结束长期以来交通不便的状况。李春受命负责设计和大桥的施工。李春率领其他工匠一起来到这里，对清水河及两岸地质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认真总结了前人的建桥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独具匠心的设计方案，按照设计方案精心细致施工，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建桥任务。李春他们在设计和施工中创下许多技术成就，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赵州桥的设计在我国桥梁技术史有以下创新：
一、采用圆弧拱形式，改变了我国大石桥多为半圆形拱的传统，我国古代石桥拱形大多为半圆形，这种形式比较优美、完整，但也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交通不便，半圆形桥拱用于跨度比较小的桥梁比较合适，而大跨度的桥梁选用半圆形拱，就会使拱顶很高，造成桥高坡陡、车马行人过桥非常不便。二是施工不利，半圆形拱石砌石用的脚手架就会很高，增加施工的危险性。为此，李春和工匠们一起创造性地采用了圆弧拱形式，使石拱高度大大降低。赵州桥的主孔净跨度为37.02米，而拱高只有7.25米，拱高和跨度之比为1：5左右，这样就实现了低桥面和大跨度的双重目的，桥面过渡平稳，车辆行人非常方便，而且还具有用料省、施工方便等优点。当然圆弧形拱对两端桥基的推力相应增大，需要对桥基的施工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采用敝肩。这是李春对拱肩进行的重大改进，把以往桥梁建筑中采用的实肩拱改为敝肩拱，即在大拱两端各设两个小拱，靠近大拱脚的小拱净跨为3.8米，另一拱的净跨为2.8米。这种大拱加小拱的敝肩拱具有优异的技术性能，首先可以增加泄洪能力，减轻洪水季节由于水量增加而产生的洪水对桥的冲击力。古代清水河每逢汛期，水势较大，对桥的泄洪能力是个考验，四个小拱就可以分担部分洪流，据计算四个小拱可增加过水面积16%左右，大大降低洪水对大桥的影响，提高大桥的安全性。其次敝肩拱比实肩拱可节省大量土石材料，减轻桥身的自重，据计算四个小拱可以节省石料26立方米，减轻自身重量700吨，从而减少桥身对桥台和桥基的垂直压力和水平推力，增加桥梁的稳固。第三增加了造型的优美，四个小拱均衡对称，大拱与小拱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显得更加轻巧秀丽，体现建筑和艺术的完整统一。第四符合结构力学理论，敝肩拱式结构在承载时使桥梁处于有利的状况，可减少主拱圈的变形，提高了桥梁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三、单孔。我国古代的传统建筑方法，一般比较长的桥梁往往采用多孔形式，这样每孔的跨度小、坡度平缓，便于修建。但是多孔桥也有缺点，如桥墩多，既不利于舟船航行，也妨碍洪水宣泄；桥墩长期受水流冲击、侵蚀，天长日久容易塌毁。因此，李春在设计大桥的时候，采取了单孔长跨的形式，河心不立桥墩，使石拱跨径长达37米之多。这是我国桥梁史上的空前创举。
赵州桥不仅设计独特，而且建造技术也非常出色，有许多创造性。（1）桥址选择比较合理，使桥基稳固牢靠。李春根据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严格周密勘查、比较，选择了河两岸较为平直的地方建桥，这里的地层是由河水冲积而成，地层表面是久经水流冲涮的粗砂层，以下是细石、粗石、细砂和粘土层。根据现代测算，这里的地层每平方厘米能够承受4.5到6.6公斤的压力，而赵州桥对地面的压力为每平方厘米5～6公斤，能够满足大桥的要求。选定桥址后在上面建造地基和桥台，自建桥到现在，桥基仅下沉了5厘米，说明这里的地层非常适合于建桥。（2）赵州桥的砌置方法新颖、施工修理方便。李春就地取材，选用附近州县生产的质地坚硬的青灰色砂石作为建桥石料，在石拱砌置方法上，均采用了纵向（顺桥方向）砌置方法，就是整个大桥是由28道各自独立的拱券沿宽度方向并列组合而成，拱厚皆为1.03米，每券各自独立、单独操作，相当灵活，每券砌完全合拢后就成一道独立拼券，砌完一道供券，移动承担重量的“鹰架”，再砌另一道相邻拱。这种砌法有很多优点，它既可以节省制作“鹰架”所用的木材，便于移动；同时又利于桥的维修，一道拱券的石块损坏了，只要嵌入新石，进行局部修整就行了，而不必对整个桥进行调整。（3）在保持大桥稳定性方面采取了许多严密措施。为了加强各道拱券间的横向联系，使28道拱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连接紧密牢固，李春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l）每一拱券采用了下宽上窄、略有“收分”的方法，使每个拱券向里倾斜，相互挤靠，增强其横向联系，以防止拱石向外倾倒；在桥的宽度上也采用了少量“收分”的办法，就是从桥的两端到桥顶逐渐收缩宽度，从最宽9.6米收缩到9米，以加强大桥的稳定性。（2）在主券上均匀沿桥宽方向设置了5个铁拉杆，穿过28道拱券，每个拉杆的两端有半圆形杆头露在石外，以夹住28道拱券，增强其横向联系。在4个小拱上也各有一根铁拉杆起同样作用。（3）在靠外侧的几道拱石上和两端小拱上盖有护拱石一层，以保护拱石；在护拱石的两侧设有勾石6块，勾住主拱石使其连接牢固。（4）为了使相邻拱石紧紧贴合在一起，在两侧外券相邻拱石之间都穿有起连接作用的“腰铁”，各道券之间的相邻石块也都在拱背穿有“腰铁”，把拱石连锁起来。而且每块拱石的侧面都凿有细密斜纹，以增大摩擦力，加强各券横向联系。这些措施的采取使整个大桥连成一个紧密整体，增强了整个大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4）赵州桥的桥台独具特色。桥台是整座大桥的基础，必须能承受大桥主拱圈（桥身主体）轴而向力分解而成的巨大水平推力和垂直压力。赵州桥的桥台具有下述特点：l）低拱脚：拱脚在河床下仅半米左右；2）浅桥基：桥基底面在拱脚下1.7米左右；3）短桥台：由上至下，用逐渐略有加厚的石条砌成5米长、6.7米宽、9.6米高的桥台。这是一个既经济又简单实用的桥台。为了保障桥台的可靠性，李春采取了许多相应的固基措施。为了减少桥台的垂直位移（即由大桥主体的垂直压力造成的下沉），李春采取了在桥台边打入许多木桩的措施，以此来加强桥台的基础；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厂房、桥梁的建造上也经常采用。为了减少桥台的水平移动（即由大桥主体的水平推力造成的桥台后移），李春采用了延伸桥台后座的办法，以抵消水平推力的作用。为了保护桥台和桥基，李春还在沿河一侧设置了一道金刚墙，一方面可以防止水流的冲蚀作用，另一方面金刚墙和桥基、桥台连成一体，增加了桥台的稳定性。由以上措施保证了大桥具有坚固的桥台，提高了大桥的坚实程度。
赵州桥的敝肩圆弧拱形式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西方在14世纪才出现敝肩圆弧石拱桥，已经比我国晚了600多年。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列举了26项从1世纪到18世纪先后由我国传到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的第18项就是弧形拱桥。赵州桥建成后成为中国北南交通的要冲，有“坦途箭直千人过，驿使驰驱万国通”的美誉。舟船在桥下航行，人马车辆从桥上驶过，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为河两岸人员来往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座大桥自建成至今已有1300多年，这期间经历了8次以上地震的影响，8次以上战争的考验；承受了无数次人畜车辆的重压，饱经无数次风刀霜剑、冰雪雨水的冲蚀，却雄姿不减当年，仍巍然屹立在清水河上。
解放以后，赵州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关部门对这一古代大桥进行了彻底维修，以保持其辉煌的历史地位。赵州桥已成为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象征和进行爱国主又、历史主又教育的场所。赵州桥的建成在我国桥梁史上具有重要影晌，它的大跨度、圆弧拱、敝肩形式力以后的桥梁建设开创了新的天地。隋代以后，出现了杵多与赵州析相类似的大型拱桥，已经发现的就有十几座，如山西崞县的普济桥、晋城的景德桥、河北赵县的永通桥、济美桥等。赳州桥已经成为我国桥梁建设的典范。
然而象赵州桥这样突出的技术成就和象李春这样杰出的桥梁专家，在封建社会中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甚至在史书中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我们除了知道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桥外，其他却一无所知，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坚信：李春作为一代桥梁专家和赵州桥作为一座历史名桥将永载祖国史册，为后人所牢记。
姚思廉
姚思廉（557年～637年），名简。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其父姚察，在陈时任吏部尚书，著陈、梁二史，未成。姚思廉自幼习史，后曾任隋朝王侑侍读。唐李渊称帝后，为李世民秦王府文学馆学士。自玄武门之变，进任太子洗马。贞观初年，又任著作郎，“十八学士”之一。官至散骑常侍，受命与魏征同修梁陈二史。贞观十年（636年），成《梁书》（50卷）《陈书》（30卷），为二十四史之一。又著有《文思博要》，已失传。
宇文恺
宇文恺（555年～612年）隋代建筑家。字安乐。祖先是鲜卑族，西魏以来汉化。父亲宇文贵，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仕周，位至大司徒。次兄宇文忻，周、隋时名将，隋时官至右领军大将军，为隋文帝杨坚所忌，被诛。宇文恺为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代著名工程，他多参预。
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以恺为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又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年）宇文恺卒。
宇文恺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两都的营建及广通渠的开凿最有影响。长安（大兴城）及洛阳的建筑规模使后代学者为之倾倒，并为后代王朝所仿效，为邻近国家所学习。他著有《东都图记》、《明堂图议》、《释疑》。除《明堂议表》见于本传外，其他均已失传。
今天所说的唐长安城，其实是隋文帝杨坚的决策，建筑大师宇文凯的杰作。唐代的辉煌，掩盖不住隋代的光辉……公元582年，隋文帝任命宰相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任巧思过人的太子左庶子宇文凯为总设计师，营造新都。宇文凯在考察地形时发现，在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大致有六条东西向、宽窄不等，断续起伏的黄土条块，所谓龙首原六坡。六条高坡尤似《周易》乾卦象排列，于是新都城的设计除了考察借鉴前朝国都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城等规划经验，还以《周易》的乾卦理论作指导思想，充分利用地形制定规划，终于成就了一座规模宏大、设计周详、制度严谨、布局井然得大都市：一条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东西左右对城，坊里排列入棋局。这座城市既是中国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标志，又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在都市布局中以天人合一。其实如果从六坡的高度看，地势从北到南渐次降低。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另有原委。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薇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薇宫即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应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有渭河相倚，从防卫角度看，也具安全性。
但是这种追求理念的设计似乎也有缺陷。隋代的皇宫——大兴宫到唐朝继续沿用，只是改名太极宫。而太极宫很快就被大明宫所取代，究其原因，就是应为太极宫地势较低，而长安城盛夏气温很高，使得住在太极宫有“湫湿感”。为此从秦至唐，每逢夏季，统治者都要到夏宫去避暑。唐太宗选定长安城北禁苑中龙首高地，营造大明宫，为太上皇消夏的夏宫。后来唐高宗李治又接着以为完成的大明宫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的再建工程。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后，唐高宗便正式在大明宫听政。此后二百余年，大明宫都是唐代主要的朝会之所，成为唐王朝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
王通
王通，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乡）人。是隋代山西的一位私人教育家，死后，门弟子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火儒而已。参考其它文献，7大致可以知道：王通出生在官宦世家，其父王隆，曾于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土待诏云龙门，向隋文帝奏《兴衰要论》7篇，“言六代之得失”，颇为隋文帝所称道。王氏家学渊源深厚，所以王通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染。《中说·立命篇》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的记载，可见王通少年时即精通儒学，学问极好。
据说在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王通曾经“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稻今验古”。但没有受到重用，大约是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才被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王通并不满意，所以不久就“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通弃官归乡后，便潜心钻研孔于的“六经”，据说曾经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千族父仲华。经过一番研究，王通自觉很了不起了，便以“圣人”自居，模仿孔子，作《王氏六经》，或称《续六经》。并开始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个记载大体是可信的。后世附会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也是王通弟子，显然是胡拉硬扯的伪造。
王通好自求名，模仿孔子作《续六经》，在河汾讲学时，便以“王孔子”自诩。这样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他的《续六经》自然不会有什么学术价值，所以在唐代就大多散失无存了。今存《元经》一书，题王通撰，薛收传，阮逸注，实出于伪造，前人辨之已明。
今天研究王通的思怨，主要依靠《中说》一书。《中说》一书，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书虽非王通所作，但其原本是王通门弟子姚义、薛收汇编而成的，大体上是弟子们对其师言行的回忆和迫录。不过，此书到了王通之子王福畤手里后，福畤对其重新分类编排，在这个过程中，加进了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以至后人疑其为伪作。其实，《中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朱熹就讲过：“《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
《中说》所反映的王通思想，还是有许多可贵之处的。王通在政治上，以恢复王道政治为目标，倡导实行“仁政”，主张“三教合一”，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进步性，在哲学上，王通致力于探究“天人之事”，围绕“天人”关系这个核心，阐述了他关于自然观、发展现、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和主变思想；在文学上，王通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主张改革文风。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薛道衡
薛道衡（540年～609年），隋代诗人。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祖父薛聪、父亲薛孝通均为魏臣，担任过刺史、太守地方官。薛道衡一生历仕北齐、北周；入隋任潘州剌史，官至司隶大夫。因上《高祖文皇帝颂》，遭隋炀帝疑忌而被害。
薛道衡出身官僚家庭，6岁时父母双亡，成为孤儿。但他专精好学，13岁时，读《春秋左氏传》，有感于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一篇，词藻华美，世时人称为奇才。由此以文才召世。北齐时，薜道衡待诏文林馆，兼主客郎，负责接待、应对北周及陈的使者，与当时文坛才子李德林、卢思道等常相过从。
北齐亡，周武帝用薛遭衡为御史二命土，薛道衡自以为不受重用，便弃官归乡里。后来又入仕途为州主簿，不久又为司禄上士。
杨坚作相时，薛道衡多效力于大将军梁睿府下，参与平定王谦之乱。后又从征突厥，还朝后，被任命为内史舍人，仕途上开始有起色。当时薛道衡还兼任聘陈主土使，多次往还江东，对陈朝的腐败情况了解很深，所以多次上奏隋文帝，要求对陈“责以称藩”，也就是不承认陈朝和隋对等，实有灭陈、统一南方之意。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薛道衡被任命为淮南道行台吏部郎，随从晋王杨广、宰相高熲出兵伐陈，专掌文翰。隋师临江，高熲问薛道衡：“此番举兵，能否克定江东，请君言之。”道衡回答说：“凡论大事成败，先须以至理断之。《禹贡》所载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南北分裂已久，战争不息，否终斯泰，以运效言之，其必克一世；有德者倡，无德者亡。自古兴亡，皆由此道。我隋主上躬履恭俭，忧劳庶政，陈叔宝峻宇雕墙，酣酒荒色。其必克二也，为国之体住于用人，陈重用小人，命将非才，其必克三也，陈甲士不过十万，西至巫峡，东至沧海，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高熲听完之后，忻然叹服，说：“君言成败，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学相期，不意筹略乃尔！”从这里可以看出，薛道衡对当时的局势分析得极有见地，表明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在暗文帝时，薛道衡倍受信任，担任机要职务多年，当时名臣如高熲、杨素等，都很敬重他。因而他的名声大振，一时无双。皇太子及诸王都争相与之结交，引以为荣。这对薛道衡来说本来应该是值得荣耀的事，然而，他却因此得罪晋王杨广而擢祸。
薛道衡曾与晋王杨厂一起伐陈，杨广对薛道衡的文才极其爱慕。隋文帝时，有一次，薛道衡被人弹劾在朝中结党，被除名，处以流放岭南。当时晋王杨广正坐镇扬州，听说这件事后，就秘密派人到长安通知薛道衡，让他取道扬州到岭南，等他到了扬州，就上奏皇帝，把他留在扬州幕府中。量薜道衡讨厌杨广的为人。就没有走扬州路，而走了江陵道。从此，杨广对薛道衡就怀恨在心。
后来，杨广夺取帝位，是为隋炀帝。薛道衡从地方上回到京师。当时的隋炀帝对薛道衡尚有一丝爱才之心，本打算委以秘书监显职，但薛道衡不识时务，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奏上。隋炀帝看了以后，老羞成怒，对大臣苏成说，“道衡至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鱼藻》是《诗经》中的一篇，据《诗序》讲，此诗通过歌颂周武王而讥刺周幽王。薛道衡是否有此意不得而知，但隋炀帝猜忌心很强，又专横独裁，他岂能容忍别人把自己和周幽王联系在一起，山此便产生了杀害薛道衡之心。
当时，薛道衡的朋友司隶刺史房彦谦（唐初名臣房玄龄之父），觉察到隋炀对薛道衡的歹意，就劝薛道衡杜绝宾客，闭门自守，以求保全，但薛道衡却不以为然。有一次，朝臣们在一起讨论新令，争论不已，薛道衡就说；“向使熲不死，令决当久行。”薛道衡的文人气太重，出语尖刻，当下有人受不了，就密报了隋炀帝。高熲在杨广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站在杨广一边，被杨广诛杀。薛道衡公然讲崇敬高熲的话，隋场帝岂能容忍。当时止是奸臣裴蕴担任御史大夫，他知道炀帝讨厌薛道衡，就上奏弹劾，说“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隋炀帝却览奏大喜，称赞裴蕴说；“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下令将薛道衡逮捕审讯，没有实据，最后逼令自尽，天下冤之。
隋炀帝杀薛道衡，另一个原因是妒忌薛道衡的文才。薛道衡从少时就是一个用心于文章字句之间的人，他喜欢在沉静中构思，史称：“道衡每至构文，必隐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尤其长于诗作，比如他的《出塞诗》一首：“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诗中有一种边地的悲怆情调，而又弥漫着一股粗犷壮大之气，体现了北朝文风的特点。同时，薛道衡因多次出使江南陈朝，受南方文风的影响也较深，比如他的《昔昔盐》一诗，辞采绮丽，对仗工整，描写铺排，极为细腻，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为千古吟诵的名句。当时，薛道衡的诗召就极著，《隋书》讲；“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文风极盛的南方都很推崇道衡的诗作，可见其成就之高。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风流才子，却生活在隋炀帝的统治之下，隋炀帝是个极其自负的入，他曾对别人说，“别人总以为我是承接先帝而得帝位，其实论文才，帝位也该属我。”他的内心如比狭隘，怎么能容得下薛道衡呢？难怪他在杀了薛道衡后还说：“看你还能再作出‘空梁落燕泥’否！”这固然是隋炀帝丑恶的内心世界的大暴露，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薛道衡在当时确实是诗才出众。
薛道衡死后，尚有文集70卷行世，后散失，明人辑有《薛司隶集》，从中还可略窥这位隋代大文豪的风采。
王劭
王劭，生卒年不详，字君懋，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隋代历史学家。
王劭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其祖魏晋以来历仕高官。父亲王松年，在北齐任御史中丞。王劭幼年沉默寡言，但博览群书，孜孜不倦，不满20岁时就被北齐尚书仆射魏收辟为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持诏文林馆。王劭知识广博，记忆力惊人。一次祖孝征、阳休之等人在一起讨论古事，有所遗忘，找来王劭询问，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外误”。从此，大为时人称赏。王彻在北齐官至中书舍人，北周代齐后，官不得调，仍为中书舍人。隋文帝杨坚建立政权后，王劭被授为著作佐郎。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在家编写《齐书》。共时，隋文帝曾下诏；“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今禁绝”。内史恃郎李之操告发王劭私撰国史。隋文帝大怒，派人没收了他的著作，览后却大为高兴。于是起任他为员外散骑侍郎，负责撰修起居注。此后，王劭竭力取媚于隋文帝，他称皇帝有龙颇戴干之表，并指示给群臣观看，隋文帝大悦。赐其物数百段，并任命他为著作郎。在任期间，王劭多次上表，屡言符命，论证隋朝统治的必然性和合法性，隋文帝因之对他宠锡日隆。王劭还“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成《皇隋灵感志》30卷，美化隋朝的统治。隋文帝读后令宣示天下，王劭召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而读之，经涉旬朔，遍而后罢。隋文帝更为高兴，对上劭赏赐优洽。隋炀帝继位后，王劭改任秘书监，数年后，卒于宫。
王劭担任著作郎将近20年，专门从事国史的撰写。他著有《隋书》80卷，该书采录了隋朝开皇、仁寿年间的旧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有其目；内容庞杂，多为纪录口敕，采集迂怪不经的故事及街头巷尼的传闻轶事。另外有编年体《齐志》20卷、《齐书》纪传100卷、《平贼记》3卷。这些史书成为以后唐代官修《隋书》、《北齐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王劭还指摘经史谬误，写成《读书记》30卷，时人都叹服他知识的精深和广博。王劭的思想专注于读书撰文，生活中常常恍恍忽忽。每当用餐，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被仆人偷吃了也不知道。王劭一生好学不倦，究极群书，博闻强记，雅好著述，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一份较为丰富的遗产。遗撼的是《隋书》对他和他的著述评价不高，说他“好诡怪之说，尚委巷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