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母亲托人带来说她病危的信件,宗喀巴立即从拉萨起程,动身前往位于青海西宁附近湟中县的家中。母亲在信中说,她已经病了很久,这些日来一直就觉得可能不久于人世,为此,母亲希望儿子宗喀巴能回家一趟,唯愿在自己临死前能再见儿子一面。
这是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十月,这一年宗喀巴三十一岁。
宗喀巴是在二十四年年前离开家的。当时顿珠仁钦已是家乡那一带很有名望的一名喇嘛,不仅在湟中一带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寺庙甲琼寺,自任寺堪布(寺主),而且拥有成群的牛马和羊群。那一年,宗喀巴的父亲鲁崩布格刚刚兼任那一带的行政长官,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日子,父亲请当地一些有名望的人来家中作客,顿珠仁钦喇嘛第一次踏进宗喀巴的家门。也就是那一次,顿珠仁钦喇嘛看上了鲁崩布格年仅七岁的儿子宗喀巴。
父亲后来说,顿珠仁钦在传承上属于西藏佛教噶当派,虽然他在那一带已很有名望,但却一直苦于没有物色到满意的弟子。顿珠喇嘛再次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就向宗喀巴的父亲鲁崩布格说:“难得你一家都坚定地信佛,我想令郎也一定受过居士戒了吧?”
鲁崩布格说,孩子三岁的时候,法王迦玛巴游戏金刚前往北京为元顺帝传授密法,路过青海,应我的请求,当时就为孩子授了五戒,并赐法号“庆喜藏”。
鲁崩布格看出顿珠喇嘛对儿子的喜爱,为了不没了喇嘛的面子,鲁崩布格说,如果法师能为孩子赐福,就请为孩子举行灌顶仪式吧。就这样,顿珠喇嘛就在宗喀巴的家里为宗喀巴当场举行了灌顶仪式,并赐密号“不空金刚”。等到下一次来的时候,顿珠喇嘛又向鲁布木格提出了进一步的请求:“令郎有自然天成的法相,有明月圆融般的智慧,将来一定能成就一名赐福一方的喇嘛,如果你愿意,我愿以骏马一百匹,锦缎六百尺换得令郎做我的弟子。”
鲁崩布格本来就是一名佛教的信仰者,再加上那一批财物的诱惑,竟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宗喀巴从此离开家,跟着顿珠仁钦喇嘛学习藏文和佛经。
十年过后,宗喀巴已长成一个翩翩少年,他再也不是一个一说话就脸红的孩子了,经过十年的学习,他已经掌握了很多有关藏密方面的知识。顿珠喇嘛有一天把他叫到面前说,现在,你需要去拜访名师,以求得更多的知识。西藏是密教的中心,那里有很多的活佛和喇嘛,你就去那里学习吧。
就这样,宗喀巴离开故乡。同行的人中有他的两个舅舅以及其他的一些人。他们从南路经昌都进藏,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终于来到雪域高原的心脏拉萨。他的第一站是来到拉萨东面的止公寺,向阿仁波且活佛听受大乘发心的仪规以及大印五法、拿热六法等教法。以后又到拉萨的其他一些地方学习《现观庄严论》以及《大乘庄严论》等显密经论。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又跟随著名译经师义贤听受《俱舍论》。虽然到了二十九岁这一年宗喀巴才迟迟接受比丘戒,但此时的宗喀巴已经是一个在显密理论上很有造诣的青年喇嘛了。他经常举行讲经法会,可以同时讲授十几部经典。每次的讲经活动结束,都会有很多弟子皈依到他的门下。现在的宗喀巴在藏地再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了。
二十四年过去了,父母在宗喀巴的印象中已是一抹很淡的影子。但是,只要他的思绪稍稍从他的经论中脱离开来,幼年生活的记忆便又渐渐地清晰起来。屋前的小河,河上的小桥以及桥对岸的那片广袤的草地。那时候,母亲经常驮着他越过那片草地,去山那边的一座寺庙里听喇嘛诵经。寺庙门前的酥油灯排成几排,跳跃的灯焰就像是无数只不停眨动的眼睛。
想到家,想到父母,一种翻耕过的草地一般的新鲜感在他的心间油然升起。
忽然,漫天而起的长风席卷而来,呼啸的狂风卷起地上的尘土以及树叶草皮在空中飞舞着,四野一片昏天黑地。一声巨雷的震响,宗喀巴猛然想起当年接受比丘戒时的庄严誓言。他终于明白,对于一个欲成就一番大业的僧侣来说,亲情比起庄严的弘法事业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事情。于是,宗喀巴掉转马头向出发的方向走去。
十世纪末叶,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西藏佛教开始进入“后弘期”。与此同时,各种教派缤纷雀起,至本世纪初,萨迦、噶举等派都已达到各种权势的顶峰。教派中的上层人士掌管着地方政权,直接参与各种政治、经济活动。然而,几乎是在佛教全面兴盛的同时,危机也开始产生。一些上层喇嘛积敛财富,追名逐利,甚至饮酒作乐,骄奢淫逸。上层的腐败,必然带来教内戒律的名存实亡。僧侣们开始放肆地饮酒,非时非食,残害妇女。一些僧侣借口密教的名义公开淫乱,甚至挖取活人的内脏用以祭供。
就在那次从回家的路上返回西藏不久,在一次千人讲经法会上,宗喀巴突然摘掉西藏僧侣多年来所戴的红帽,换上一顶黄帽。这一举动立即在法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黄帽是持律者的象征。九世纪中叶,曾为复兴西藏佛教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律师贡巴饶塞曾把自己的一顶黄帽送给即将前往西藏弘法的弟子卢梅,贡巴饶塞说,戴上这顶黄帽,你就会想起我来。贡巴饶塞的意思是说,戴上这顶黄帽,你就会想起戒律的威严。这一次宗喀巴突然戴上黄帽,象征着他正式亮出的一面高举传统戒律的大旗,表达了他重振西藏佛教,坚持以戒律维护僧团纯洁的决心。由于宗喀巴在西藏佛教界的影响和声誉,在宗喀巴亮出的这面大旗下,立即聚拢来一大批愿意以戒律治法的僧侣,从而也为西藏佛教史上新的教派——格鲁派的形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戴上黄帽的宗喀巴并没有急于取得他在西藏宗教的更高地位,他开始潜心下来,专门著述。明建文四年(1402),宗喀巴开始写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创立教派的理论著述《菩提道次第广论》,第二年,他于拉萨正式开讲这部代表他显教思想体系的鸿篇巨制。又过了一年,宗喀巴又写出代表他密教思想体系的著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两部著作的问世,构成了宗喀巴整体的佛学思想,也构建了将要产生的西藏佛教格鲁派完整的思想体系。
现在,摆在宗喀巴面前的就是获得最高政治集团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为教派的创立发起最后的冲刺。
机会终于来了。永乐四年(1406),帕竹政权的大法王扎巴坚赞受永乐皇帝正式册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并赐玉印。而在此之前,宗喀巴已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预见到法王的成功,于是他一面积极与扎巴坚赞保持联系,一边积极建言扎巴坚赞以佛法治世,进而取得法王的地位。
扎巴坚赞被册封为阐化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了宗喀巴的建议,于拉萨大昭寺举行千人讲经法会,由宗喀巴开讲他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法会开讲的前一日,实际已有八千人拥挤到法会的现场,加上看热闹的信众,总计在万人以上。谁都知道,这次讲经法会名义上是宗喀巴为论主,但其背后的操纵者是阐化王扎巴坚赞。讲经法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样,宗喀巴在西藏佛教界实际已亮出了自己的旗帜,标明他已经成为西藏佛教界真正的领袖。至此,西藏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正式成立。由于这一教派的僧侣一律都戴黄帽,所以人们又称其为“黄教”。
永乐十三年(1415),一位叫根敦主巴的弟子拜谒在宗喀巴的门下,这位二十六岁的弟子就是后来的一世达赖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