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几个文人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扯到了流放文化上来。我对这个话题本来没有多少兴趣，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被扯上了文化的标签。但我似乎也不甘寂寞，忽然就想起一个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人物来，他就是汉代明帝的同母异父弟刘英，由于他的流放江南，于是，在北方上层社会刚刚兴起的佛教，便也随着他的流放而带到了江南。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十二月的一天，一支悄然的人马走出了洛阳城门，开始向南方进发。没有栉次鳞比的车队，没有猎猎作响的旗帜，更没有长达数里欢送的人群，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皇室成员的出行极不相称。此刻，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扬着雪花，呼啸的寒风更是给这支悄然的队伍增添了如许悲凉的气息。
经过一场殊死的较量，明帝刘庄宣布就位，成为汉室的又一位至高无上的皇帝，而他的的同父异母弟刘英则被封为楚王。这是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是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历史，他从来没去过楚地，只是听说那儿是一个不毛之地。于是，刘英选择了这个寒风萧杀的日子启程出发，前往他的分封领地。
这是一个外秀内柔的年轻人，与生俱来的气质使得他总是怀着悲凉的神情看待这个复杂的人生。他性格压抑，沉默寡语。他目睹了太多的宫廷中的尔虞我诈，目睹了太多的你争我斗，于是，他喜好黄老的虚无，喜好庄子的飘逸，他希望在一种“虚无”中追求自己并不实在的人生，觉得唯有那扶摇直上的大鹏以及缥缈无际的太空才符合一个自由自在的生命。
不知始于何时，一个叫作“佛”的东西开始像变幻不定的烟云一样在洛阳的上空游荡。洛阳毕竟是一国之都，又是著名的商贾集散地，在那些络绎不绝的外来人中，不时会有一两个西竺的桑门（僧人）和伊蒲塞（居士），从他们的口中，偶然会得到一些有关佛的情况。他们说，佛是至高无上的神，佛能让人解除烦恼，达到忘忧的境地。他们还说，佛并不看重现实的人生，佛所向往的，是生命之外的世界。于是，刘英开始知道，那叫作佛的东西与中国的黄老有着相似的内容，原来佛教与黄老一样，同属于“无为”和“玄妙”，而且那叫佛的东西所宣扬的生命无常的观点更符合一个中国人的内在心理。于是，在一些上层人士的介绍下，刘英开始了那种半是黄老，半是西佛的奉佛活动。
此后的几年中，楚王刘英曾多次回到洛阳朝觐皇帝，并一解思母之痛。虽然明帝对这位异母兄弟一直关怀有加，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消解他长年的寂寞和哀愁。相反，他在奉佛的道路上更加执着，更加坚定。他广结宾朋，好游义侠，同时，他经常与这些关中名士在宫中频繁地举行祭祀活动。然而，他超然世外的行为并没有使他获得多少安宁，相反，由于小人的告密，刘英差一点丢失了自己的性命。
一纸告密的文书传到明帝那里。告密者说，楚王的宫殿里时常会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群，这些人既有当今名士，也有外来的胡僧。他们烧香祭祀，行为诡秘，说不定会谋反之心，望明帝明察，切勿念及兄弟情分，导致无穷后患。
对于这样的告密，明帝一笑了之。汉明帝八年（65年），似乎是要给远在楚国的同父异母兄弟以某种暗示，明帝诏令天下有死罪者可用缣（一种细绢）来为自己赎罪。刘英心领神会，当即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送到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处，说：“我受恩在楚地任职，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政绩，其罪恶可谓大矣，今皇上敕免我的罪行，真是感激涕零啊，为此，特奉送缣帛，以赎罪恶。”
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喜好的是诵黄老之学，他所崇尚的是寺庙和桑门（僧人），他常常洁斋三月，对神发誓，忠于朝廷，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他对自己的行为一直表示着忏悔，为此，我决定将他送到朝廷的黄缣白纨重新发还于他，以帮助那些伊蒲塞（居士）、桑门（和尚）。”
以上的诏书是明帝对其异母兄弟的褒奖，同时也是对那些喜欢打小报告的人的一种警告。然而，受人诬告却又得到其兄明帝刘庄褒扬的楚王英并没有因此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收敛，相反，他在奉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竟至于到了一发而不可收的地步。不久，刘英更加广结宾朋，并且作金龟玉鹤，上面刻有文字，于是，有人又向明帝报告了这一情况，说刘英他们正在制作“受命的符瑞”，谋反之心昭然若揭。不久，又有人向明帝告发楚王刘英，说他与渔阳王平、颜忠等人在暗中造作图书，密谋造反。
一而再再而三的告密，不能不引起汉明帝刘庄的警惕，于是，明帝开始派人调查刘英在楚地的一切行为动向。这些钦差大臣们受到楚王的冷遇，楚王刘英的傲慢激怒了这些钦差大臣，调查结果令明帝大吃一惊：“楚王刘英招聚奸滑，造作图谶，他要挟官府，强令各诸侯向其进贡，屯集钱粮，密谋造反，其大逆不道，务请诛之。”面对如此现实，明帝不能不正眼视之，但他仍念刘英乃自己的骨肉兄弟以及幼年时的情谊，不忍诛杀，只是废去刘英楚王的封号，将他发配到丹阳（今安徽宣城）的泾县。
第二年，积郁成疾的刘英终于在泾县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