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无眠，挑灯夜览。
随手抽出《四川历代碑刻》（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漫不经意翻检，蓦然间有“浮桥碑记”映入眼帘，仔细一看为：
“释文”大宋广安军准，绍圣元年闰四月十五日，圣旨于军城溉下创造浮桥。绍圣二年八月初一日，朝散郎知军事李文渊记。
注：此为宋碑，碑长76厘米，宽45厘米，字径0.65厘米，5行，行字不等，正书。碑原在四川阆中县，现下落不明，省文物志编辑部存一拓片。
此记载与记忆中的阆中浮桥“简史”好像不符，于是又认真查阅了地方文献，均为：阆中浮桥，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为保宁府同知赵宗继创造浮桥，并于南津关铸铁柱，用以系缆。此浮桥冬架夏拆，岁以为常。浮桥位置在县城华光楼河下搭通南津关，用船三十六艘，以巨缆维之。”清代王宇恬曾有诗云：“竞渡今无苦，舟横复东西。河流奔忽断，市贾聚常齐。霜迹寒鸿爪，江声滑马蹄。微名有如此，倚柱莫轻题。”“详见《阆中县志》1985年版，阆中《名城档案》（第一辑）”
宋绍圣元年（1094年）为北宋后期，明成化八年（1472年）系明朝中叶，相距378年之久。详细解读该宋碑所承载的史料信息，若上述记载无误则不难发现：当时驻扎阆中的应为广安军，该浮桥的架设是奉圣旨，乃主要为军事重镇通衢畅达所需，负责此事的系阆中地方军政官员“李文渊”（按：宋代为从七品）。时阆州为利州路所辖第一大州，辖阆中、苍溪、南部、新井、西水、新政、奉国7县，是北宋拒强敌的水陆咽喉，为东来禁军分戍镇守的10州之一。据《北宋经抚年表》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北宋置四十二军节度，分置二十八路，“其成都府、利州、梓州、夔州四路兵马都辖，知益州成都府，领……四十州，永康、石泉、长宁、怀安、广安、云安、梁山、南平八军”。可见，此宋碑记载与史书互证，当时阆州所置确系“广安军”无疑。又据《朝野杀记·四川作院》载：“南宋时，阆州作院”，日造神臂弓、甲皮毡，所造兵器堆积如山，军资库里的“马弓、驽弓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亦可佐证阆中作为军事重镇的军备贮存之丰。加之阆中地理诚如《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所指：是“包络群山，峣崅艰险，为两川之屏蔽。自古未有两川有事，巴西不先受其患者”（《兵家必多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鉴》，胡阿祥主编，海南出版社）。因此，阆中自古“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栗，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的军事重镇之说，确属名不虚传，名实相符。
至于浮桥何以又有“明成化创造”之说，愚以为与现存能见到最早的《保宁府志》（明嘉靖二十二年编修）有关。明成化八年（1472年）保宁府同知赵宗继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相隔并不久远，记忆犹新。且更为重要的是自南宋理宗之后，四川进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期，而广元至阆中一带就先后经历了数十次战争的蹂躏（史称“宋元战争”），诚如后人所描述“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疾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腐，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何况区区一石碑，安有完乎？明成化年间的保宁府同知赵宗继，说不定正是受了“浮桥碑记”的启发，将宋元战争时毁掉的浮桥再造，并因此一善举而青史留名。
当然，此碑若果真曾在阆中被发现，又是否系好古博雅之士运至呢？目前因系孤证，亦不排除这种可能。比如前些年当地师范学校高级讲师陈子铁先生无意中发现、青年书法家张明甫苦苦追寻到的《唐阆州奉国县令郑融墓志》，当地文献从无任何记载，今人却从山东省淄博博物馆访得实物，个中原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也即是说当年好古博雅之士能让唐碑从阆中流落异地，完全也有可能在兵荒马乱的岁月，将此宋碑运出阆中而遗失他乡。
为能进一步目识该碑拓并鉴定其真伪，后经多方查询《四川历代碑刻》一书编著和原省文物志编辑部，均无果而终。但这里面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什么军（比如广安军）并不以其“属地”命名，对此，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早有高论，我辈亦不能望文生义、妄加推测。不过有一点是深信无疑的，即阆中利用浮桥技术造福百姓，往上至少可追溯到五百多年以前，往下也在清末民初（参见拙文：《1898：一位英国女探险家触摸到的保宁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