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美洲海岸─在浓雾中离开塞布尔岛─月亮里的先生分享我的航程─第一波孤寂感来袭─西班牙船长送来一瓶酒─与“爪哇号”船长的对话─蒸汽船“奥林匹亚号”船长的话─抵达亚速尔群岛
告别美洲海岸
现在我已把所有物品妥善装入船舱，因为我面对的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我把中桅收起，放置在甲板上，这样对“浪花号”比较好些。然后我把系索拉开重新系好，再检查熏肉是否收好、小船是否绑牢。因为即使是夏天，横渡大西洋也可能碰上恶劣天气。
其实，之前已是一连好几个星期的坏天气了。不过到了7月1日那天，一阵强风过后，风向改为西北，风势缓和不少，还挺适合出海的。第二天风平浪静，我便自雅茅斯启航，告别我在美洲的最后停留点。“浪花号”航入大西洋首日的航海日志很简短：“上午9时30分自雅茅斯出航。下午4时30分行经塞布尔角；距离，距陆地三百英寻。船速，时速八海里。清风徐来，风向西北。”日落之前，我在平静的海面上用晚餐，吃草莓、喝茶，背后是美洲东部海岸的陆地，“浪花号”正沿着海岸悠闲地航行。
在浓雾中离开塞布尔岛
7月3日中午，铁域岛（Ironbound Island）已在船身的正侧面。“浪花号”又呈现巅峰状态。今天早上有一艘双桅大帆船自新斯科舍的利物浦（Liver-pool）出航，朝东前进。“浪花号”在五个小时内便赶上那艘船，将它抛在船尾。下午6时45分，我已来到哈利法克斯港附近的奇布托岬（Chebucto Head）旁。我升起旗帜，绕过岬角，在天黑前离开乔治岛（George's Island），在塞布尔岛东侧行进。沿海可见许多灯塔信号灯，山布洛（Sambro），即悲叹岩（Rock of Lamentations）也散发出明亮的灯光；然而远洋渡轮“大西洋号”（Atlantic）遭遇海难的夜晚却未看见那灯光。我驾着船驶向辽阔的海洋，注视点点灯火随着船的行进被抛在后方，一直到最后山布洛的灯火消失在海平面下方。“浪花号”再度孤寂，循着航线继续前行。7月4日清晨6时，我采用两张缩帆，早上8时30分又张起所有缩帆。晚上9时40分，我只看见塞布尔岛西端的灯火，这座岛又被称为“悲剧之岛”（Island of Tragedies）。浓雾始终未散去，此刻更降到海上，像帷幕般笼罩着海面。我置身漫天雾气中，与整个世界隔绝，再也看不见半点灯光。我经常投掷测铅，在午夜过后不久，测知我正行经塞布尔岛的东端，马上就可脱离陆地和沙洲的危险了。风继续吹拂，是从西南方的雾气聚集点吹来。据说在几年之内，塞布尔岛的长度将由四十英里减为二十英里。岛上自1880年起兴建的三座灯塔中，两座会被海浪冲走，另一座也即将被海水包围。
月亮里的先生分享我的航程
7月5日晚上，“浪花号”在波浪起伏的海面航行一整天后，在没有舵手协助的情况下行进。我掌着舵轮朝南南东方迎风前进，船身平顺地朝东南方去，时速约八海里，这是它最快的速度。我扯满帆循着远洋渡轮的航线全速前进，不敢浪费时间，好尽快赶上可亲的墨西哥湾流。天黑之前，雾终于散了，我刚好来得及看到落进海面的夕阳，望着夕阳渐渐沉入海中，在视线中消失。我随即转头东望，只见船首斜桅的尽头，一轮满月正含笑自海面升起。即使是海神（Neptune）亲自莅临我的船首，都不会像眼前的景象那般令我震撼。我不禁脱口高呼：“晚安，月亮里的先生，真高兴见到你。”从那时起，我便经常与月亮里的那位先生长谈；在漫长的航程中，我都向他倾吐心事。
大约在午夜，浓雾再起，且雾气更浓更厚，浓得几乎可以让人“站在上面”。浓雾弥漫的情形一连持续了几天，风势逐渐增强，风浪也变大，但我有一艘好船。然而置身阴郁的雾气中却让我倍感孤寂，犹如暴风雨中栖在野草上的一只小昆虫。我猛力拍打舵轮，船只仍维持它的航线，船航行时我便睡觉。
第一波孤寂感来袭
这些天来，我内心慢慢升起一股敬畏。我的记忆力发挥出惊人的力量，所有不祥的、微不足道的、大的、小的、特出的、普通的事物……全都神奇地逐一浮现在我心头。我忆起一幕幕的往事，这些事原本早被我忘怀，模糊得宛如前世的浮光掠影。过去的笑声、哭声、说话声全又在我耳畔响起，我听着这些昔日的声响，一如以前我在地球许多角落里听见过的一样。
每当风势增强，我便有许多事要忙，孤寂感因而消失。天气转好后，孤寂感再度浮现，挥之不去。我经常开口说话，起初是发出航行指令：因为我曾听人说，若一直不说话，久了就不会说了。我遵守船只在海上的习俗，在太阳升到最高点时大叫：“八击钟！”我也会从船舱里对想象中的掌舵人高声问：“它航行的情况如何？”或是：“它的航线没变吧？”但却得不到任何回音，相反，更清楚地提醒我自身的处境。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海上更显空洞，于是我停止自说自话的练习。没过多久，我忽然想起我小时候挺爱唱歌，反正现在茫茫大海上只有我一个人，又不怕吵到别人，为什么不试着唱唱歌呢？从来就没有人嫉妒我的歌喉，但是你们真该听听我在大西洋上的歌声，这样才能了解我的意思。各位更该看看我对着海浪及海中所有生物引吭高歌时，海豚争相跃起的壮观场面。连老海龟也都把头伸出海面，睁着大眼睛听我高唱《乔尼·波克》（Johnny Boker）和《我们会付给达比·多尔靴子钱》（We'll Pay Darby Doyl for his Boots）及诸如此类的歌。不过整体而言，海豚的鉴赏力比海龟来得高，因为它们跳得比海龟高多了。有一天，我正哼着一首爱唱的小曲，好像是《巴比伦要垮了》（Babylon's a-Fallin），一只海豚听了，跳跃得比船首斜杠还要高。如果“浪花号”速度更快些，一定可以将它接个正着。海鸟群则含羞带怯地绕着船飞来飞去。
西班牙船长送来一瓶酒
7月10日，“浪花号”出海的第八天，已来到塞布尔角以东一千两百英里处。像这么小型的船，一天能航行一百五十英里已算很快了。这是“浪花号”在短短数天内的最远航程。7月14日傍晚，我看到一艘船，那时我心情格外好，因此高举双手大喊：“有船哪！”那是一艘三桅帆船，远远望去只看见船首有三个点，看不见船身。接着天黑了，我没有掌舵，让船自己航行。吹的是南风，船向东去，它的帆像缸鱼的鳍翼般工整，一整夜被风吹得满胀。我不时到甲板上巡视，发觉一切都很正常。和风不断自南方徐徐吹来，15日清晨，“浪花号”已接近那艘三桅帆船，来自西班牙西北部港口维哥（Vigo）的“拉瓦吉沙号”（La Vaguisa），它自美国费城出海二十三天，航往维哥。这艘船的桅顶瞭望员前一晚已发现“浪花号”，等我靠近它时，船长抛了一条绳索给我，再用吊钩扣着一瓶酒的瓶颈，顺着绳索滑过来送给我，那真是一瓶好酒。他还送上他的名片，上面印着“璜·甘德斯”。我想他和许多西班牙人一样是个好人，可是当我请他替我传报我“一切顺利平安”（“浪花号”以轻快的姿态与他擦肩而过）时，他却把肩膀耸得比头顶还高。他的大副知道我独自航海的行动，于是告诉船长我是只身一人，船长听了竟悻悻然掉头走向船舱。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日落时分，那艘船已经走到“浪花号”的后方远处，和前一晚在我前方的距离差不多。
与“爪哇号”船长的对话
现在，单调无聊感越来越减轻了。7月16日，吹西北风，海风清爽，波平如镜，一艘大型帆船在下风处的船首出现，到了下午2时30分，我和那艘船上的陌生人交谈。这艘船名为“格拉斯哥爪哇号”（Java of Glasgow），来自秘鲁，准备航往昆士镇接订货。那位老船长像头熊一样粗鲁，我以前在阿拉斯加碰过的真熊甚至也比他令人舒服些。起码那头熊看到我还挺高兴的，而这个灰扑扑的老家伙！大概我的喊叫声扰了他的午睡，而我的小船行经他的大船，对他而言可能产生类似红布惹恼斗牛的效应吧。此刻及过去两天来吹的微风对我的小船来说，比沉重的大船更占优势。由于风力微弱，他的大船既笨又重，航行的速度极慢，而“浪花号”那张大主帆即使只有微风吹拂，也被吹得胀满全帆，所以一路快捷地前进。“爪哇号”的船长在我进入他的声波范围内时朝我大吼：“这带海域平静多久了？”我拼命扯着喉咙喊回去：“不知道，船长，我也才来没多久。”这时候，站在前甲板的大副咧大嘴冲着我笑。我又说：“我十四天前离开塞布尔角。”（我现在正朝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s]全速前进）。船长忽然朝他的大副大吼：“大副，过来听听这个美国佬吹牛。降旗吧，大副，降旗投降吧！”无论如何，“爪哇号”得向“浪花号”认输总是令人愉悦。
我最初感受到的孤寂苦闷没再回来骚扰我。我已穿越神秘境界，同时航过一片迷雾。我曾面对海神的愤怒风浪，但它发觉我并不敢小看它的力量，于是容忍我继续航海探索。
蒸汽船“奥林匹亚号”船长的话
在7月18日的雾中，我的航海日志开头写道：“好天气，南南西风。海豚四处跳跃。‘S·S·奥林匹亚号’（S·S·Olympia）于上午11时30分经过，西经三十四度五十分。”
这艘船的船长高声告诉我经度及时间，又说：“现在还差3分才到11点半。”我很欣赏“奥林匹亚号”公事公办的作风，却也难免觉得那位船长的估计也未免太吹毛求疵了些。其实海面这么辽阔，差一点儿也没什么影响。但我认为太过自信正是“大西洋号”以及许多和它一样的船只遭遇海难的原因。那些船长太确定当下所在的方位而不知变通。“奥林匹亚号”周围不见跃起的海豚，海豚总是比较喜欢亲近帆船。我注意到那位船长蛮年轻的，希望他之前的航海记录良好。
抵达亚速尔群岛
看见陆地啦！7月19日清晨，前方海面耸立着一座银山般的神秘圆顶。虽然陆地被一片在阳光照耀下闪着银光的白雾完全遮蔽，但我确信那便是弗罗勒斯岛。下午4点半，这座岛已在“浪花号”舷侧，这时雾气已消散。弗罗勒斯岛距法雅（Fayal）约一百七十四英里，虽然它是座高岛，但亚速尔群岛的主要岛群被殖民多年后，这座岛仍未被发现。
7月20日清晨，我看见右舷船首的云气上方露出皮科岛尖端。阳光照射，晨雾散去，岛上较低部分的陆地便豁然开朗，一座座的小岛也陆续呈现在我眼前。我的船靠近这些小岛，一畦畦农田便映入我眼帘。“啊，多么青翠的玉米地哪！”只有在船只甲板上观看过亚速尔群岛的人，才能领略海上风光之美。
下午4时30分，我在法雅尔下锚停泊，自塞布尔角出航至今刚好十八天。“浪花号”尚未航抵防波堤时，美国领事和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已乘着一艘小船过来。那位军官担心“浪花号”的安危，愿意替我驾船。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个年轻人有操控军舰的能力，但“浪花号”这种小船对一身隆重军服的他而言，实在是大材小用。不过“浪花号”在港内到处乱转了一阵，并撞沉了一艘驳船，终于无甚损伤地停靠在码头边。我知道这个军官期待我给他“赏金”；撇开该由他的政府而非由我支付费用的实况不谈，究竟该罚他为撞沉的驳船付打捞费，还是该奖励他没把“浪花号”也弄沉呢？我不得而知，但我原谅了他。
我抵达亚速尔群岛时正是水果旺季，没多久，我的甲板上便堆满了各色各样的水果，多得令我不知如何是好。岛民永远是世界上最友善的人，我在别处再也没有遇到过比此地民众更亲切的人。亚速尔群岛的居民并不很富裕，税金负担极重，却享受不到多少回馈及权利。岛上只有他们呼吸的空气是免税的。殖民宗主国甚至不准当地港口收发外国的邮件。邮船载着寄往霍塔的邮件即使行经亚速尔群岛附近，也得先把邮件送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表面上是为了进行熏蒸消毒，其实是为了向邮船课关税。我在霍塔寄往美国的信，比十三天后从直布罗陀寄往美国的信还慢六天送达。
我到达霍塔的第二天正逢一位伟大圣徒的庆典，许多船只从各个小岛载满了人前来霍塔庆祝。霍塔是亚速尔群岛首府兼宗教圣地，犹如耶路撒冷。从早到晚，“浪花号”的甲板上都挤满前来朝圣的男女老幼。庆典第二天，一名热心的当地人组织了一支队伍，开车载我沿着法雅尔一带景色优美的道路游览，玩了一天。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解释：“因为我以前去美国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痛苦万分，直到遇见一个肯花时间听我说话的人，当时我就向圣徒起誓，以后若有陌生人来到我的家乡，我一定要设法让他开开心心。”不幸的是，这位好先生却带着一位翻译员一道来，好让我“对这个地方多些认识”。但我却差点被这家伙烦死，他不停地和我絮叨着船只、航海，以及他曾驾过哪些船之类的话题，而这些事却是我最不想听的。他说他曾自新贝德福德乘船出海，替一个叫乔·文恩（Joe Wing）的人（别人管他叫约翰）跑船。他滔滔不绝，我的主人朋友根本插不上话。我们道别前，我的东道主盛情招待我用餐，即使款待王公贵族也不过如此。但他家里却只有他孤身一人。他指着对面的教堂墓园说：“我的太太和孩子都在那里安息。我从很远的地方搬来这里，好就近每天早上去墓园为他们祷告。”
我在法雅尔待了四天，比预定停留的时间多了两天。岛民的亲切热情及他们感人的纯真质朴令我流连不去。一名天使般纯真的女孩有天来找我，问我是否可让她搭乘“浪花号”去里斯本。她自称会烹煮飞鱼，其实她的专长却是绑扎咸鳕鱼干。她的哥哥安东尼奥是名翻译，也向我暗示想搭船出航。安东尼奥想去美国找一位名叫约翰·威尔森的朋友，还大声问我：“你认识波士顿一个叫约翰·威尔森的人吗？”我回答：“我是认识一位约翰·威尔森，但他不住在波士顿。”安东尼奥又提供进一步的线索：“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如果他要找的那个约翰·威尔森正好看到这段文章，我受人之托在此转达“皮科岛的安东尼奥想念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