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后期，托尔斯泰的生活已经更加平民化。有人戏谑地称他为“农民伯爵”。美国记者乔治·谦楠曾经这样描写这位“农民伯爵”的外貌：
“这一天烈日炎炎，晴空万里。托尔斯泰刚从田里劳动归来。他身穿一件没有领子的白色贴身衬衫和一条肥大的、几乎是没有样子的家织亚麻布做的裤子。脚上穿一双笨重的小牛皮制的靴子。他没有穿外衣，没有穿坎肩，浑身上下的穿戴看来是自家缝制的。但是即使穿这样一身粗布农民装，托尔斯泰伯爵的身材仍给人以强烈、深刻的印象。他那敦实健壮的身躯因穿这一身单薄、朴素的平日衣服显得更分明；银灰色的头发，女式梳法，中间分开，以鬓角向后梳，使他那被野外阳光曝晒的刚毅的面庞显得更加精神。一双灰色的小眼睛深藏在毛蓬蓬的眉毛下面，兴奋得光亮闪闪，像一把出鞘的剑。大鼻子，下头宽得与众不同，双唇丰满、紧闭，而下巴和额骨，因为得透过浓密的花白胡子才能显露出来……”
对于这时的托尔斯泰来说，除了生活的简朴以外，参加体力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必需。为此，他甚至不惜挤占大量的创作时间。他和来访的作家达尼列夫斯基交谈时认为，体力劳动就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他说：在乡下，夏天“我就耕地、割草”，秋天“遇上坏天气，我就上鞋帮、缝靴子”；在城里，“我就锯木，劈柴”。那时来到托尔斯泰书房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把惊异的目光落在那些制鞋的工具上：“窗台上乱放着一些制鞋工具；窗台下有个普通的木箱子，装着制鞋家什——鞋楦、剪过的皮子等。”托尔斯泰确实乐此不疲，在制鞋和修鞋中享受劳动的乐趣。一天，有位朋友来看望他，见他正在用木鞋钉钉鞋掌。那朋友就说这不难，他也来试试。托尔斯泰笑着提了个条件：钉进一个，他给一卢布；打坏一个，朋友赔10戈比。结果，那个朋友一连打断了8个钉子。于是，在愉快的笑声中，朋友向“鞋匠”掏出了80戈比。诗人费特闻讯也向托尔斯泰订制了一双皮鞋，托尔斯泰做好后亲自送去。费特穿上后，还一本正经地向“鞋匠”开出一张“皮鞋完全合格”的证明，并付了6个卢布。乔治·谦楠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不无风趣地写到了这样一件事：那天晚上，索菲娅请客人去客厅喝茶。不一会，托尔斯泰也来了：
“他随身带来一块大木板和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制鞋工具和一双未做完的靴子。他安安稳稳地在亮的地方坐好后，把木板放在膝盖上，拿过一只靴子就钉起鞋后跟来，仿佛晚上做这样的活计对《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和拥有60万卢布的庄园主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很内行地给我解释做鞋的细节，还谈到切鞋底如何不伤鞋帮，似乎会缝鞋子比起他能写《战争与和平》和《哥萨克》来，他更感到自豪。可是，我以一个不带成见，甚至不抱批判态度的人的眼光观察他干活，观察了半小时后，我抱定主意，虽然大家都尊重他多才多艺，但我宁肯读他的作品而不愿穿他做的靴子。”
显然，托尔斯泰已把体力劳动，特别是“同农民一道劳动”视作平息自己良心的呼喊的必要手段。在农忙时节，托尔斯泰往往整天和农民一起割草、收麦、堆垛和耕耘。家庭教师安娜·舍隆描写过这样一个场面：“翻晒干草！一幅怎样的图画啊！那位农民伯爵，穿着俄罗斯的衬衣和长裤，两条腿分得很开，正在割草，我看出他是全神贯注在那上面了。他在倾听长柄镰刀的割草声，过得很快活……”这时的托尔斯泰还常常倾全力向不幸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如他对雅斯纳亚·波良纳村的多子女的寡妇科佩洛娃就给予了很多真诚的帮助。托尔斯泰一再帮她耕地、种麦、割草，有一次在替她运草时被马车辕木碰伤了腿，在床上整整躺了三个月。画家列宾和托尔斯泰的仆人阿尔布佐夫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还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两幅感人的场景。
1887年夏，与托尔斯泰相交多年的列宾第一次来到雅斯纳亚·波良纳。托尔斯泰热情地接待了他。那天吃过早饭，托尔斯泰就顶着炎阳，套上马去为科佩洛娃耕地。列宾写道：
“6个钟头，没有休息，他一直在耕翻黑土，时而走到坡上，时而顺慢坡下到沟底。太阳照射的身影不断地变化着，他身上的麻布衫越来越黑，尤其前胸和肩膀上被汗水湿透，落上一层黑土灰尘。有时他踏着松土登上陡峭的小山岗后，离开犁杖一会儿，去小沟底，倒出瓶中用少量的白葡萄酒调好的水，痛饮一番。他的脸上，汗水顺眼窝流淌，带着黑泥浆，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列宾深为这位年近花甲的“伟大的耕耘者”的行为所感动，他当场握笔画了幅速写，后又由此画出了那幅《列·尼·托尔斯泰在耕耘》的名画。
阿尔佐布夫记下的那件事发生在1888年春天，当时托尔斯泰发现科佩洛娃家的农舍实在太破，没法住人，就决定帮她盖一所新房子。那天：
“科佩洛娃本人和伯爵的女儿玛丽妞·李沃夫娜给他作帮手，他们准备好了泥、干草和水，搅和起来。材料准备停当，伯爵便开始砌墙，然后请来木工安装天花板、门楣，安上门窗。砌炉子的活由他自己干，只是做拱顶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他考虑很久，但终于做好了。炉子砌好以后，他和玛丽妞·李沃夫娜一块儿做铺房顶用的麦秆苫子……她迁入新居的时候，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还送给她面粉和各种食品。”
1888年初，根据沙皇本人的意见，内务大臣让莫斯科总督“邀请”托尔斯泰作客。此番“邀请”事出有因：当局从一个名叫诺沃谢洛夫的中学教师那里搜查到一些他翻印的托尔斯泰写的小册子，书名为《尼古拉·帕尔金》。这本书是作家根据一个老兵的叙述写成的，它尖锐地抨击了当今沙皇的祖父尼古拉一世的残暴。诺沃谢洛夫被捕了。为警告托尔斯泰，就出现了“邀请”之举。托尔斯泰断然拒绝了。他认为，“此类邀请可以视为对内心世界的侵犯”。总督只得派了个宪兵队长前去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要求释放诺沃谢洛夫，并说如要追究此事的责任，那么应抓的不是诺沃谢洛夫，而应该是他。宪兵队长苦笑道：“伯爵！你的声望太高了，我们所有的监狱也容纳不下啊。”沙皇当局不敢对托尔斯泰本人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实出无奈，如内务大臣所说：“审讯此人将遭致完全不良的非议及后果。”总督的话更为明确：“针对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任何惩罚措施只能使他蒙上殉道者的光环，并从而更加促进其思想与学说的广泛传播。”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仍不断地在进行他的宗教道德的探索，他先后写下了《我的信仰是什么》、《论生命》、《关于两性之间的关系》等长篇论文。但同时，回到艺术创作上来的愿望也时时无法抑制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1889年他在给自己的挚友、画家尼古拉·盖的信中多次表示：想“做点我擅长的本行工作——但是上帝显然并不希望我这样做。我很想做……”；“必须把自己心灵里成熟了的东西表达出来”，“我必须写作”，等等。虽然托尔斯泰这时也陆续写了几部剧本和小说，但是“想写一部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广阔的、不受拘束的小说”（1889年3月致鲁萨诺夫教授的信）的念头已经缠绕着他。当时，托尔斯泰已为友人柯尼讲的那个关于罗萨莉娅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9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与妻子的关系又一次变得紧张起来。1890年冬天，雅斯纳亚·波良纳附近村庄的几个农民偷砍了托尔斯泰庄园里的30株白桦树。索菲娅将此事告到法院，结果这些农民被罚了款，并被处以6个月的监禁。托尔斯泰获知这一情况，十分恼火。索菲娅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托尔斯泰对“居然因为维护他的私有财产”而将农民抓去坐牢一事感到痛心，“他夜不成眠，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激动得气喘吁吁，自然指责我，毫不留情地、残酷地责备我”。托尔斯泰也在12月15日和17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心里难过得很，整整一天我的心都感到发紧……应该出走。”“昨天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心里很难受……两点钟时，我从床上起来，到客厅里去走动走动。她出来了，跟我谈到5点……我对她说了我的想法。我想我应该向政府声明，我要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权利，我要把它们交出，听凭他们处置。”
由于托尔斯泰宣布放弃私有财产，所以，1891年春天，托尔斯泰家开始分家产。4月17日，托尔斯泰签署了财产赠予书。托尔斯泰在同一天给友人的信中说：“这份证书将使我摆脱私有财产的桎梏，然而签署这么一份证书将是对原则的背离。不过我还是要签署，因为若不这样做，我就会惹出罪恶来。”财产经估价后分为9份，每份约5万卢布。除女儿玛莎和父亲一样拒绝接受财产外，其他人都各得了一份。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财产由索菲娅和最小的孩子万尼亚共有。7月，分家事毕，托尔斯泰又提出放弃1880年以后所写著作的版权的打算，但此事遭到了索菲娅激烈的反对。索菲娅认为，这样做的后果势必“会把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如此不富裕的家庭弄得破产”。这次争吵闹到了索菲娅想自尽的地步。于是，这件事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托尔斯泰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她不明白，孩子们也不明白，他们花的每一个用书挣来的卢布，都是我的痛苦和耻辱。耻辱我只好忍受，但为什么要削弱那些真理可能发生的作用呢？看来只好如此。没有我真理也会起到它的作用的。”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就此罢休，经过多次争执后，索菲娅被迫让步。9月里，《俄罗斯新闻》和《新时代报》刊出了托尔斯泰如下声明：
“我宣布任何人都有权无偿地在俄国和在国外，用俄文和用其他文字，出版或者上演我的所有在1881年后写的、收入1886年的文集第十二卷和今年——1891年出版的第十三卷的著作，以及所有尚未在俄国出版的和今后可能问世的著作。”
1891年—1892年，俄国中部数省发生了罕见的大旱灾。饥荒的迹象在1891年夏天已经露头，对人民的不幸怀有切肤之痛的作家开始感到不安。他对来访的友人费纳曼说道：
“你听说了吗？它已经开始了！这里的农民还没有打完谷，而那里，在沃罗涅日省，他们已经什么吃的也不剩了，已经无所事事地待在他们家里了。这是正在迫近的灾难的第一声呻吟。我感觉到它，内心疼痛，就像一个患风湿病的人在雨天之前浑身疼痛一样。”
7月4日，他在回复列斯科夫的信中写道：
“为了抵御饥荒，有一点是必要的，就是要使人们尽量多做好事……如果您问，您该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如果您能做的话，那么您应该去唤起人们互爱的感情，不只是由于饥荒而互爱，而是要时时处处互爱。”
饥荒终于铺天盖地而来。正在为救灾而奔走的友人拉耶夫斯基的来访使托尔斯泰立即行动起来。9月里，托尔斯泰先去了灾区皮罗戈沃县，而后又到了其他一些受灾地区了解灾情。于是，在他这个月的日记里有了这样的记载：“直到4点钟还不能入睡——老是忧虑着饥荒问题。”地主家依然“又是咖啡，又是奶油果汁冻，又是肉排地款待宾客”；老百姓却“冻得发痛。没有马铃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乞讨”，“碰见了80岁的阿基姆正在耕地，亚列米契夫的老婆全家没有皮袄，仅仅只有一件男子穿的长外衣，还有特罗菲姆和霍利亚芙卡夫妻以及他们的儿女已经全家死去。而我们却正在一个劲儿研究贝多芬，祈求他能够使我们摆脱这种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不禁又祈祷起来，并且痛苦得喊出了声”。“难道现在正骑在别人脖子上生活的那些人，永远不会自己懂得这是不应该的事，因而自动从别人脖子上爬下来，一定要等到人家把他们摔下来用脚踩死么？”
10月中旬，托尔斯泰完成了《论饥荒》一文，并将它寄给《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可是，刊载此文的该期杂志被当局查禁，后被大量删改，才以《援助受饥荒的农民》为题发表在次年的《一周读物》上。但是这篇文章早已经全文刊载在欧洲的许多报刊上，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国国内广泛流传。托尔斯泰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导致人民饥饿的原因：
“人民所以饥饿是因为我们吃得太饱。当人民在目前的生活环境中，换句话说，在这种捐赋繁多、土地缺少的情况下，在他们被迫停留在其中的蛮荒和无人过问的处境中，还必须担负全部繁重可怕的工作，好让都会、城市和有钱人聚居的村镇中心来吞噬它的果实的时候，叫他们怎么能够不饥饿？”
作家愤怒地谴责那些漠视人民痛苦的“有钱人”：
“难道现在，正如大家所说的，人们正在饥饿而死的时候，地主、商人，会不藏起粮食来静候物价的进一步上涨么？”
“在我们和人民之间，除了敌对的关系，老爷和奴隶的关系以外，再没有第二种关系。我越好，他们就一定越坏。他们越好，我就一定越坏。”
饥荒使这种敌对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弓弦已经拉得太紧了”。这篇异常大胆的和尖锐的揭露文章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恐慌。内务大臣在给沙皇的特别报告中认为，这篇文章“就内容而言，应当跟最可恨的革命号召一样看待”。《莫斯科公报》的编辑部评论中则称：托尔斯泰的文章“是在公开宣传推翻全世界目前存在的全部社会和经济制度”，“是一种最极端、最大胆的社会主义宣传，甚至我们那种秘密的地下宣传在它面前都要黯然失色”。亚历山德拉后来回忆说：当时“整个欧洲由于这篇文章发生了多么大的一场混乱”，有人甚至预言托尔斯泰“将被流放西伯利亚、关进监狱、逐出俄国，甚至看来还很可能上绞架”。但是，沙皇当局慑于托尔斯泰的巨大声望，不敢轻举妄动。
那年10月26日，托尔斯泰和他的两个女儿、一个侄女一起前往梁赞省的别基切夫卡村，直接参加救助灾民的工作。托尔斯泰在那里办起了18个赈济食堂。到了次年4月，这样的食堂周围4个县里已有187个，5月份又增加到212个。一些大学生也纷纷前来参加这一工作。这些食堂每天帮助近万名灾民渡过了难关。在托尔斯泰的带动下，他的全家都投入了救灾工作。两个大儿子在红十字会帮助切尔恩县的灾民，三儿子去了萨马拉灾区。索菲娅在莫斯科照看4个年幼的孩子，但她也没有袖手旁观。她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托尔斯泰以帮助，而且在报上撰文以扩大救灾工作的影响。索菲娅在11月发表的那封公开信中恳切地希望人们，不要“对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正在饿死冻僵的、痛苦已极的母亲的惨不忍睹的神色”、“对那些没有粒米下肚的老人”无动于衷。这封信激起了社会上热烈的反响，捐款纷至沓来。托尔斯泰对索菲娅的行为表示感谢，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自己跟妻子的关系“好似从来没有这般情投意合过”。托尔斯泰为救灾事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他在别基切夫卡村断断续续住到了1893年。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又接连写出了《可怕的问题》、《论救济灾民的办法》、《关于救济灾民最后报告的鉴定》、《天国在你心中》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