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你有好的新的东西要说的时候，只有当那些东西对人们有益，对千百万劳动人民有益的时候，你才可以动手写作。
——托尔斯泰与伊万诺夫的谈话
8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对民间出版物的状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时，在俄国，适宜于民众特别是农民阅读的通俗书籍甚少，即使有一些，也多为粗俗低劣的小册子，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那“不是粮食，而是石头”。他还对来访的友人达尼列夫斯基、伊万诺夫等人一再谈到了这一点。他说：
“写了和出版了很多东西，但是为养活我们大家的劳动人民，为广大群众，却什么也没有做。”
“现在，城乡学校增加了之后，有文化的人大概有几百万。这几百万识字的俄国人就站在我们的面前，像饥肠辘辘的小寒鸦，张开大嘴，对我们说：先生们，亲爱的作家们，给我们的嘴一些你们和我们都满意的精神食粮吧；为我们这些渴望生动的文学语言的人写作吧；不要叫我们吃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米洛尔多·乔治之流的那些浅陋粗俗的东西和其他粗糙的食粮啦。忠厚淳朴的俄罗斯人民要我们对他们的良好的、正义的内心呼声作出回答。这一点我考虑了很多，我决心尽力在这方面试一试……”
托尔斯泰很快将自己的决心付诸了实施。他走访农民，了解他们在读什么，对什么书感兴趣。如托尔斯泰得知有一个名叫加波列夫的农民有一口书箱，冬天里许多识字的农民爱聚在他那儿看书时，就特意来到他那儿，与他深入交换了看法，觉得很受启发。同时，托尔斯泰积极组织人员筹办出版社。
1884年底，在托尔斯泰的谋划下，以切尔特科夫为发起人的媒介出版社成立了。出版社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人民大众提供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优秀读物。不久，一个有经验的出版商塞青也参加了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此外，戈尔布诺夫·波萨达夫、比留科夫等人的编辑组织，画家列宾、克拉姆斯柯伊、萨维茨基等人的装帧插图，都对出版社的顺利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媒介社出版的内容通俗、价格低廉的读物，很快赢得了读者。在前4年里，它就发行了1200万册图书。它出书的品种也不少，仅前十年就出了托尔斯泰、奥斯特罗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契诃夫、柯罗连科、迦尔洵、列斯科夫等作家的250多种作品，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占了44种。为了把更多的各国优秀作品介绍给读者，托尔斯泰选择了塞万提斯、斯威夫特、伏尔泰、卢梭、狄更斯等不少作家的作品，建议改写后出版。后来，不少作家和青年学生都自愿参加了这项改写工作。媒介社迅速扩大的影响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注意，它的出版物，特别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常常被书报检查官禁止出版和发行。因此，托尔斯泰曾一度打算在莱比锡创办一家可以免受沙皇当局干预的“国际媒介社”。尽管此事没能办成，但希望用多种语言为各国大众提供“一切基于人道精神的作品”的想法曾长时间地吸引着他。
媒介社最早推出的是托尔斯泰创作和改编的民间故事，作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艰辛，并将它视为“最重要的事情”。托尔斯泰先后写了《哥儿俩和黄金》、《伊里亚斯》、《放火容易熄火难》、《蜡烛》、《两个老人》、《傻子伊万的故事》、《人们靠什么生活》、《人需要多少土地》、《雇工叶美里扬和空大鼓》等许多有影响的作品。这些民间故事选材范围很广，许多作品是在民间口头创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劝善故事。奥洛涅茨的说书人谢戈良柯就为作家提供过这样的材料。这些民间故事中有不少虚幻的成分，但托尔斯泰认为：“不管描写什么样的奇迹，不管什么样的野兽讲着人话，不管什么样的飞毯载着人飞行——不管是传说也好、寓言也好、童话也好，都将是真实的，只要其中讲的是天国的真理。”因而，诲喻性成了托尔斯泰民间故事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家企图借助于艺术形象来阐述他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许多作品中，托尔斯泰描写了社会的黑暗、人民的不幸，也批判了老爷的贪婪和残暴，但在评判善恶时，又往往渗透着他的宽恕、顺从、不以暴力抗恶的观念。
在写民间故事的同时，托尔斯泰还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80年代中后期，托尔斯泰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三部：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和《恶魔》（1889），前二部影响较大。这些小说与民间故事风格迥异，特别是《伊万·伊里奇之死》更是用托尔斯泰当时不赞成的所谓“旧手法”写成的“艺术的东西”。两类风格的作品的同时出现，鲜明地表现出了作家内心的矛盾：既急于表达和传播他的宗教道德学说，又强烈地意识到遵循生活发展的逻辑，真实地描写生活的重要。他在1886年12月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请不要破坏，也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硬把故事往某个方向扳，请跟着它走，不管它把您带向何方，”既认为“有益的东西”是那些用“新手法”写成的能为农民接受的诲喻性的读物，又抑制不住想写“艺术的东西”，运用“旧手法”深刻而广泛地描写复杂的生活过程的愿望。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托尔斯泰这时期的作品就出现了所谓“诲喻的”和“艺术的”两种倾向，而有时这两种倾向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的创作构思源于托尔斯泰的一个熟人，前图拉法院的检察长伊万·伊里奇的死。这位身患绝症的检察官临死前的痛苦感受和年华虚度的想法触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经过作家的典型化的处理，小说具有了丰富的内涵。主人公伊万·伊里奇出身于官僚家庭，他的前程从小就无需担忧。法学校毕业后，他仕途顺畅，从省长特派员、检察员、助理检察长，一直做到检察长和高等审判厅委员。伊万·伊里奇的性格似乎一开始就定了型：“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快活、温厚和容易同人接近，但是他严格实行他认为是他的义务的事；凡是处于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义务的事，他都认为是自己的义务。”对于他来说，不存在个人的见解和爱好，一切均以上层人士的生活准则为转移。虽然表面上，他从不巴结有权势者，但进入这些人的圈子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为此，他不做与公务无关的事，不读与公务无关的书，也不与人保持与公务无关的关系，甚至连对妻子和儿女的态度也往往不近人情。然而，他的这种处世态度却受上流社会的赞扬，被视为高尚、正派和有风度的人。伊万·伊里奇病倒了，他得的是不治之症。这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谁也不想了解他的境况”，同事们关心的是一旦他的职位空缺，由谁来填补；家人遗憾的是他的病搅乱了他们的“欢乐生活”。伊万·伊里奇受到病魔的极为痛苦的折磨，可是除了仆人格拉西姆外，谁都对他说谎，谁都对他报以虚情假意。在可怕的孤独中，他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过得不大对”。他的高尚，他的成就，全是自我欺骗。他扼杀了自己的个性，只不过是官僚机器中的一个“循规蹈矩”的零件，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真正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那是比疾病更令人痛苦的。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揭露上流社会那种虚假的“类似生活的东西”，主人公的醒悟正是这种毫无价值的生活出现危机的一种表现，而这一形象又为托尔斯泰晚年作品中一系列“忏悔贵族”的形象开了先河。小说的心理分析极有深度，令许多读者叹为观止。评论家斯塔索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表示：“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读到过任何与此相类似的东西。世界上任何民族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天才的作品……我对自己说：‘是的，终于有了真正的艺术，有了真理和真正的生活。’”有的评论家还主张所有的医生都来认真读一读这部作品，因为“就这个题目而言，世界文学中还没有比它更出色的小说”。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在读了这部作品后感叹道：“我明白了我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我的整个十大卷的作品都一文不值。”
在小说《克莱采奏呜曲》中，作家再一次涉及了家庭婚姻的主题。主人公波兹内舍夫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青年时代，他和“这个阶级的每个人一样”过着放荡的生活。婚后，他与妻子并不相爱，两人由争吵发展到相互憎恨。当波兹内舍夫发现妻子与他人有暧昧关系时，竟狂暴地将她杀死。小说对上流社会中充满虚伪、堕落与罪恶的两性关系和家庭婚姻关系的揭露与抨击，达到了空前猛烈的程度。小说带有政论色彩，提出的问题尖锐而又触及时弊，因此引起读者热烈的关注，一时间它成了人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但同时，小说引起的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托尔斯泰在作品中用偏执的观点否定一切性爱。小说主角这样认为：“在一切情欲之中最强烈、最凶恶、最顽固的，则是两性间的肉体爱。”所以只有将它“消灭掉”，“人类的目的才能达到”。作家在小说《后记》中同样明确地表示：“恋爱和结合——尽管人们可以用散文和诗来想办法作出相反的证明——绝不会促进而总是妨碍任何有价值的目标实现。”这种观点为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而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对妇女解放的保守观点也引起进步人士的异议。当然，小说无情地揭开了腐败社会的面纱，更使沙俄当局和官方教会如坐针毡，大主教尼卡诺尔干脆跳出来咒骂托尔斯泰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小说被禁止出版，但它已经以其他方式流传开来了。托尔斯泰认为这部小说是用新旧两种手法写成的，“彼此之间不够协调”，他修改了9遍，仍不满意。小说在艺术上尽管有欠完美之处，但是作家通过主角忏悔性的独白揭示人物悲剧的手法运用得相当成功。因此，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称赞“《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莱采奏呜曲》是两部压缩了的，真正的心理剧”。
托尔斯泰从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写出了几部杰出的戏剧作品，这也是他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艺术成就。其实，早在托尔斯泰踏上文坛不久的50—60年代，他就写过《贵族家庭》、《一个感染了瘟疫的家庭》等几部多幕喜剧，但是这些剧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尚欠成熟。因此，严格地说，作为剧作家的托尔斯泰应该从80年代中期算起。晚年的托尔斯泰对戏剧创作产生强烈的兴趣并非偶然。在经历了世界观激变以后，作家渴望通过形象、直观、平民易接受的戏剧形式来更好地反映农民问题和社会问题。正因为这样，他的戏剧被称为“人民戏剧”。
1886年秋天，托尔斯泰完成了五幕悲剧《黑暗的势力》。那年11月，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我生活得很好，很愉快，我正在写作。已经为平民剧院写完了一个剧本。”这部剧本把俄国农村的黑暗面貌用戏剧形式真实地反映了出来。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到了80年代初，农村宗法制瓦解加剧，金钱主宰一切的社会道德风尚像猛兽一样扑向古老的俄罗斯农村。一件又一件触目惊心的事件在农村中出现了。托尔斯泰就是从80年代初发生在图拉省西多罗夫卡村的一桩真实的案件中取材，使之成为《黑暗的势力》剧作的情节基础的。这部剧作的剧情是惊心动魄的。富农彼得病危在床，他的后妻阿尼西娅在玛特琳娜的指使下，用毒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随后，长工尼基塔与阿尼西娅成亲。尼基塔接替主人位置后，纵欲挥霍，与彼得前妻的女儿私通，后来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又灭绝人性地将他与继女所生的婴儿用木板活活压死在地窖里。罪行发生后，尼基塔坐立不安，痛苦难言，最后在退伍老兵米特利奇的启发下，当众忏悔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剧中的彼得是宗法制农村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事事都想亲自动手，并且除了把多余的钱存入钱罐外便一无所知。剧本一开始，彼得已经奄奄一息，并且不久就遭毒害身亡，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剧中的主人公尼基塔则是深受金钱势力影响的人物。他接替彼得位置后，立即将从彼得那儿获得的钱存入银行，靠利息、靠放高利贷生活。他唯利是图，金钱欲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他又迷恋花天酒地的生活，根本不顾道德原则。阿尼西娅也是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农村后的产物。她的人生哲学就是：只要自己能“快活地过日子”就行。剧中那个一再唆使阿尼西娅和尼基塔干坏事的老太婆玛特琳娜更是毫不掩饰地表示，“钱……就卡这两个奇怪的典型简直栩栩如生。米特利奇以一个习惯喝酒的士兵的粗野嘶哑的声音说话，说话一直正常；阿纽特卡叽叽喳喳，活像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小姑娘。她那精采的‘哈一口气’，不知怎么发得非常机灵。小声小气、带点嗓音，好像她确实是从心底呼出来似的……”
“他本人朗诵时是那么着迷，有的地方夹杂着笑声，扬扬得意的样子瞧瞧我，我也憋不住地笑了。激动的段落，朗诵者的声音颤抖，我呢，捧住手帕啜泣……有一段，他突然受不了啦，跳起来，跑出屋外。我慌了手脚，差一点伤心起来，担心朗诵会中断……可是我一听，他在门外擤鼻涕，咳嗽……就是说，他没走……过了一两分钟，他回到屋里，眼圈发红，也不看我，不好意思地拿起了校样。‘咱们结束了吧？好不好？累不累？’‘瞧您说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哪怕到深夜，我也要听下去……’”
1887年，《黑暗的势力》的剧本由媒介出版社出版，当年就售出100多万册，这在俄国戏剧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著名戏剧家涅米罗维奇·丹钦柯说：“实在无法忘记这本小小的书，它给我们产生了多么惊心的印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简直被一种艺术上的狂喜心情，被人物形象的出色刻画和极其丰富的语言激动得发起抖来。”评论家斯塔索夫则认为这部作品完全可以与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相媲美。可是，这部剧作却无法上演。剧作震撼人心的揭露力量使包括沙皇在内的专制当局震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写信给内政大臣说：“必须结束列夫·托尔斯泰闹出来的这场不成体统的事。他纯粹是个虚无主义者和不信神的人。最好现在就禁止出售这个剧本。”并且他下令：“这个戏绝不能拿到舞台上去演出。”于是，宗教事务院总检察长、内政大臣、出版总局局长等纷纷出马干涉，以致使这出已在亚历山大剧院排演完毕的戏剧遭到夭折。两年后，在法国作家左拉的热心安排下，剧作首次在巴黎搬上舞台。很快，它在英国、瑞士、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风行起来。在英国上演时，著名作家肖伯纳撰文予以高度赞扬，认为在所有剧作家中只有托尔斯泰“才有一枝摧毁一切的笔”。直到1895年，沙皇当局才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同意在对剧本作大量删改的基础上在国内上演。
完成《黑暗的势力》后，托尔斯泰于1886年11月立即动手写作另一部剧作《教育的果实》。初稿完成后，作家感到不够理想，在1889年又重新写了这个剧本。这是一部四幕喜剧。作家通过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的鲜明对比，反映了迫切的社会问题：老爷生活的腐败和农民土地的奇缺。贵族地主兹维兹金采夫一家拥有2.4万俄亩的土地，生活奢侈豪华，可是他底下的农民却贫困不堪，缺少土地。农民即使有少量的土地，也被割成楔子形插在老爷的土地中间。他们的牲畜一不留神就会跑进老爷的地里，还得挨罚款。农民苦不堪言，真是“连鸡都没处养”。于是，农民们不得不派代表进城，希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从老爷那里购买一块土地。兹维兹金采夫先是答应了，可又中途变卦。最后，还是女仆塔妮雅利用老爷迷恋的降神术耍弄了他，才使农民如愿以偿。作家深切地同情农民不幸处境，认为“农民的地实在太少了，连跨一步路的地方都没有，这真是可怕的罪恶”。剧作将对贵族地主腐朽生活的辛辣讽刺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反人道性质的猛烈抨击结合在一起，从而大大深化了主题。
在《教育的果实》中，农民作为主角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三个农民个性鲜明，十分真实。他们都具有19世纪后期俄国大多数宗法农民的基本的心理和气质特征：善良、勤劳、质朴、诚实，但又胆小、拘谨，文化上比较落后。他们在贵族老爷面前仍显得低声下气，遇到挫折时往往一筹莫展。他们有的说话缠杂不清；有的以多次充当请愿代表而沾沾自喜；有的态度粗鲁，辞不达意。尽管如此，这些农民在精神品格上比起那些自诩为人类文明继承者的老爷和“学者”来，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作家真实地写出了这些农民的强烈爱憎：对下层人民如厨子和仆人等充满同情，而对那些精神空虚的老爷则从内心深处感到憎恨和蔑视。如剧中有一个场景写女仆塔妮雅给农民和厨子讲故事。她说：有个绅士死了一条狗，埋了后边走边哭。当时天气很冷，马车夫直流鼻涕，绅士见了问他：“你哭什么？”马车夫答道：“老爷，这是条什么样的狗啊，我怎么能不哭呢？”听到这里，在场的农民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农民插话说：“管保马车夫心里在说：‘就是你死了，我也不哭。’”老厨子又接上一句：“对啦，不错！”简洁的笔墨却活画了两个阶层的尖锐对立。
在这部剧作中，作家特别注意运用对照的手法来加强剧作的艺术力量。一是人物对照。如贵族小姐别特茜和女仆塔妮雅的对照。两人都是20岁左右的姑娘，一个是百无聊赖的交际花，另一个则是供人使唤的穷丫头；一个看见来请愿的农民极为讨厌，骂他们“真蠢”，而另一个见到庄稼人感到分外亲热；一个举止轻佻，风骚娇艳，说话爱夹法语，学男人样戴着夹鼻眼镜，另一个勤快朴实，一心向往回到农村去，生活在淳朴的农民中间；一个精神空虚，智能低下，整天迷恋于化装舞会，另一个心灵纯洁，机智灵活，巧妙地耍弄了愚蠢的老爷，帮助农民达到了目的……这种多侧面的对照，不仅使人物形象丰满，而且从本质上揭示了生活真实。二是场景对照。如第二幕，同在仆人的厨房内。前场几个农民正躲在角落里为土地、为自己的生活犯愁，紧接着上场的几位老爷太太却为了试验所谓的降神术而折腾不休。又如第四幕，同在老爷家的客厅里。前场别特茜与纨绔少年无聊地大谈化装舞会的事，可一转场却是几个农民为获得一点活命的土地而闯入客厅，作最后的努力。这样的场景对照，有力地揭示了剧作的主题。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这部剧作也很喜欢。1889年底，一群年轻人在雅斯纳亚·波良纳首次排练并上演了《教育的果实》一剧。当时，饰演农民角色的洛帕丁曾生动地回忆过托尔斯泰观看演出的情景：
“不久，我就听见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笑声，这种笑声纯粹是俄国农民式的，充满了极为友善的真诚。他对我的演出表示满意，而这种满意又使他快乐得几乎像个孩子，他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兴致勃勃地跟他周围的人交换看法，用手掌拍拍自己的身子，温厚地，像个农夫似地摇着头。”
根据排演的情况，托尔斯泰再次作了修改。不久，这出戏又在图拉、哈尔科夫等地上演。1891年初，这出戏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导演，在莫斯科首次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年秋天，它被搬上了彼得堡亚历山大剧院的舞台。列宾在看了演出后由衷地称赞说：“在整个剧本中，可以见出天才艺术家观察生活的目光多么真切，他的笔力又是多么挥洒自如！在眼下我们这里连篇的新奇的胡言乱语之后，它显得多么光彩。”但是，《教育的果实》也遭到过《黑暗的势力》相似的命运，沙皇政府曾经几次试图禁止这部剧作的出版和限制它的上演范围，因为它“嘲笑了贵族阶层”。
80年代中后期，托尔斯泰为民间剧院还写过几出“人民戏剧”，如《关于阿盖伊的传说》（1886）、《第一个酿酒者，或小鬼怎样将功赎过》（1886）、《面包商彼得》（1884—1894）等。在这些剧本中，托尔斯泰一方面仍保持着他的尖锐的社会批判的倾向和面向民众的戏剧创作风格；另一方面，又在剧作中较多地掺和了他的宗教道德学说。因此，它们的艺术成就都逊于前两部作品。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作品，也往往遭到当局的禁止。托尔斯泰在回复莫斯科皇家剧院经理普切尔尼科夫的约稿信中说：
“我非常乐意这样做，我甚至感到有用这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的特殊需要，在目前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可以肯定，检查官不会通过我的剧本。你不会相信，从我开始这项活动起，检查官问题就一直折磨着我！我想写我感受到的，但是同时我又想到我所写的是不允许写的，于是不自觉地放弃了这个工作。我放弃了，继续在放弃，而在这同时，岁月却流逝了。”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沙皇当局的一再无理干预，托尔斯泰一定会写出更多优秀的“人民戏剧”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