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木阿呷那年十五六岁。在大家面前爱说笑会唱歌。但当她单独一个人时，脸上常常露出成年人才有的忧伤。那时凉山是个与外界隔离的奴隶社会，以血统分阶级。奴隶主是黑彝，也称“黑骨头”，尊称为“支头”；奴隶属于白彝，也叫白骨头，俗称“娃子”。一个奴隶主的领地加上奴隶就是一个独立家支。各家支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袖和统属。历代王朝任命的上司住在彝汉杂居的交界区，只管收租敛税，不干涉彝人内部事物。由中央政府派人进入凉山，我们是破天荒头一回。在北京，中央首长给我们交代的任务就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少数民族慰问，宣传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大团结，解放全中国。历代统治者搞“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极大伤害。我们要以行动体现共产党“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其风俗习惯。至于各民族内部的改革工作，只能等该族人民自己觉悟，自己解决。我们只可帮助其思想发展，促进觉悟，决不越俎代庖。对彝族的方针，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只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新人民政府，我们都视为同志。
在北京学习这条纪律时，觉得执行起来挺容易。到达凉山后才知道要经历多大的困难，要有多大克制能力。
我们看见最低等的奴隶没日没夜地干活，吃饭时却跟狗一起蹲在主人脚下捡主人扔下的土豆皮、野菜根充饥。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出了错就可能遭到剁脚、挖眼等酷刑惩罚。一个老奴隶干活不慎弄坏工具，大腿被挑断一根筋，留下一条腿叫他好拄着棍给主人干活。看见这种情形，阿呷把头低得搭在胸上。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个奴隶市场，看到河边有几十个半裸奴隶按男、女、大、小分类蹲在地上。买主围着他们转，看上哪个就拉起来摸摸腿、打打胸，甚至指着地上一块大石头叫他扛起来跑两步，然后就跟卖主两人伸手比划着讨价还价。我问同去的彝胞是不是壮年男娃子最贵，他说不，成年男娃子最便宜，最贵的是女娃子，其次是小孩。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母鸡不是也比公鸡贵吗？她能生小娃子呀！小娃子现成就可以干活。干几年还能卖。大娃子干几年就累垮了，再卖就没人要了。”
我们看得惊心动魄，曲木阿呷低头一言不发，眼里却满含着泪。我问她：“以前你见过这场面？”她说：“我就是白彝。爸爸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逃出了凉山，逃到山外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当了杂役，因为是官差，才没被抓回去斫断手脚。可我祖父母被分开照这样卖掉的……”她父亲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增长了见识，悟出个道理：奴隶要改变命运必须学知识，他省吃俭用也要叫孩子上学。阿呷的哥哥读过私塾后进了南京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蒙藏学校”，她则起了个汉族名字，进了小学，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批认识字的彝族女娃儿。她还说，罗洪家是黑彝，她不愿住在他家。只因为这是参加革命工作，她才忍住性子住进来。不过罗正洪这人挺好，很理解她的心情，总是有意地避开使她受刺激的场面。看来参加革命的黑彝也会变好。 ‘
在凉山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要回北京时，传来中央民族学院招生的消息。曲木阿呷要求随我们到北京上学，几个月合作中她工作一直很出色，团长刘格子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从这天起，阿呷脸上最后一缕愁云散尽了。我们骑马从西昌到雅安，再乘卡车从雅安到成都，然后经重庆、贵阳，直到长沙才换上火车。不论骑马还是乘车，一路都见她兴奋得发红的脸，听到她止不住的彝家歌声。
初到北京时，星期天我还常跟他见面。我问她生活习惯不习惯，她说别的都好，就是马路太平，走得人脚板疼，没有爬山好走。后来我离开了民族事务系统，再后来在加强阶级斗争声中被打人另册，跟所有老朋友都断了联系。
感谢邓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获得第二次生命。40年后，我寻到了一个机会，再次来到西昌。这时的西昌，已是彝族自治区首府。本来，我是多么想听到曲木阿呷突然见到我时发出那非常熟悉却有40年没听到的惊喜的叫声。可是从自治区到县、区、乡，看到一批年轻能干的彝族干部，却没看到阿呷的身影。最后，我忍不住了，向接待我的领导人打听：“你们这里有个叫曲木阿呷的女干部吗？”对方听了我的话，先睁大眼睛看看我，然后叹着气，低声说：“她早去世了，你不知道吗？”
“她去世了？什么时候？怎么死的？”我愣了。急问。
“50年代她被反对改革的人杀死的。那一年她还不到20岁。要活着现在该60岁了。”
我请他详细跟我说说经过。他说50年代中期曲木阿呷从北京学习回来，省里看了她的档案。见她学习成绩极好，就把她分配到省妇联担任部门领导工作。不久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她知道后坚决要求回凉山参加改革运动。省领导在其革命热情感动下同意了她的请求，派她到西昌参加自治区改革领导小组。但到了西昌后她又坚持深入第一线，随工作队深入到凉山基层村寨。正当全体彝族同胞为跳出落后于世界的奴隶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新时代之时，一小撮反动奴隶主为了保住他们对奴隶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发起了武装暴动，朝曲木所在的工作组攻来，两名带枪同志坚守在他们住的小土楼上作掩护，其他的人仓促退到附近一条山沟中分散隐蔽，等候援救。不料阿呷刚躲在一个山洞里，一支暴动匪徒就追进了山沟。带头奴隶主对着洞口叫道：“女娃子，我看见你躲在山洞里了。你出来吧，你是彝人，我不杀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反对改革，支持我们一伙，我马上放你！”曲木阿呷为了给其他同志争取隐蔽时间，爬到洞口朝外喊道：“我劝你们还是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的好。你们几个人是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彝族一定要改革，奴隶一定要解放！我死了没关系。改革必定会成功……”
奴隶主毫无人性地下令，机枪火枪朝洞内齐射，还扔进一颗手榴弹……
奴隶主见这个反抗奴隶制度的女娃子死了仍不罢休。把她的遗体又拖出来，大声喊着：“躲着的共产党们你们听着，再不出来投降，就要你们跟这女娃子一样，死了连尸首都落不下……”说着就拔刀朝阿呷身体斫去。
解放军消灭了暴动分子之后，并没有寻找到她的全部遗体。因为遗体被分割成了几块扔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已经找不着了。大家只是在跟她半部遗体埋在一起的背包上认出那是她。因为书包里有她情人给她写的信。那一年她不到20岁，还没有结婚。现在，烈士陵园的墓中，实际上只埋葬着曲木的部分骨灰和这个背包。
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我要求他带我去一下烈士陵园，最好现在就去。
他们说现在去不行，来不及准备，连花圈都没有。我不再说什么，只问了一下烈士陵园的地址。
这天恰好是农历七月十五，天黑后，一轮明月如车轮般大小，慢慢从邛海中升起，证实了“建昌月”美名不虚。友人散去了之后，我一个人悄悄走出宾馆，急急走向烈士陵园。
陵园没人看守，很大，很荒凉。月光下，我逐一辨识着墓碑上的姓名。寻了半个多小时，我终于看到了“革命烈士曲木阿呷之墓”几个字。我深深鞠了几个躬，然后手扶着墓碑，仰望着明月，任凭热泪顺着耳边往下流着……我抬头望着，月光闪耀的夜空，仿佛跃动着阿呷说笑时的面容。直到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猛地回头，看见有两个人影在不远处静静地站着。我在这里，似乎呆得太久了。那两个人轻声问了我一句：“是邓先生吧，我们接你回去啦。”我迈着沉重的脚步，随他们朝宾馆的路走去。我忍不住回过头来，看着墓碑，心中升起一轮永不坠落的凉山月。
含泪送叶楠
叶楠西行，我没赶上遗体告别，甚为歉疚。国文兄劝我说：“你的性格我了解，参加后几天缓不过情绪来，没参加也罢。写篇文章寄托哀思吧。”
写文章心情也并不轻松。
记不清和叶楠初期见面是哪一年了。
1947年打完“洛阳战役”，部队转移时有两位陈谢部队的同志掉队，临时随我们文工团行动。我们穿黄军装，他们穿灰军装，挺引人注意。行军中我们班有个人过去跟他们聊天，回来说那个爱说笑的小伙子和我团调往东北一位老同志同名，也叫“白桦”！因此就留下点印象。
建国后我在北京工作，从《人民文学)杂志看到写云南边疆的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无铃的马帮》……一篇接一篇发表，署名就是“白桦”。云南是二野防地，就又想起那个掉队的友军战友。并为他的成绩高兴。又过了些时间，我到八面槽一个剧场参加个会。身旁空着个位子，开会后匆匆走来一个海军军官，客气地问我：“劳驾，您这儿没人吧？”我摆摆手，他坐了下来，还抱歉的笑了笑。我看这人像见过，想了一会就小声问他：“你是白桦吧？”
他笑着说：“我是白桦的弟弟，叶楠。”
“叶楠？白桦的弟弟？你们俩的作品风格可比长相差别大多了。”
我报了姓名，两人就热情握手，开始丁几十年交往。
相处几十年。对叶楠我只能说两个字：“好人”！
不是指他当海军工程军官的业绩好，那早有部队作了评定，也不是指他写的作品好，那自有读者、观众和专家的认可。我讲的只是朋友相处中，对他“为人”的体会。属一己之见。
中国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叶楠身上品到了“水”的清淡透彻。有人说文艺业者爱搞小圈子。这不公平。人类是群体动物，哪一界也有类似现象。但哪一界也都有超然圈外的独行侠。叶楠就带点独行侠味道，他这独行不是跟别人不交往，而是在大同前提下的跟各路文友都保持友好。谁有事请他他都到，到谁那里又都谦居末座。几十年来文学圈波浪翻滚，潮起潮落，各人的境遇也不断跌宕起伏。叶楠脸上却总保持其谦和、友好的笑容。假定作家某甲今天吉星照命，事业兴旺，贵客盈门，赞扬之声贯耳。叶楠也会在座，但只是淡淡一笑，绝不跟着吹捧；明天斗转星移，甲兄又运交华盖，门庭冷落车马稀，闲言碎语四面传了。叶楠会仍照常探望，仍然亲切而清淡。如果甲兄主动倾诉自己的境况，或是打听外人反映，他还是淡淡一笑，摇头说：“我早说了，你是个作家。管那么多干啥？写你的东西呗。”
叶楠也有热情外露的时候。20年前，有次我听说他家人外出，只一人在家写作。便打电话说想去看他。他说：“一言为定。太太一齐来，我等着。”转天到他家闲聊一会，我们拉他出去吃饭。他淡淡地说：“知道你们来，我能不准备，还要出去？”说着把饭桌一拉。转眼就拿出几个菜来。并说：“等会儿，还有热的。”转身又进厨房，给每人又捧出一碗热乎乎的红菜汤，就是上海叫做罗宋汤的名菜。舞燕喝了一口，拍着大腿叫好。说：“真地道，你是在留苏学的吧，教我怎么做行不行？”叶楠热情来了，热心讲授起罗宋汤的做法。我听那么麻烦，就问他：“你一个人这么忙活，怎么连点风都没露！早说叫舞燕来一块做不好吗？”这时他又冷静了。淡淡地说：“嗨，这点小事，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如今罗宋汤已成了我太太的拿手菜。
我原以为叶楠那淡化心境是他天性使然，观察后才发现这是坚韧刻苦自我修炼的结果。这看他对自己不同境遇所持的态度才能悟到。
先说顺境。叶楠在事业上达到的成功度，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样样都写，著作等身。读文学，看影视的人谁不知道《傲雷·一兰》、《甲午风云》、《巴山夜雨》、《木棉袈裟》、《花之殇》……政府奖、金鸡奖他都得拿过，同行间谁不服气？可他却从不炫耀自己并保持谦恭谨让之态。别人当面说他作品好，他只是摇头摆手，很少答话。有一次答话了，我说：《巴山夜雨》会在电影史上留下一笔，他说：“那得感谢李准。是他给了我帮助。”空话好讲，真做到得意而不忘形，是要在自我修养上下点真功夫的。
再说逆境。晚年他遇到了最大的下幸。4年间动5次手术，作九回化疗！身体消瘦头发掉光，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极大折磨。可是他谢绝朋友到医院探视，朋友们暗地替他捏着把汗。只要一出院我们就接他出来与几个老友聚会。见面他仍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一丝痛苦和悲哀神色。六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张贤亮、鲁彦周几个外省老友想看望叶楠，国文把他接到民族饭店小聚，他仍然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说：“你们看，我这不是挺好吗？别担心了。”他表现得那么自然，没有一丝造作，没有半点勉强。他却不提是才从医院出来分别后还要进医院。
我这时才懂得，做到这样淡泊平静，祸福下惊，叶楠在自我修养上是经过顽强艰苦磨炼的！
叶楠走了。他那平和淡雅，谦让友好的形象会长存朋友们心中。
悼绍棠
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心中反复一句话：世界上少了一个好人，共产党少了一名好党员，文坛又损失一位好作家，自己少了个好朋友。
去年他住院，我和张锲、泰丰同志去看他，特意带了一篇文章读给他听。40年前团中央开反右大会，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批判绍棠下乡不该带馒头！事隔数十年我们再次相会，友情依旧，绍棠从未提起过此事，但我不能忘记，一直想找个机会公开道歉。文章10年前就写下了，由于气氛不合，朋友建议暂不发表，便压了下来。如今大家都年过花甲，我想早点了结这份心愿，我趁着两位作协领导在场，便在病床前把我道歉之文宣读了一遍。绍棠听后含泪挥手道：“咱们俩谁不了解谁？内情我明白，我全明白，用不着……”
两位作协领导也说：“过去的事了，提他作甚？”
后来绍棠出院，我俩再见面。他责怪我不该在医院提那件事。我说：回首往事，有人负我处，也有我负人时。人负我一笔勾销，我负人永记不忘。绍棠说，他赞同这想法，不过我俩之间不存在谁负谁的问题。不该这样小题大作。
我举这例子，说明绍棠本质的宽厚，不像他外表给人的印象：心窄性急。
写小说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文坛“器重”，后被“错划右派”的那批“新生力量”的代表。年轻，爱国，爱党，受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甚深，连优点带缺点全都接受。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的青春年华却要戴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度过。做梦也没想到赶上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的时代，没想到还有第二个春天！一旦复出，就以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不掺假的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放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20多年磨难，他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得更加真挚深沉。对往事多持谅解态度。绍棠则更激进些，谈起“五七”年事，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一旦重新得到写作的权利，便夜以继日，不顾性命地拼搏，忘记了自己不再是40年前的毛头小伙，只见“夕阳无限好”，忘记“只是近黄昏”。心态与年龄不同步，主观与客观欠协调。本要多出点成果，却过早倒了下去！
绍棠算得是这类人中一个典型！
我认识绍棠时他17岁，40余年来，风风雨雨，我们没断交情。1957年曾有人把我们划为北京市文学界的同一个“小阿飞集团”； “四人帮”垮台后不少旧友是通过他又和我联络的。积数十年之观察，我认为他最大优点是政治上坚定，对党、对社会主义从无二心，即使遭到错划也毫不动摇；第二个长处是保持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特色，看不起崇洋之举，容不得媚外之人。他古道热肠，助人为乐，处人际关系不以功利定厚薄。即使戴着帽子在农村挣工分时，同命运的朋友有事求到他，他也倾全力相助。钱票粮票，没多有少，决不叫人空手回去；发配外地的朋友回京，他总要热心招待。哪怕是咸菜下酒，也要一欢而散，临走时送上火车。
说不清是他把生命献给写作，还是写作给他以生命。在饿着肚皮劳动的时候，在被剥夺写作权的状况下，我怕抄出来作为罪证，连日记都戒绝，他却还关紧门窗趴在炕上写小说。写完自己看一遍，又偷偷地埋葬。待邓小平同志再给我们写作权利时，他才敢去挖取，也才发现早已腐烂成泥了。我为他痛心，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总是满足了我的写作愿望！不然活得多没味厂。
这样的人复出后怎能不争分夺秒地拼命？我曾和他多次一起出差和出国。他总是同行者中惟一带着稿纸，每日定量写作，不做完“功课”不休息的人。不然你没法想像，新时期以来10多年间，他怎能写出五六十本作品，是我产量的10倍！
绍棠热心助人，不管是长辈是下级，只要有事求到他，他没说过不字。能办的办，不能办替你托人办。他关心社会活动和公益事业。不论是大事小情，研讨联欢，只要找到他助威捧场，几句好话一说，他坐着轮椅也赶去参加。除此之外他没有个人的业余消遣。他去世前两天，一位退休老编章找我谈申请入会的事，拿的又是绍棠的介绍信！蝇头小楷写满了介绍意见栏目。这可能是绍棠最后的文字。
人无完人，绍棠是出色的作家，不是圣贤。(圣贤去世之后也常被人揭出种种不足！)看绍棠一生，大节可赞可赏。相形之下，小疵不足道之！如果没有性格的多侧面，那还是刘绍棠吗？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在悄悄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改正某些缺点。比年轻时理智思维多，意气用事少了。不计较人事上的是是非非。更关心文学界的团结状况。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党号召文学界团结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奋斗，我们几个老人带个头不好嘛？我们都是发小的兄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找机会大家聚一下，什么也不用说，杯酒释疑猜。咱们团结起来，年轻人会跟着学！”
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实现了他的愿望。朋友们欢聚一堂，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共商繁荣文学大计。绍棠很高兴，不顾病痛，盲到开完会没请一天假。只是又一次苦了我们弟妹，既不敢惹他扫兴，又怕他病情加重。一边推着轮椅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低声叹息。
绍棠走的很安心。但我们仍要把增进团结、繁荣创作的局面更推进一步，这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1997年3月19日北京
记住这位“洋委员”
今年是全国政协会议换届的年头。5年参政议政，留下不少美好回忆。举例来说，有几位中国籍的“洋委员”(应叫做华籍洋人)，就给我极深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