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穿民族服装，我吃过苦头闹过点笑话。“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坚持四旧”遭“革命小将”围攻，不得不套上件“革命外衣”，蒙混过关。拨乱反正后有穿衣自由了，盛行洋为中用，我又成为落后于潮流的典型。有次我穿黑色唐装参加政协大会，有两位举着摄像机的传媒界年轻人追上来问：“您是宗教界委员吧？请谈谈宗教界情况……”
穿唐装也给我带来过快乐。
有次到国外参加个会议，同行几个人动身之前都忙于做西装，选领带，买皮鞋……我则到小胡同中找个体户裁缝做了两套中装，买了双布鞋，只花了他们置装费的一个零头。有朋友就笑我老土加吝啬。到了外国，正式场合洋朋友穿的西装不仅是名牌，而且领带，鞋袜，钱包，手袋，香烟盒，眼镜架，连手帕，打火机都要西装同一品牌，成龙配套。与此相比咱们这些国产西式装备就矮了半截。而惟有我这身手工纽绊封襟小褂，千层底圆口布鞋，却叫洋人看直了眼。中国气派和西方风格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特色，没有高低，不分上下。休息时有人走过来跟我打听做这一身手工衣服要多少钱？在哪里能做？有位日本作家甚至提出要用他身上西装跟我换，我还真有点动心，因为他那身西装至少比我的贵 lO倍，但为保持民族自尊，我傲然地摇了摇头。
事后同去的朋友问我是否早就知道洋人喜欢唐装，而对他们保密？
其实我穿唐装就因为穿着它又舒服又省钱，并没考虑其观赏效果。穿中装没有打领带穿皮鞋夹垫肩等板得那么难受，而且只用买一条好领带的钱就可做这满意的衣服，何乐不为？若说秘密，也有一点，就是我作了几年外事工作。知道外事活动有个惯例：正式场合穿西装必须按国际着装规范，穿本民族服装则依民族习惯标准，穿西装成龙配套严谨整齐是他们的讲究；穿唐装舒展潇洒高雅大方是我们的品味。在外事场合穿民族服装绝对合理合法。
穿中装有时还能造成意外的感情交流。两岸开始交流不久，我参加作家代表团去台湾。第一次越过海峡，下飞机后会碰到什么场景没有底，在飞机上大家就没心思说笑，那次又是众皆西服惟我唐装，沉默之中我就有点孤立感。不料到台北一下飞机，看见迎接人群中竟也有人穿着唐装，我这心一下子就感到股暖和，正这时从中走出一位穿唐装长衫的长者，向我笑着问：“您是从北京来的作家吧？”我说：“是啊！我叫邓友梅。”长者热情地拉着我手指指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还说从来没见过面不好认。怎么不好认，你这身打扮一瞧就是北京来的。中国人走到哪儿也认得出来！”原来长者正是台湾杂文作家协会会长吴延环先生，原来我认为爱穿唐装只是个人习惯，从此才发现内中还含有民族认知情怀。
随着我们送给外国领导人这批唐装，近日似乎扬起民族服装热风。像是大家同声唱起一首歌：爱我中华！
好人苟令文
荀派名伶孙毓敏同志打来个电话，告诉我说：“令文老师入党了。他无法行动，入党仪式是全支部的党员到他家开的……”
我听了直掉眼泪。
这位“令文老师”，打北京解放我们就认识。45年来没当过官，没发过财，没出过名，可也没惹过祸。只是个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说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就是写了45年“入党申请书”，打从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写，年轻时写，老了还写，在职时写，退休之后接着写。心脏病告病危，脚出了毛病得截肢，只要一缓过神来，在病床上继续申请。为什么？他说：“我通过事实认识到了共产党的伟大，我热爱他。我愿意为党的事业奋斗！”
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在他家墙上挂上党旗宣誓入党了！就这股决心，就这份韧性，我没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动。有这样的市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北京解放40多年，头一件成就是造就出这么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础上发展的。老北京人有个变新的过程。拨乱反正之前，我这批朋友倒霉的多，得意的少。倒霉而又乐观，以幽默洒脱的态度应付困境，坚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个。40多年，他没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可我也没见他发过愁。
荀令文人穷职位低，给自己立下个戒条：从来不对外人提他爸爸是谁。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个荀慧生。他说：“我别给老人家儿丢人！”
小时候荀令文学过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学老生，戏学会了几出，自己觉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见荀令文上学挺热心，文化水平不错，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学医。他学了一阵只学会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声调，没学会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实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连四大名旦这样的艺术家，也受尽军阀、官僚们欺压，觉得戏班这口气不好咽。他想改换一下门庭，从军从政，挺起腰板来做回人。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他那时不了解共产党，有错误的“正统观念”，抗战一胜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学校”，上那个学校是要集体参加国民党的。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等他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还没等到毕业国民党就垮台了。他不肯跟着国民党往台湾撤，脱身回了北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可是混上了个“国民党员”和上过“警官学校”历史问题。他见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公正廉明，为人民服务。从心里拥护，下决心要跟着党干革命。但他这历史身份，想找别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后“京剧公会”决定由艺人们自己集资办个戏校。令文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筹办工作。请名角们义演，找关系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样样效力，马不停蹄。从筹备到建校一直到排戏、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数职：业务干事，校长秘书，班主任，他全干。可是直到学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时间他没拿过一分钱报酬。公家派来的人有工资，有加班费；请演员来上课有车费有津贴。只有副校长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尽义务。后来政府接办了这所学校，才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俗话说“家有三担粮，不当小孩王”。他挣钱不多，管事却不少，小孩王当得极为热心。张学津现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时候有个毛病，一上台准闹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领着他上医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还得嘱咐他怎样保护嗓子，如何吃药。我弟弟是这学校的学生，唱戏不出名可是调皮出名。北京戏校建在松柏庵里，周围是一片坟地。当时正在搞建设，挖出来的空棺材就扔在学校门口，这孩子早上起来练完功竟钻到棺材里头去玩，同学们一出门看见棺材里钻出个头。吓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训他还得早早起来巡视，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文化大革命”，吃这点苦，受这些累就算不上什么了。您想想，凭他这国民党员，“反动警官学校学生”，再加上反动权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份，日子好过的了吗？挨斗归挨斗，受批归受批，早上我们在陶然亭遛早，他还那一副笑哈哈、大咧咧的样子。专说逗乐话，叫大家开心。好像满没那么回事，而且照样写入党申请书。只是因为“砸烂党委闹革命”，没地方交了。
十年浩劫过去，大家松了口气，他的日子便更难过了。造了十年反，学生们除去会唱几句样板戏，没一点真本事，耽误了一代人。剧团恢复演出，想找个合格的琴师都困难。学校得加紧培养音乐科的人才，就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令文和王国臣两人。全校音乐科就有4位教师，教文场的只有一位。怎么个加紧法呢？只有请临时教师，这办法学校同意了，但为了“防止教师借机发财，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规定每堂课只准发一元钱教课费！您说，学校远在小月河旁，北京城的西北角外。老先生们为这一元钱跑来跑去够买鞋的吗？
荀令文居然不讲价钱，把差事揽下来了！而且完成的超出想像的好，竟然请的都是名师，连张派大名家何顺信也请来上课了！
没人打听荀令文是怎么把这些人请来的。人们至多说句俏皮话：“他有本事！”哪知他背后既要搭钱，还要卖脸，从来不提他爸爸的惯例也被迫打破了，到处磕头作揖，要请哪位上课，令文先自己掏钱请客。在饭桌上敬礼求情，对方是老一辈，就说：“看在我爹的份儿上，您总得赏我个面子，大叔，这是为祖师爷传道的善事，您能叫我做蜡吗？”碰到平辈晚辈的，则说：“你们也是这么学出来的，不能叫这一行从咱这辈断了呀，帮孩子们一把，去上一课……”
名师出高徒，没多久这学校音乐科就出了名，毕业时许多剧团抢着要人，点着名要毕业生。学校立功，剧团欢喜。却没人提过一声荀令文名字。更没人打听为培养学生他跑坏几双鞋？说过多少好话？垫了多少钱？这些事他从来不对人说，人们只看见他家的东西是越卖越少，穿着也越来越破。荀慧先生在世时，怕孙子跟着令文慧挨饿。有一度每月还补助他20元钱伙食费，后来连这点补助也没有了，令文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他不叫一声苦，没叫一次屈。仍然说说笑笑，东跑西颠。好像其乐无穷。还是照样写入党申请书。高兴的是这回有地方可交了。
令文也有不高兴，没笑脸的时候。那是他想起自己做错过事情，对自己严厉自责之时。当年在陶然亭遛早，常在一起的还有沈玉斌先生。沈先生当了20多年右派，很为人们所同情。有次谈起往事来，令文当着众朋友面，难过地说：“诸位，反右派时我是犯了罪过。我也给沈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件事我想起来就难过……”沈先生拉着他手说：“令文，你别这么说，没有你那张大字报我也照样得到右派，这跟你没关系，你那时也危险着呢，形势所迫，你不写行吗？”令文却说：“您越这么原谅我越觉着自己不是东西。”后来，沈先生的著作《京剧群典》出版碰上困难，朋友们叫我帮忙想办法。令文就找我说：“友梅，我的力量有限，可沈先生出书的事你别把我扔在外头，不论多少，我得尽一份力！”结果他出的力比我们都大。
荀令文人老了，可又获得了新生命。退休之后，身成残疾，别的干不成他就录音写信，把录音或信寄给海外的同学、朋友，向他们宣传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动员他们回来参观、探亲和参加建设，并且就他所能，毫无保留地把荀派艺术告诉给荀派弟子们。
荀派高足孙毓敏如今是北京戏校的校长。举行入党仪式那天她和支部的党员一块来到这位老师兼师兄的家里，提到这些年令文默默做的好事，她忍不住哭了。在座的都很动情。令文却说：“别光说好的，我还有丢人的事呢！沈先生打右派，我写了大字报呀，我那是为了救自己对人家做了昧心事呀，我对不起党，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荀令文不是英雄，谈不上超群出众。只是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他有那一代人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这样的人在北京成千上万，尽职责守本分，说不上有突出的业绩，但把生命溶入在革命洪流中，塑造了我们新北京人整体形象。
巴黎漫记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14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字，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1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听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驾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刚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 。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生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丁，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8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说：“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入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蛮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只小狗，蛮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做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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