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问他有这么回事没有？他说：“前边一段都是真的，他真是发大水那天从中国大戏院走出天津的。至于以后的事，就没这么简单了……”这以后我们就常来往，他来中国投资，探亲，陪太太唱戏都找我一聚。我到美国他家也就成了我的家。在别处忙公务累了，就躲到他那在旧金山郊外的家里歇几天。虽然如今已过古稀，他那爱听戏的嗜好仍不减。他收藏的京戏录音录像我敢打赌，准比我们戏曲博物馆的全。他太太也是戏迷，专攻程派。为了有机会讨教，那年特意从美国回来，请程剧团的老人陪着在北京唱了几场，花了几万美元后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有一年我去美国，从洛杉矶打电话给他说我在东部时就累垮了，事情办完已买好机票近日回北京，就不去看他了。他听后叫我立刻退票，并声明由他替我定旧金山的票。我说：“那倒不必。”他说：“你要叫我省钱我就叫我儿子开他的飞机去拉你。那你可就苦了。他那飞机我们家都不敢坐！要想玩命你说话。”我依命去了，他和大嫂真像亲兄弟那般照顾我。那时我抽烟，嫂夫人居然开车跑几十公里给我去买烟。并且把居住在西部的几个京剧界的朋友张文娟、李和生找来玩了一天。临走嫂夫人把酒装了够一箱，我说：“这我怎么拿呢？”她说：“咱自己人别说外话，这酒呀，别看你是作家，回家你就喝不到了。有卖的你也买不起，有钱你也舍不得买它！费点劲拿回去喝啵！”后来旧金山地震，我打电话去几天都没人接，真叫我坐卧不宁。但刚一稳定他们就来了信，说他们有惊无险。但夫人身体不如以前了。为此我常常挂念他们。每到春节时通过电话问候一声，多少了却我一点心愿。
在外边碰到天津人，最爱谈的话题自然是天津。谈到当年天津的娘娘宫，出皇会，大家如醉如痴；谈到现在天津的变化，发展，谈到天津的改革开放，大家都由衷的感到欣慰。但什么事都有例外。有次有个朋友跟我说起他回天津的事，却是悲痛带着愤怒。他说多少年没回去，前年回去了，就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出于一种怀旧和认同的心理，他没惊动接待单位，找亲戚借了身天津人日常穿的便衣，只身遛达到他出生的那条胡同，找到了那个院子。他敲敲门，没人应，推了一下门，门没拴。他便走进去，站在门下喊道：“喂，劳驾，有人吗？”说话间从屋里出来位不算老的老太太，对他横眉竖眼地问道：“干嘛？”他说：“我来打听点事……”我认得你是谁呀你来打听事？出去！”他赶紧解释说：“你别多心，我是……”“走走走！”正在为难，屋里又出来个并不算小的小姑娘。小姑娘问：“你是干嘛的？”他说：“劳驾，我从外地来，打听个以前住这的人。”“打听人上街道办事处，叫你走还不快走厂这朋友连忙称是，心想也许找一下街道委员会，说说来意能允许他拍张照片带回给老人看，就问：“劳驾，街道委员会在哪里？”谁知那母女齐声说：“不知道。快走。”他前脚还没出门后边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他擦着眼泪离开胡同再没兴趣找任何委员会。后来接待单位向他提出：“你多少年没回来过，想不想到老家住的地方看一看？”他连说：“不，不。我已记不得我住在什么地方了……”跟我说这话时，他仍转着眼泪。他说：“我不愿意乡亲拿我当外国人才换了衣服去了。没想到老家的人就这么势利。要是我穿一套外国名牌时装去说不定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要接待单位通过官方领我去，也许还拿我当贵宾，一句话只有我以外国人身份出现时才能得到重视。我以天津人自居是自作多情！算了，我跟天津绝缘了，再有挣钱的机会我也不去了。要挣钱哪儿都能挣，所以选天津就是有点恋旧之情！现在才知道没什么恋头！”
此事已过了数年，我想天津人现在不会再是这样。我曾想写篇文章反映这件事。可又一想，我到底不算天津人。真这么写没准又招来误解。认为是外地人对天津指手画脚，所以一直埋在心中，今天说出来若有得罪，还望天津朋友多多宽恕。
人生的画卷——《雪娘》序
喜儒君把《雪娘》译稿拿来后，我一鼓作气读完近400页稿纸，心情很不平静。丰田正子善良温厚、顽强坚韧的面影在眼前久久不散，仿佛又置身东京日光大厦的咖啡厅，她一面听我讲少年时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面点头说：“是的，从前的日本就是这样，现在的青年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些老人也像是把这一切都忘了，全都浸沉在物欲世界里。所以我要写，要把这一切告诉年轻人，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们常说中日关系密切，两国人民有悠久的交往史，互相比较理解。这是事实。但有时会忽略另一半事实：在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的“典型形象”，过去是凶恶残暴的军人和浪人；今天是身着时装，腰缠万贯，拿着照相机满世界飞的大款。与此相关，就认为过去的日本只有“武士道”，避之惟恐不急；今天的日本遍地是黄金，趋之惟恐不近。
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扶桑三岛上也有丰田正子这样善良忠厚而终生坎坷的日本才女和她笔下挣扎呻吟在社会底层的日本劳动者。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这样的人都大有人在，而且他们承担着日本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负荷。
丰田正子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家庭贫苦，从上小学几乎就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但她发奋图强。好学不倦，很快就展露出奇异的文学天才。15岁时写的作文，被人编章成册以“作文教室”为题在“中央公论”出版后，顿时成了日本最畅销的读物，很快被改编成戏剧，拍成电影，灌了唱片。丰田正子的名字一时间轰动整个日本。1938年9月3日报道说，“现今日本已经没有人不知道正子的作文了。”川端康成先生写文章说，“丰田正子的‘作文教室’的魅力固然得力于她的性格和境遇，但它同时使我们懂得了文学才能的精彩表现方式……”
丰田正子出名了，但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这位大名鼎鼎的才女仍靠在纽扣工厂做工得来的微薄工资糊口并养家。她根本不知道出版社给过稿费。不知道作品发表后还有德国读者热心为她寄来捐款以助她升学。因为她没想到某些以虎狼之心对待中国人民的日本人抢掠欺骗自己同胞时也毫不手软，没想到编章出版《作文教室》的大木先生会把她的全部所得吞为已有，连话都没跟她说一句，以至大木先生得了病时她还辞去自己的工作，免费去看护大木先生，以报答他为自己编书的“恩情”！
从此，这位才女就在这个冷酷无情、尔虞我诈的世界上不断受伤害、受欺骗中度过大半生。她名气很大，但生活贫苦；他待人以诚，却被人暗算；她爱情忠贞，却屡遭背叛……惨痛的经历使她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虚伪，品透人生三味，使她选择了献身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我初次见到这位大姐时，她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穿一件中国腊染的小褂，不做发型，不施脂粉，走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我们都以为她是从中国来的家庭主妇。可是在她温良、慈祥的外表下却跳动着一颗热情坚强的心。有一天巴金先生要作公开演讲，担心翻译成日文后的讲稿不能表达原意。没想到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自告奋勇地把这差事揽了下来。她像个小学生那样拿到讲稿连读带揣摩，整整准备了一夜。第二天看到她红肿的眼睛，我都怀疑她是否还有精力到台上宣读，可是一上台，她换了个人。她不是念而是背，不是背别人的讲稿而是宣扬她自己的心声。台下上千人都被她充满感情的背诵所震慑，先是一片宁静，随着就传来感叹声，当她情不自禁地边读边流泪时，台下就传来晞嘘声和哭泣。讲完后全场起立向巴金先生致敬同时也向丰田正子致谢。电台作了直播。会刚散听众就纷纷打电话来请求把丰田正子的翻译再重播一遍，而丰田正子这时却在向巴金先生鞠躬说：“谢谢您给我替您读译稿的光荣！”
《雪娘》是她呕心沥血写的一部半纪实性的小说。主人公雪娘就以她勤劳、善良、贫苦终生的母亲作原型。用20万字的篇幅，真实地纪录了下层人家的生活史。使我们透过战争的硝烟和繁荣的气泡看到普通日本人的善良心地和生活艰辛。
雪娘是明治年间出生的乡下姑娘。幼年父母双亡，兄妹三人靠年仅15岁的哥哥养活。哥哥背着最小的妹妹出门打工，挑水、做饭等全套家务劳动就落在5岁的雪娘身上。到了入学年龄，哥哥拿不出学费，雪娘只能替染房老板带孩子，背着小孩去上学，人家替她交学费。学校的课椅小，一坐下小孩就哭，小学课程她是背着小孩站在墙边听的。念到13岁，正式进染房做了工人，和哥哥共同承担起养家的责任。
从儿童时期就受到命运磨炼，使雪娘养成勇敢坚韧、乐观爽朗、倔强而善良的性格。她可以为老板一句不公平的指责而绝食，逼得老板亲自道歉，但事后她干起活来比以前还更卖力；她可以在第一次梳上岛田髻的大喜日子，为了跟男孩子们赌水性跳进激流里游水，但赢来的饼干她却毫不小气分给大家吃。
她向命运挑战，到了成家之年，毫不犹豫地闯到东京，嫁给了一个勤劳刻苦、胆小而忠厚的手艺人留吉。丈夫不知疲劳地干活，雪娘掌家省吃俭用，省下钱来埋在后院，梦想有一天攒够钱自己开个洋铁作坊，摆脱贫穷困苦。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面对困难，以忍辱求生的态度吞酸咽苦，付出了毕生劳力。但他们不懂得在进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社会中凭个人奋斗是无力回天的。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使他们成为一贫如洗的失业者；随后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两个儿子死在军队中。而惟一可以帮助他们的大女儿因长期营养不良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在这大吞小、强食弱、步步陷阱、充满危机的严酷现实打击下，他们朴实而美好的梦想还是被打碎了！战后日本虽然渐渐进入了经济发展国家的前列，但勤劳俭朴的雪娘夫妻还要靠典当借债度日。子女们也仍没摆脱穷困的阴影。好容易熬到两个女儿结了婚，儿子也定下婚期，老两口看到一点生活的希望了，丈夫因疲劳过度从高空作业跌下成了废人，资本家推脱责任不给补偿；两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亡，政府却迟迟发不下抚恤金。偏这时房价高涨，房东要把房子卖掉，如果他们不买就要被赶出门。百般煎熬，无情打击使这位拼搏一生，从不低头的善良女人倒了下来。失去生活能力的丈夫面对昏迷的妻子无告地说：“雪娘，你怎么能扔下我一个人不管啊！”她在弥留之际又回到了满怀信心和斗志的青春时代，坚定地说：“好大的水呀……划，用力划呀！用力划……”
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背景下，作者怀着真诚的信念写了大女儿和女婿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写了雪娘的子女们在姐姐、姐夫的影响下由自发走上自觉斗争道路的必然发展。这甚至使善良的雪娘出自阶级本性也对革命者产生了朴素而由衷的信赖，对虽然贫穷，但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充满向往。这里没有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没有空洞的政治说教。作者只是用生活本身展示出日本普通人的理想追求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小说科学而雄辩地说出一个明显却常常被人忽视了的真理。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来说是极大进步，但它有它的痼疾，它仍然要遵守发生、发展、衰落、死亡这个规律。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有它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的光辉面，但也有其凄凉悲惨、残酷阴暗的一面。
中日两国人民确实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史。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应互相加深了解。我认识许多把终身精力都献给中日友好的朋友，他们的成就称得上可歌可泣。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靠的就是两国这些普通人民之间的共同努力。丰田正子女士就是其中卓越的一位。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喜恶，共同的文学观世界观，我们的友谊超越了国籍的差异，我尊敬地称呼她为大姐。
正子欧内桑！祝你健康长寿，文运长久！
曼谷遇老乡
今年7月，我从新加坡乘火车到马来西亚，再从马来西亚到泰国。
这天，我从海滨回曼谷。途中到“耶律花园”游览带打尖。这园中除了有成片的热带植物林，还有看大象表演，把巨蟒缠在脖子上照相，叫猩猩上树给你摘椰子吃等有趣的节目。
泰国华裔作家白令海陪我一起来的，下车后便溶人人群中，设走多远，我就发生个错觉，怎么好像回国了？因为这群游客男女老少加小孩说的全国是中国北方话。只见两位青年男女正在一颗巨大折棕树下摆姿势，旁边的同伴们给以指点：“哎呀，他小姨儿，这架式成了唱二人转了。这扯不扯，咋不挨近点。”
“小心，那疙瘩有水，看把衣裳整埋汰了……”
这地道东北话听着亲切，我马上凑上去问：“听这口音你们几位是从东北来的？”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姑娘小伙一块回答：“我们是沈阳的，听你说话咱离得不远！”
“我从北京来，可是我在辽宁呆过多年！”
一位老道说：“那也是老乡呀。哈，在这地场见老乡不容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东北人的爽朗热情令我感动。我就跟他们一块照相，一块看景儿，找了位年纪相仿的老人边走边唠。原来，他们都是些个体经营者。从沈阳自费到曼谷旅游。末了，老头掏出名片说：“在这里见面是个缘分！多咱到沈阳，上我那吃饺子去，我请客！”
我也赶紧递上名片，他身后一位女同胞，就把头伸过来凑近看我的名片，看了一会，她“咦”了一声，问到：“邓友梅！你就叫邓友梅？”
我说：“错了管换。”
她追着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山东。”
“山东哪个县？”
“平原。”
“平原哪个村？”
“邓庄！”
“我就是邓庄的！”
说完她转到眼前，冲我笑起来。
她50岁上下，戴副大光眼镜，头上已掺有白发，健壮开朗，满脸喜兴。我们那村没多大，可我就不记得见过这位体面大方的乡亲。
见我苦挖记忆，她又问道：“你认得张二德吗？”
这句话声音不高，对我却真是“如雷贯耳”！
我忙说：“当然认得。”
“我是他的姑娘，叫张秉荣。”
这个张二德跟我可有一段历史渊源。我们村当时有两大家族，一个姓邓，一个姓宋，姓张只他一家，是惟一的外来户。我们那地方人不光种地，还爱练武，种地要犁、耙；练武要刀、枪。可没人会打铁。铁匠出生在章丘，每年秋收之后春种之前，张姓父子兄弟结伴，用小车推着火炉风箱，铁砧大锤来到我村找活干，连打新的带修旧的，年年都来，跟村人结下交情。终于有一次来了就再没走。住在我家墙后。
抗战开始后，我乡成为抗日根据地。他们全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是可靠的堡垒户。敌二科交通站就秘密设在他家。别人参军都是换上军装，背上背包排着队去入伍，很有气派。我一参军就当交通员，穿着便衣从我家出门走十几步进了他家就算参加革命。那时张家仍然打铁为业，张二德大概就是老二，他虽然住在家中，却参加我们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也出于亲密感情，我们高站长认大婶作干妈，我也就跟着他喊几个兄弟为大哥二哥。后来形势变化，我南下编人新四军部队，数十年再没回到过家乡，张家兄弟在我记忆中渐渐淡漠了。
“文革”结束后，我收到一封从本溪钢铁厂来的信。信中说：“我叫张二德，是本溪钢铁厂老工人。我要找个人一直没找到，最近从报上看到邓友梅这个名字，跟我要找的人同名同姓，冒昧写信打听一下你是不是山东平原县邓庄人。抗战时邓庄有个地下交通站，你是否就在那里当小交通员？”一下子，他们全家都在我心中复活了。我立即给他回了封信。他第二次来信说，找我的目的是请我为他参加抗战的历史作个证明，我当即给他写了证明信。
我们恢复了联系，但没机会见面。10年前，我随陈玙同志应邀到本溪参加个会，报上发消息时提到了我。当晚老张拿着报纸就找到了宾馆，相隔40多年没见，谁也认不出谁了。他邀我到家中，跟他家人欢聚了一场，并没见到他这位姑娘。
她看出我有点困惑，说道：“听我爹说，那年你到我本溪家里去过，我没赶上。我自己家住在沈阳……”
我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们一块看大象表演，看猕猴摘椰子，坐在一起，边看边聊。她告诉我，她爹爹弟兄几人，多年前就离开平原老家，扔下小铁匠当了大铁匠，两个到了本溪钢厂，一个在包头钢厂，现在都已退休，她的丈夫姓徐，门当户对。她在沈阳开了家抻面馆。虽然没作过买卖，可山东人讲实在，有热心，靠真材实料招引顾客。几年下来果然取得了顾客信任，生意红火。经济改善后，就想出国开开眼界。她眉开眼笑地说：“感谢党政策好，既给咱指出挣钱之道，还为咱打开了出国的门。要不然哪就轮到咱出国了？”
她说得很平淡，可我像听神话！心想：这真是我房后张铁匠家的姑娘？祖祖辈辈拉风匣，打铁砧，她爷爷带着全家从章丘搬到我村时，用一辆小车就都推来了几辈子攒下的家当。下一辈人就这样扬眉吐气地出国了，她手上这几件金饰物就比当年那一车子家当值得多！
我们看节目，有个年轻人围着我俩转，拿着个摄像机给我们录像，一位年轻女士还帮他打下手。见我奇怪，秉荣介绍说：“别在意，这是我儿子、儿媳妇。他给咱录下像拿回去给他姥爷看。”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们全家都来了？”
她说：“生意做得这样，孩子们都没少辛苦，我慰劳慰劳他们，把全家都带出来了。”
我和白令海被安排在另外的餐厅进餐，看他们饭菜上来，我只好告别。张秉荣急忙叫孩子写了个字条交我。上边写了沈阳“老四季酒店”地址和三个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打哪一个都行。只要说是邓友梅，咱家人没有不知道的。”
我拿着这张纸仍然感到这像是梦境。脑子里是推着小车，满面饥色到我村找生路的张铁匠一家；面前是坐着飞机，谈笑风生在外国旅游的张秉荣一家！怎么也不能把两组形象连在一个画面上。
穿我唐装走天下
自从江泽民主席同多国元首穿起唐装，并排在上海APEC会场亮相以来，我在居住小区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以前我出入小区总有人小声笑我是落后保守“老古董”；如今我上下电梯，碰到的人们却当面赞我是“人老心不老”的“新潮派”了。就因为此前此后身上一直穿着中式裤褂，按时髦的叫法就是“唐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