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大学毕业前两年，在德国和欧洲史上发生了深刻的、后果严重的事件：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党羽“上台”了。
希特勒的上台很快使德国的一大批人遭殃：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一些中层市民、那些多多少少有些“左倾”的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工会领导和一些“政治”官员。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总的来说，有一大批人成了牺牲品。但与那些没有受到“新国家”伤害，和那些从“新国家”中获益的人数相比，这个数目要少得多；企业家、商人、房地产主、以及农民，他们原来绝望的境况迅速得到好转；
官员、医生、学者、律师都从驱逐犹太人中获益；失业大军现在重又获得工作，一开始缓慢地就业，后来就业发展速度加快。以至于在4年之内劳动力市场由劳动力严重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紧缺。这一大批人不大关心那些少数被迫沉默、受迫害的人，那些被政治警察关在集中营里和地窖里的人，没有人能听到从集中营与地窖里发出的痛苦喊声。1933年，整整一年，全国各地都涌动着新的干劲和喜气洋洋的气氛。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许多本来反对希特勒的“运动”的人都被他卷了进来。人们为自己重又获得统一而高兴，就像幸福的1914年统一一样，原来那些分开的地方，有许多谋杀的地方，原来甚至有某种国内民族战争的地方，如今重新有了秩序，特别是似乎排除了共产党统治的危险。“第三帝国”使一小部分人的生活进入了痛苦的深渊，却使一大部分人，使工人、经理、孩子和老妪，提高了生活的乐趣。这不仅仅意味着极度困苦的解脱。整个气氛迅速得到彻底地改变，使出生率急剧上升到当时最高点。原来对生活说“不”的地方，现在说“是”，他们发现了生活和工作的新的意义尽管有了“秩序”，但对于这种到处涌动的混乱局面，古斯塔夫很不安，他必须为自己、为他的家庭与他的公司考虑，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该怎么做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他参加了，是因为他必须参加，但他只是在他不得不参加的时候，才参加的，他犹豫不决，参加了，但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抗，他对前景很悲观，是被迫参加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他与他的公司都参加了，他是自愿的，很愉快地参加了，比他应该做的要积极得多，他推动了这种局势的发展，因为他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润，他可以获得权力和金钱。
克虏伯家族成员、克虏伯家族的朋友亲戚以及其他与克虏伯相关的人所持的是第一种看法。战后在法庭上控告克虏伯的法官和原告，以及许多德国与国外的历史学家所持的是第二种看法。我认为第二种论点与第一种论点相比更为错误，尽管第一种观点也不全是真实的。真实的人总是很复杂的，要比简单的论断要复杂得多……
那么克虏伯公司的领导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他很清楚，他在柏林的所作所为人们是不会轻易忘掉的：他没有出席希特勒为莱茵——鲁尔区工业家举办的讲演会，那是1932年1月，他拒绝向希特勒的党提供竞选经费，他公开支持兴登堡再次竞选帝国总理，这些都意味着，他是明确反对希特勒的。但是，现在希特勒上了台，他很快成了一个比皇帝还强大的当权者。人们必须适应这种新局势。为了让人忘掉以前的事，他现在必须追补过去。古斯塔夫对他的女儿依姆加特说：“为了挽救一些尚可挽救的东西，我们必须参加。”于是，2月份，他与其他一些大企业家一道去了柏林，去聆听新任帝国总理的讲话，并为随后到来的希特勒的最后一次竞选捐了钱，他给人们树立了榜样，他是第一个捐款的，捐了100万马克。这样他就万事大吉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也无法避免，希特勒完全打着执法的幌子，在几个月后就大肆侵犯人权，任意拘捕、谋杀、严刑拷问，这些消息又象是谣言，都传到了他保护严密的办公室里了。他好像为此而生病了：为自己心灵中的矛盾生病了，他一半是认真的，一半又很不情愿地，忍受着内心充满怀疑的痛苦，认可了一种权力，跟着这样做。尽管夫人一再努力减轻他的心理压力，他仍然无法使自己放松。贝塔·克虏伯对新政权极度地不信任，她不想与第三帝国的最高统帅有任何瓜葛。当希特勒第一次造访威拉山庄时，她托词拒绝迎接他，而只派她的大女儿代替她出面迎接。她从来不邀请他在威拉山庄住，而她却曾经常邀请威廉皇帝。后来，威拉山庄的黑白红旗不得不换成万字旗，贝塔对她小女儿的家庭教师柯尔坡小姐说：“您去那一下，您看看，我们已经下沉了多少？”阿道夫·希特勒并不尊重德国的工业家们，他需要他们，但只是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帮手而已。但在一定程度上，他对克虏伯是个例外。因为他相信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神话，理查德·瓦格纳，万福里德别墅，也相信另一个神话，克虏伯和威拉山庄。他认为，他的年青人当然不能必须如“钢铁”般坚硬，而是应该象“克虏伯钢”一样坚硬。他不仅对克虏伯公司和克虏伯公司的特殊传统怀有这种信念，而且对克虏伯家族也有少许这种信念。
他与古斯塔夫的私人关系怎么榉呢？希特勒虚无的天赋，他混乱不堪而放荡的生活，他在极端意志坚定和极端消极之间动摇不定，他的孤注一掷，他总是在胜利和自杀中生存。这些对所有的人都不会陌生。相比之下，公众对古斯塔夫更为陌生一些，他是个新教徒，不象一般资本家那么贵族化，他严格按照作息时间生活，永远可以自制，总是小心谨慎地从事，他是个负责任的人。无论如何，古斯塔夫老了许多，老得很快。在1914年之前，他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生命的颠峰，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他尚可维持。但现在他的状况急转直下。一个条件，可以使他成为谈话伙伴，也使他更顺从一些，就是与柏林有关的、病态的、野蛮的自然暴力，……他的儿子阿尔弗里德与他不同。阿尔弗里德生活在他的时代，他不关心他们消逝的过去。他也缺少幻想，幻想就是试图将现实的存在想象成与它本来面目不同的样子。他后来在逆境中所表现的百折不挠与此有很大关系。朋友们认为，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他有很大的勇气，也有玩世不恭的倾向。因此，他当时认为“第三帝国”没有什么要谴责的，或者说，他认为它带来的好处比坏处要重要得多，以至于可以把坏处忽略不计。几年之后回想起来，他说：“经济需要平稳或者增长的发展趋势。由于德国各党派的斗争和局势不稳，德国经济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觉着，希特勒将会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我们克虏伯人从来没有过多地关心过思想。我们只希望一个正常运转的体制，给我们创造顺利工作的机会。政治不是我们的事。”这些话是他1947年讲的，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在各个不同的监狱和战俘营里呆了两年多了，他认识到，战胜国已经把不公正也象喝白开水似地喝足了。他想，与其对美国陪审团的先生们伪装自己的感觉，还不如直接对他们讲大实话。
与魏玛共和国相比，他们在“第三帝国”的和平年代里生活得很快乐很充实。古斯塔夫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生活的。特别是两个大儿子。阿尔弗里德的聪明才智都集中到了一些客观事物上，从数学，到技术，到体育。但他不关心什么道德问题。他就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