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的快艇为了德国扬帆航行。华丽的船首随着浪峰时起时浮，浪花飞溅，在阳光下闪耀，溅到了一位先生身上他站在方向盘前，旁边是一个俄国人。两个人在阳光照射下眯着眼睛，他们望着白色的大帆，彩色的巨大前帆，船水相击不断啪啦啪啦地响，滑轮也发出了嚓嚓的声音，他们欣赏着这声音。这天天气真好，是驾帆船出海的好日子。在日尔曼尼亚VI号上，德苏关系缓和了整整一天。
大家情绪都很好，这次成功的帆船聚会并没有什么政治原因，而只是体育爱好的原因。贝托尔特·拜茨邀请了谢尔盖·保罗维奇·保罗及其代表团，一起来参加帆船郊游。
保罗是苏联国务院健身体育委员会主席。这一年是1971年，197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有吉兆。
在第一次克虏伯危机发生时，拜茨被迫休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对奥林匹克体育运动感兴趣的。他以自己的巨大热情和基金会的钱积极支持帆船运动的发展，这是他继狩猎后第二项最喜爱的体育运动。在资助德国体育发展工作中，他认识了威利·道默，而道默选他担任基尔帆船比赛筹办委员会主席，他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接待他的苏联同行保罗的。
万事开头难，体育事业也是如此。支持在基尔举办帆船比赛，为这个帆船比赛大力宣传，这是拜茨的希望。现在拜茨轻松愉快地、满怀希望地让苏联同行一起穿上随便的T恤衫，T恤衫胸前印着大字“基尔，1972”。他给保罗先生照了一张驾驶方向盘的照片，并将照片寄给了斯万·西蒙的慕尼黑图片编辑部。照片登出来了，他的这一工作，除了给每位工作人员75马克报酬外，还招致民主德国的抗议。对拜茨这位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人而言，这就象是打向船头的警告枪。他说过，“我想帮助你们克服意识形态之间的边界。”后来，凡涉及类敏感事情，他都更加小心。
拜茨对体育运动的规则学得也很快，他一生中总是这样。一旦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又能机智地为自己解围。
同样是1971年，在雅典港口城市比罗易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体育记者问到他基尔的天气。他向希腊的神表示了自己的敬意：“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准备，我们已经花了9千万马克，以保证不会有一个人会沉下去或者溺水而死。此外，我要利用来此地的机会，去求宙斯，请他保佑基尔天气好。”记者们齐声纠正他：不是宙斯，普路同才是海神，他负责全世界的海洋天气。拜茨一开始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但很快就死里逃生：“我是说的宙斯，因为他是众神之首。”自1972年至1978年，威利·道默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他认识拜茨时，觉着他很有才华。而当这位人才也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同样多的财力时，就必须尽快笼络他。于是，他于1972年向国际奥委会建议，选举贝托尔特·茨担任委员。这成功了。
从此，哪里有奥林匹克竞赛，贝贝就会在哪里出现。那些体育官员原来显得比较老实，在那个圈子里，他显得格外清新。就象他经济界的同行一样，现在，那些体育记者们也学会了高度评价风度翩翩的贝贝，他的话似乎早就准备好了，可供他们引用，在媒体面前，他总是很轻松自如，潇洒得就象鱼在水里游一样。在国际奥委会本身，贝贝支持那些要把奥委会变成既有战斗力又有财力的力量，因为，金钱就是权力，权力就是金钱，没有人会比贝托尔特·拜茨更相信这一点。
在贝贝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期间，发生了许多危机，不仅有体育危机，也有政治危机。贝托尔特·拜茨认为，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是一次痛苦的失败。在美国带动下，赫尔穆特·施密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政府决定，不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夏季奥运会。拜茨直到最后都不相信，都不愿去想象。每次采访他，他都信誓旦旦地说：“我敢打睹，我们会出现在莫斯科赛场”。他无法想象、也不愿想象会出现其它的情况。但还是事与愿违。
作为体育官员的贝托尔特·拜茨必须服从联邦政府的决定，而作为普通个人的贝托尔特·拜茨却可以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于是，在雷维尔(塔林)的彼利塔港口举行帆船比赛的开幕式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轰动事件。西欧参赛国如瑞士、丹麦和荷兰都没有在他们的船上挂国旗，他们不想让本来紧张的气氛升温。所以，当一条船身漆成绿色、笔线型双桅杆帆船轻轻地驶进港口时，可清楚地看到，其桅杆上的联邦德国国旗在风中飘扬，那些帆船运动员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联邦德国根本不参加比赛，那儿怎么会来了一条德国船呢？当他们能看清这条船的名字时，谜底很快就有了：这是克虏伯公司的日尔曼尼亚VI号船。
克虏伯公司首脑贝托尔特·拜茨并不在甲板上，他乘飞机同时到达莫斯科。他与其他体育官员一样也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与他们中大多数不同，他不满足于参加各种专项体育运动协会会议，而是利用其个人的力量争取苏联人的理解，并为缓和两国之间冷若冰霜的气氛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他结束他的成功考察，走向日尔曼尼亚VI号的甲板，离开塔林港口时，这里的东道主对他充满了好感。
他为改善国际体育运动的气候做了那么多贡献，自然是不会没有成果的。1984年，国际奥委会选举贝托尔特·拜茨为第三副主席，到那时为止，这一职位只有一位联邦德国人担任过，他就是威利·道默，他是拜茨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入门教师。贝贝也是萨马兰奇主席所心属的候选人，在选举结束后，萨马兰奇大笑着在大厅里喊道：“金牌”，举手表示祝贺。
对拜茨来讲，这是伟大的时刻。多年以来，为了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马不停蹄地、不辞劳苦地工作，有时似乎他的努力毫无成果。而这次选举的胜利，拜茨认为，是对他不懈努力的承认。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被所有各大洲和所有政治团体一致选举通过：印度、瑞士、卢森堡、也有苏联，甚至还有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体育官员贡特’海因茨的话令他格外高兴：“国际体育的代表非他莫属。”拜茨接受了选举结果，他指出，此次选举使他成了国际奥委会年纪最大同时又是最新的副主席。这样贝贝开始了他在国际奥运会的副主席事业。他后来成了第二副主席，最后成了第一副主席。自1987年到1988年底，即到他根据章程卸任止，他是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国际体育运动的第二人。
在国际奥委会，贝贝认为他是调停人，是各种脾气人之间的调解人。萨马兰奇主席建议，要惩罚那些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针对这个建议，拜茨认为：“我们不是世界警察。”国际奥委会放弃了惩罚计划。为了使北朝鲜不再拒绝参加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拜茨施加了其全部影响。国际奥委会理事会自始至终都考虑了多种可能性，以争取北朝鲜人，但都失败了。政治(又一次)战胜了体育。
尽管如此，拜茨没有放弃他的乐观主义。1988年1月，他说：“奥林匹克运动是转动整个世界的事业。它对主办国非常重要，对举办比赛的城市非常重要，它对体育运动本身非常重要。如果您问一位运动员：‘您更愿意获得三个世界冠军还是一次奥运会冠军呢？’他会回答：‘更愿意获得一次奥运会冠军。’当我想到慕尼黑和基尔时，就想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给那里的基础设施、居民以及城市的形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我举双手赞成，奥运会会引起巨大的漩涡。您们看到，有多少城市都申办，因为他们知道，这值得做，特别是对体育发展是值得一做的。”对贝托尔特·拜茨本人也是值得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三任主席领导下，我积累了许多经验，我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尽管在最近3年中，我在担任副主席期间，工作十分繁重，我仍然不想错过这段时间。”除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贝贝还自愿承担了其他的任务，既有财务上的，也有代表性的任务。为了国际奥委会，为了克虏伯的形象，并为了促进埃森的发展，他将奥林匹克活动带到了埃森。在他当选为第一副主席前，贝贝将国际奥委会全体理事会成员邀请来威拉山庄做客。体育界要人都来了，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前副主席和现任国家奥委会主席威利·道默都来了。他们来埃森，是为了参加埃森体育医疗研究所成立仪式，而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伯伦和哈尔巴赫基金会是该研究所主要资助方。1987年，他们又一次来到埃森，为基金会捐赠32·5万马克，以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体育运动。
当香槟倒进酒杯的时候，拜茨的目光转向了楼下的大厅和克虏伯祖先的油画。他想到，阿尔弗里德是他们中唯一一个亲自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人。那是1936年，阿尔弗里德以他的船在基尔为德国帆船队夺得一枚铜牌。他相信，阿尔弗里德肯定会同意他这样做的。贝托尔特·拜茨，康采恩现在的首脑，他应该感到很满足。他不仅掌管克虏伯的三环，而且也掌管着代表奥林匹克运动的五环。他，拜茨，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环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