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的大半生都在旅游。“世界公民”这个词对他是最恰当不过了。他睁大眼睛，随时准备认识他所到之地各民族的特点，并接受他们，他去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他本人和他的名字在国际上越来越代表着德国，他自己则完全不再是典型的德国人。他有倾听的习惯，他以当地的习惯去思维，在国外，他并不是一个总比别人懂得多的人。他有这样的涵养。
阿尔弗里德和拜茨将世界分成了两部分。拜茨去那些厌恶克虏伯这个名字的国家。这首先是东方集团国家。阿尔弗里德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为克虏伯做宣传。他认为那里是明天的世界市场，他今天就想为克虏伯开发这一市场。
令他高兴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克虏伯这个名字首先与质量、德国人的细致认真和高度发达的技术相联系，不会令人立刻与德国人丑陋的反面形象联系起来。许多国家都曾与克虏伯有几十年的良好合作关系，现在，阿尔弗里德又可以重新联系上了。
两个人分别在世界市场上追求共同的目标，这是他们的战略，对这一战略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尔弗里德和拜茨分别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阿尔弗里德获得西方大学的博士，拜茨获得东方一所大学的博士。1961年亚琛大学，1962年东京索菲亚大学分别授予阿尔弗里德荣誉博士头衔，1983年拜茨在民主德国格莱夫斯瓦尔德获得了博士头衔。
罗开拉冶炼厂是克虏伯与德马克及其他德国供应商共同设计、建造、提供的，甚至在它举行揭幕仪式时，阿尔弗里德也没有让拜茨一起去，而是与克虏伯技术经理保罗·汉森一起去的。罗开拉厂的建造之所以被写进历史，不全是因为它的庞大，而更多是因为那个城市，这座城市是为冶炼厂职工建设的，克虏伯设计师把它设计成了埃森市的缩影。
阿尔弗里德和拜茨两个人都很清楚，通过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其全部关键技术，他们将为自己树立将来的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有朝一日会给克虏伯制造麻烦。1960年，拜茨接受伦敦《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印度和其他不发达国家会生产出廉价的钢铁来，其价格优势将是克虏伯和其他欧洲厂家无法与之抗衡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的工厂采用现代化设备的目的是，要生产出质量更高的钢材，并将迄今为止的普通钢扔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生产合理化，以便我们的钢厂赢利，我们说，如果他能够充分利用其70％的生产能力，就能做到这些。”阿尔弗里德又往前走了一步。他不仅把商品卖到发展中国家，而且他也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早在1961年就有一家克虏伯子公司在巴西启动生产，有1600名职工，这就是克虏伯的卡姆坡·李姆坡S·A钢铁厂。在工厂开幕仪式上阿尔弗里德致了开幕词，他指出：克虏伯与巴西的商业关系已经有120年历史了。最后，他希望这个工厂应该“巩固并加深”克虏伯与巴西之间的关系。
如果能够在东方集团国家发表一篇同样内容的讲演，将是拜茨最大的快乐。他一直致力于与东方国家发展贸易。但经济效益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1965年，贝贝自己告诉公众，东方贸易占克虏伯康采恩销售额的比例不到1％。多年以来直到今天，康采恩的东方贸易额占康采恩总出口额的比例不到7％至10％。而出口额占康采恩总销售额的比例不到50％。因此，贝贝的动机不会仅仅是经济成果。他的动力首先在于他的政治热情和表现欲，他喜欢在公众面前表现自我。当记者问及东方贸易的困难和障碍时，他承认，一方面政府不太愿意提供信贷，另一方面不断呈现的进行补偿贸易的趋势，给东方贸易带来许多问题。
即克虏伯的机器用波兰醺板肉来支付，是很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经常这样想，如果我们成功的话，通过做生意，我们可以提高共产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这只会对我们有好处。”从此可见，他的行动标准并不是企业，而是政治。
从政治意义上讲，他的东方之行是成功的。1963年，联邦政府与波兰签定了贸易协定，他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把自己伪装成联邦德国的猎人，一心只想猎获一头上等牡鹿，他在匈牙利也成功地完成了同样的艺术品。
在罗马尼亚，他也同样做了许多外交前期准备工作，有这样一则逸事：贝托尔特·拜茨与联邦外交部最高官员几乎同时抵达罗马尼亚飞机场，他就是国务秘书拉尔。罗马尼亚为拜茨铺了红地毯，外贸部长培特里亲自来机场迎接，并以所有外交礼仪接待了他。国务秘书所受的待遇也不过如此。他剩下的别无其他，只有让人认识到，在东欧，克虏伯全权总代理显然比外交部的所有官员享受的外交礼遇都高。
但拜茨的东方之星还要继续升高。比尼基塔·赫鲁晓夫之星一点也不逊色。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个简单的商务旅行开始的。为了参观两个由克虏伯建成的人造纤维厂，拜茨去了莫斯科，此外，他还想利用这个机会，摸摸其他客户的情况。因此，日程上安排了他与政府副总理米高扬和外贸部长帕塔里晓夫的会晤。但访问日程的其他细节尚需确定。为确定其他细节，他受到了苏联国有技术机械进口外贸公司科林次夫总裁的接见。在上午会谈中，电话铃响了。科林次夫拿起电话，听了电话，然后告诉惊讶的客人：“赫鲁晓夫总理想今天中午与您单独会晤。”1963年5月13日，贝托尔特·拜茨准时于15时踏进了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神圣殿堂。他们两个只有一位译员和速记员是这次会谈的见证人。
他们可以回顾一下，双方的商业关系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早在20年代，克虏伯就成了与苏联做生意的重要公司之一。克虏伯向年轻的苏联出售钢铁产品，苏联送他们的技术人员到埃森，以便他们在那儿得到最新锻练。有一天。
一个年轻的革命党人，叫作布尔什维克特沃斯扬，他受到阿尔弗里德的父亲古斯塔夫的邀请，来到威拉山庄用午餐。
他勇敢地努力适应这种大资本家的用餐习惯，但在银质洗手碗上出了错。他拿起碗，看到碗里放着一块令人食欲大振的柠檬片，将碗放到嘴边，把水喝了下去。古斯塔夫毫不犹豫地就模仿他，也这样做了。特沃斯扬后来成为经济部长，现在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边上。
赫鲁晓夫与拜茨肯定不会讲这类小故事。赫鲁晓夫更多地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希望，俄国与联邦德国能够顺利进行尽可能广泛的商品交换。对于联邦政府采取的石油管道禁运措施，他只顺便提了一下。此外，莫斯科与波恩之间的贸易协定今年年底就要结束了，他希望能够延长这个贸易协定。“我很清楚，您既不是外交部长，也不是联邦总理，”他安慰拜茨。而拜茨也很清楚，他又一次没有任何正式任务，但又陷入外交困境。两人的谈话很快就因为只谈生意而开始进入和谐的轨道。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的时候，拜茨象凯旋的将士，这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而赫鲁晓夫也达到了他的目标：全世界都在谈论，他如何在努力与联邦德国建立友好经济关系。这天下午对双方都是成功的。
拜茨在苏联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国宾似的礼遇。几天之后他又返回杜塞尔多夫，在机场迎候他的有他的家人和大批记者。在摄影机前，他谦虚地说：“在这样的旅行结束后，在波恩也应该举行一次会谈。”路德维希·艾哈德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
赫鲁晓夫令人荣光无比的会谈非常有助于拜茨本人和克虏伯康采恩。贝贝的声誉达到了最高点。他的收入也不断攀升，有高处不胜寒之觉。人们顽固地坚持认为：他的年薪为每年100万马克或者是每月10万马克。他是通过自
己的努力挣的钱，他挣了个百万富翁。在欧洲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他就是贝托尔特·拜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