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群，一种分工细致、组织严密、团结协作、群体生存的昆虫组织。一只、几只或者更多的个体蜜蜂虽然微不足道，而成千上万只蜜蜂一旦聚集起来，就能形成令人惊叹的力量。蜂群沸沸扬扬的繁忙景象，正是潮商勤劳创业的形象代表。
“蜂群效应”是潮商经商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群聚使得潮商非常善于积累并利用民间社会关系资源。
群聚是潮商的一个特色。只要找到一个潮汕人，只要认识一个潮汕人，那么就很容易地找到、认识其他潮汕人。社会学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叫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把社会关系资源加以运用，以提高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社会关系资源犹如货币，社会资本就像货币被用来投资获利的一种关系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潮商之所以闯天下，凭借的就是他们充分地调用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将其变成他们的社会资本。潮商使用的社会资本大多局限于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尽管在外出经商过程中不断地寻找与政治官僚有关的社会关系，但是，民间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的的立身之本。
（2）群聚使得浙商很好地利用民间金融资本。
潮商在发展初期，他们省吃俭用，拼命工作，但是他们赚钱是非常有限的，在熟悉行业后，他们就向亲朋好友发出请帖，说明自己需要一笔钱办实业，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商会”。
慢慢的，潮商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使他们快速发家，其基础就是依托于社会资源之上的老乡会，团结求存，互助互利的原则使他们亲如一家。
所以，不论潮商走到哪里，潮商还是潮商，他们必须依靠的是自己的社会资本。潮商在哪儿都能找到自己的老乡、亲戚、朋友帮助，这一点跟犹太人很相似。犹太人之所以很团结，是因为犹太人长期以来受到其他种族的排斥，只能求助于自己人，所以，犹太人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用来赞助犹太人经商做生意；而潮商之所以很重视自己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没有其他特长，缺乏技术能力和资本，所以，只能求助于自己人的社会关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潮商是封闭的，是排外的，恰恰相反，潮商比之于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来说，显得更为开放。这种开放来自于他们的流动，来自于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
应该指出的是，潮商的群体意识并不局限于家族同乡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潮商的群体意识日益渗入了近代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这种经济利害关系与血缘乡情等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其核心是强调团体与联合的力量，以便在当时险恶的经济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如今，潮商的联合范围不断扩大，这种团结虽然往往与家族关系网络交织在一起，但又派生出一些更为广泛的厉害关系与从属关系的体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而又厉害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
历史上，晋商、徽商大多以个体形象存在，而潮商则不一样，他们不仅经商数量众多，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当遇到外力冲击时，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抵御风险。
在商业竞争中，潮商以“兵团作战”的面貌出现，信任“自己人”，这一传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答案还要在历史中寻找。
早年，潮商兴起于远洋运输，这一行业投资大、风险高、当然利润也高。为了降低经营风险，潮商团结起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伙伴关系。
这样可以理解，“红头船”要在海盗与波涛中穿行，要规避政府的禁海管制，因此冒险搏利的潮商必须超越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在乡缘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商业信用和团队协作意识，最终视还如陆，实现高额利润的回报。
按照社会学大师科尔曼的解释，潮商之间信任“自己人”，这其实是一种带来高效率的社会资本。
科尔曼曾经研究过纽约的钻石批发市场，发现这里的生意人主要是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大多互相通婚，主要居住在布鲁克林的相同地区，经常去相同的教堂。
科尔曼指出，这些犹太人互相熟悉、信任，大家实际上组成了一个封闭的社区。在他们之间，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的昂贵钻石生意可以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完成，不需要经办任何手续。
进一步研究发现，犹太人是靠家族、宗教、社会等各种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毫无顾虑的进行大宗钻石交易，简化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商业运作效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因贪心而失信，就将会被整个行业抛弃，将会失去所有的家族、宗教和社会关系，最终自绝于这个群体和钻石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闻名的钻石及珠宝加工基地，黄金等贵金属交易已占行业内70%的份额。而掌握这些加工和交易业务的大商人，正是有“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潮商。他们秉承的交易规则，与犹太人一样，都是依赖内部严格的信用体系来维持。
在无情的商战中，为什么潮商左右逢源，似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是“自己人”让他们找到了制胜的法宝，拥有了最牢固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