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学院学报》顾问谢文学从泰和三塘《钟氏族谱》中看到一篇署名钟嵘撰的序，复印邮示，请我鉴别真伪。钟嵘是《诗品》的作者，不比普通文人，序文的真伪问题，至为重要。故将我的回信公开发表，供大家参考。
钟氏是名门望族，据《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颍川郡七姓”中有钟氏一姓。颍川是钟氏郡望。南开大学藏清钞本《颍川郡钟氏族谱》卷首所载《颍川郡钟氏族谱源流总序》明言：“裔等追维家谱纂于南宋。”怎样解读这句重要的话？《宋史？刘烨传》：“唐末五代乱，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通志？氏族略》：“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宋史》《通志》从不同的角度说出了唐末五代时家谱散佚的原因。钟氏家谱纂于南宋，可见原有家谱散佚了。假设钟氏旧谱中有钟嵘序言，也一同散佚了。绝无家谱散佚而序言独存之理！泰和三塘《钟氏族谱》中的钟嵘序言，来历不明，不能轻信。下面揭示这篇序言的伪造痕迹。
序文署：“梁大通二年岁次戊申嗣孙嵘序”。钟嵘生于何年？学者虽有不同的考证，约在泰始三年至七年（466-471）之间，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意见。卒于何年？约在天监十七年（518），没有分歧的说法。卒后十年为大通二年（528）。《钟氏族谱》所载大通二年之序，与钟嵘生平不合。
序文说“传至伯州犁仕楚为大夫”。据《元和姓纂》：“桓公曾孙伯宗，仕晋；生州犁，仕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伯宗子州犁仕楚”。《钟氏族谱》所载之序，将伯宗、州犁父子二人误为“伯州犁”一人。序文又说：“因地受氏，则钟离昧也”。据《姓纂》《新表》，钟离为项羽将，《钟氏族谱》将误为“昧”。这都与钟嵘家世不合。
序文说：“其间为儒、为宦、为士大夫、为素封者，累今相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素封”对封君而言。有封邑的贵族，称为封君；无官爵封邑而拥有资产，与封君一样富有者，称为“素封”。南北朝重视门第，虽有钱而无官爵封邑，社会地位很低。举一例子：据《陈书？儒林传》记载，太原晋阳人王元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寡母依舅氏往临淮郡，“郡土豪刘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王元规哭着对母亲说：“岂得……辄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一个流落异乡的书生，尚且不屑与资财巨万的庶族之女结婚，从这个故事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至于钟嵘本人，非常重视门第，据《梁书？文学传上》《南史？文学传》记载，天监初，钟嵘上言：“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看出他把士、庶的界限划分得多么清楚。《钟氏族谱》所载之序文，列举钟氏祖先，将素封与儒、宦、士大夫相提并论，不符合钟嵘的思想实际。如序文是钟嵘手笔，必不以祖先“素封”为荣。
序文说：“其与子寿、道济之通谱，盖同符而合辙矣。彼元振之妄拜，正伦之求附，又焉可同言而语哉！”据两《唐书》，张九龄字子寿，张说字道济，元振姓郭，正伦姓杜。所谓“通谱”，张九龄家于始兴，为曲江人；张说之先为范阳人，世居河东，徙家洛阳。张九龄、张说同姓而不同宗，“张说谪岭南，一见（张九龄）厚遇之”（据《新唐书？张九龄传》），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两个人认本家了。所谓“求附”，杜正伦是相州洹水人，与京兆杜氏、襄阳杜氏，同姓而不同宗。“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衔之。”（据《新唐书？杜正伦传》）暂且不说《钟氏族谱》所载之序，运用这几个典故妥当与否，四位唐朝人，怎么可能出现在钟嵘的笔下？
以上指出，这篇序文，与钟嵘之生平、家世、思想皆不合，还运用了钟嵘绝不可能知道的后世的典故，足以说明它是冒名之伪作。至于文笔拙陋，大大玷污了钟嵘，我就不多说了。
考出这篇序言是伪作，不等于它毫无价值。陈寅恪说得好：“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在重门第的六朝，追述祖先，不可能将“为素封”与为儒、为宦、为士大夫相提并论，但宋以后就不同了。由唐至宋，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租佃制盛行，无身份性的地主取代了士族地主的地位。人们对门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追述祖先，“为儒、为宦、为士大夫、为素封”，都是光彩的。
钟氏谱“纂于南宋”，“有明成化、天顺、宣德世复编纂，厥后兵，桑梓旧谱幸存其一”（《颍州郡钟氏族谱源流总序》）。今日所见之各地钟氏谱，多为清代所修。假冒钟嵘之名的序言中，出现四个唐人，最早也是宋以后的产物。它是六朝的伪材料，却是宋以后的真材料。它所反映的是无身份性地主的社会地位提高之后的思想意识，能够看出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变化――文化转型的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