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1973年第1期发表了《袁江〈东园胜概图〉卷》一文，作者说：“题识简略，东园各地往往有之，此园不知属何地；且谓临其大略，则原本不知何人所作。”“《东园图》完整地图绘了一所实物早已无存的明代江南农村的园林。”这些意见涉及“东园”存在的时间、地点，涉及袁江此图是临摹还是写实等问题，值得商榷。
袁江是清扬州府江都县人，“扬州以名园胜”，名园又都有画家绘图。研究袁江《东园图》，应从这条线索入手。
（1）张世浣、嵩年同辑《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古迹志一？江都县》：“东园：在城东里村，乔国桢别业。”
（2）王逢源、李保泰同辑《江都县续志》卷五《古迹》：“东园：乔国桢，在城外东南六里。亭馆竹树，皆极位置之工。今废。有袁江、方士庶所作两图，后裔尚珍藏之。”
以上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袁江所绘的《东园图》，就是清扬州府江都县东郊里村（六里村）乔国桢（逸斋）所建筑的东园。
在《重修扬州府志》《江都县续志》中，还附录了有关乔氏东园的几篇诗文：
（一）王士祯《东园记》
记云：“辛卯初夏，门人殷彦来书来，为其友乔君逸斋，征余文纪其东园之胜，且绘图邮示，披卷谛视，不自觉其意移焉。乔君斯园，独远城市，林木森蔚，清源环绕，因高为山，因下成池，隔江诸峰，耸峙几席，珍禽奇卉，充殖其中，抑何其审处精详而位置合宜也。余足迹未经，不能曲写其状，姑就图中所睹，已不啻置身辟疆、金谷间矣。”（《重修扬州府志？古迹志一》）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明崇祯七年生，清康熙五十年卒。《东园记》撰于“辛卯初夏”，即康熙五十年。王士祯撰记后，不久即卒。程哲所编《带经堂集》卷七十七《蚕尾续文》卷五，载此记，与《重修扬州府志》符合。
王记是研究袁图的重要资料：（1）袁江绘《东园图》的时间，是“庚寅畅月”，即康熙四十九年，在王士祯撰《东园记》稍前。（2）乔国桢请袁江、方士庶各绘一图。袁江是北宗，长于工笔；方士庶是南宗，长于写意。方图一定不同于袁图的精细。王士祯没有到过东园，全凭看图撰记。乔国桢为了使王士祯能够准确地形容东园，应是选择界画精严、保存东园实况的袁图寄去。王士祯名义上为乔国桢的东园撰记，实际上是为袁江的《东园图》撰记。王记中所形容的东园状貌，确与袁图的境界相符。（3）袁江《东园图》是写实之作，他所题“东园胜概，邗上袁江临其大略”，是谦虚地说：面对名园美景，不能全部画出，只绘大略状貌。不能误解为临摹古画。
附带说明一点，代乔国桢向王士祯征文的殷彦来，“名誉庆。有诗名，王阮亭、宋商邱并重之，其才不在同时诸名流下。卒未得一第”。
（二）曹寅《东园八咏》（《寄题东园八首》）
一、其椐堂二、几山楼三、西池吟社四、分喜亭五、心听轩六、西墅七、鹤庵八、渔（《重修扬州府志？古迹志一》；《江都县续志》卷十《艺文下》）
曹寅，字子清，号荔轩，汉军正白旗人。顺治十五年生，康熙五十一年卒。曹寅所著《楝亭诗钞》卷七，载此八首诗，与《重修扬州府志》《江都县续志》符合。
曹诗值得我们注意：（1）据《江都县续志？古迹》：“东园……曹通政寅，巡视淮鹾时驻节仪征，至郡，必假寓之，遍为题咏。”曹寅是游览过东园之后赋诗，与王士祯未到东园而撰记不同。（2）据张云章《扬州东园记》，东园八景，是曹寅品题的。（3）曹寅《东园八咏》中所歌咏的其椐堂、几山楼……在袁江《东园图》中，可以一一找到。
附带说明一下，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
（三）张云章《扬州东园记》
记云：“今年，甫至扬，而东园之名，巳籍籍人口，问之，则乔君逸斋之所作，三年于兹矣。其地去城以六里名村，盖已远嚣尘而就闲旷矣。问园之列屋高下几何，则虚室之明，温室之奥，朝夕室之左右俱宜，不可以悉志，其佳处，辄有会心，则孰为之名，通政曹公，时方为鹾使，于此游而乐焉，一一而命之也。堂曰其椐，取《诗》所谓‘其柽其椐’者言之也。堂之前数十武，因高为邱者二，上有百年大木，其面堂而最正且直者，椐也。堂后修竹千竿，绿净如洗。由堂绕廊而西，有楼曰几山，登其上者，临瞰江南诸峰，若在几案，可俯而凭也。楼之前，有轩临于陂池，曰心听，听之不以耳，而以心，万籁之鸣，寥静者之所自得也。由轩西北出，经楼下，折而西，则葺茅为宇，不椽列墙，第阑槛其四旁，倦者思憩，可以坐卧，其宽广可觞咏数十客，颜曰西池吟社，以西池浸其前也。又西，则曰分喜亭，筑台以为之基，亭翼然出，可以观稼，欲分田之喜也。亭之南，为高邱者又二，取径上下，达于西墅，推窗而望，则平畴一目千顷。由西墅而东，重冈逶迤，密树荟蔚，有修廊架险，亘乎沼之中，则曰鹤庵，以其为放鹤、招鹤之所，又昌黎所谓‘开廊架崖庵’者也。又东出，则启其门，即心听轩之左，循山径数百步，屡折而南，入于渔庵，前临沧波，可容数十艇。折而东北，则园之跨梁而入者在焉。其西，农者数家，与渔人杂处。其外旷若大野，视西墅增胜。盖江水西来，潆洄于园之前，环匝其四围，而委注于此，故作庵以踞之。康熙五十年十一月”。（《江都县续志》卷九《艺文上》）
张云章，字汉瞻，江苏嘉定人。顺治五年生，雍正四年卒。著《朴村文集》，载止记，与《江都县续志》符合。
张记是研究袁图的又一重要资料：（1）张云章撰记时，乔氏东园落成已“三年”。张记撰于康熙五十年，东园当落成于康熙四十八年，袁图绘于康熙四十九年，时间符合。（2）张记中，详细叙述了东园园内、园外的景物，还特别介绍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园林之西，有“农者数家，与渔人杂处”，对照一下袁图，完全吻合。
（四）宋荦《东园记》
记云：“广陵乔君逸斋，构园于城东之里村，曰东园。银台曹公，为赋《东园八咏》；嘉定张汉瞻，文以记之；而吾友王尚书阮亭，复为之记。参镇姜君，图以示余（姜参将把图给我看），援阮亭以为请。余观园中陂池台榭之美，禽鱼树石之奇，已具于诗与纪”。（《重修扬州府志？古迹一》）
宋荦，字牧仲，号漫堂，绵津山人，河南商丘人。明崇祯七年生，清康熙五十二年卒。宋荦撰《东园记》，在王士祯、张云章二记之后，即康熙五十年之后。宋荦撰记后，不久即卒。周龙藻、宋之举所编《西陂类稿》，成书于康熙五十年，在宋荦撰《东园记》之前。所以《西陂类稿》未载此记。幸《重修扬州府志》中，附录此记，保存了宋荦的一篇文章。
宋记具有参考价值：（1）乔国桢请姜参将向宋荦征文，也将《东园图》寄去，必然仍是袁江所绘者。理由上面说过，这里不再重复。（2）宋记中特别提到王士祯“深羡夫东园之晚出而最胜”，是有意与袁图的题识“东园胜概”，两个“胜”字，互相呼应。
（五）其他
《重修扬州府志》中，还附录卓尔堪、吴均吟咏东园的诗。程梦星《今有堂诗集？畅余集》有《东园八咏》《陪赵秋谷前辈，集饮东园，时桂花盛开》诗。因为与研究袁江《东园图》的关系不大，不一一介绍了。只摘引王、曹、张、宋诗文中几句，是为了证明文献上所记载的清扬州府江都县东郊里村乔氏东园，与袁江所绘《东园图》，景物完全相同，郭俊纶的推测错误。
再将袁图与《重修扬州府志》卷首《舆图？江都、甘泉四境图》对照一下，还可以看出，袁江《东园图》上环绕的流水，就是《江都、甘泉四境图》上回环曲折的河渠，袁图上耸立的两塔，就是《江都、甘泉四境图》上的文峰塔和三汊河塔。地理环境也是完全符合的。
袁图引首“东园图”三字，是方辅所书。“方辅，字密庵，徽州人。工诗，书法苏、米，能擘窠大书。善制墨。来扬州，主徐氏。”徐氏即盐商徐赞侯[2]
《扬州画舫录》成书于乾隆六十年。该书卷首《题词》中，有方辅所作七言绝句一首，可见李斗撰《扬州画舫录》时，方辅还活着。方辅是乾隆时人。
袁江绘《东园图》在康熙四十九年，方辅为袁图题字在乾隆时，相隔几十年，这就证明《江都县续志》所说乔国桢后裔珍藏袁图，确是事实。
乔国桢建筑的东园，是清初扬州名园之一。从袁江所绘的《东园图》看出，东园的布局、建筑、陈设，保存明代园林的某些风格，吸收了明代园林的精华，但也有创新之处，才能获得“晚出而最胜”的声誉。乔氏东园落成后，又有一些园林兴起，与东园“争胜”。据《江都县续志？古迹》记载：
（1）“西成草堂：俗呼赛乔园，因乔氏有东园，而争胜焉。相距不二三里。曲水小桥，前对隔江诸山，沟塍如画，殊饶野趣。尝属诸生李家驹。中多梅桂，寻萎于火。今归一农家矣。”
（2）“墨涛庄：在赛乔园西南三里。江村疏豁，竹树水石，皆有幽旷之致。向属潘氏，今归黎姓。”
（3）“幽讨园：汪汉杰。在墨涛庄后里许，风景约略似之，而位置结构尤雅净。今属柳氏。”
西成草堂、墨涛庄、幽讨园，就是在乔氏东园影响下而兴建的。乾隆是扬州园林最盛时期，闻名全国。仅从《扬州画舫录》，就可以看出，乾隆时瘦西湖畔的名园，也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受乔氏东园风格的影响。在扬州园林发展上，乔氏东园有承先启后的地位。袁江《东园图》确是研究我国园林史的重要作品，需要正确的考证。
附：袁江《东园胜概图》卷（郭俊纶）
袁江《东园胜概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原图长370.8厘米，高59.8厘米，绢本设色，左端题有“东园胜概，邗上袁江临其大略，岁在庚寅畅月”，引首有“东园图”三字。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下》：“袁江，字文涛，江都人，善山水楼阁，初学仇十洲，中年得无名氏临古人画，遂大进。”生卒不可考，此图作于庚寅，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原图工笔精细，估计作于四十岁前后。推测袁氏出生，当在康熙十年前后。他后半生受当时在扬州的山西盐商之聘，同他的从子袁耀到山西去作画，因此作品流传在北方的反较江南为多。但是后期作品多古代宫苑图，如作于康熙五十九年的《梁园飞雪图》（存故宫博物院），就以枚乘、江淹的《梁王兔园赋》为依据，极尽宫苑之壮丽，与此图描绘江南园林的写实作风不同。
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自南宋发展起来，到明代中叶以后，盛极一时。据文献记载，数量甚多，或处城郭，或在村郊，或据岩壑江湖胜地。如南宋范成大石湖别墅、元代倪云林清阁、顾阿瑛玉山佳处及合溪别业、曹知白泖滨二园、明代松江熙园、濯锦园、佘峰别业、横云山庄等，均远离城市，利用河网丘陵地带，布置成园。唯这类园林，每遇人事变故，往往不数年间，即已犁为农田。现存江南园林数处，多属城郭类型。郊野园林，实物无存，幸袁江此图，界画精严，用长卷形式，保存了一所郊野园林的胜概。园外平畴十里，河港交叉，远山如黛，全是江南风光。唯题识简略，东园各地往往有之，此园不知属何地；且谓临其大略，则原本不知何人所作。园内建筑与山石水池的布局及花木种植，显然还是明代原状，与现存园林历经修建者不同，为我国园林史的宝贵资料。我国古代园林有文字记载的很多，但因自然式山水园，没有中心轴线，仅凭文字极难将立体布局交代清楚；而文人画家所绘图册，专重笔墨写意，如上海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陈所蕴的日涉园，由当时松江派画家合绘园景册页，均因着重写意，从图上只能看到模糊轮廓。此图界画清晰，建筑物梁柱比例适当，树石形态若真。
园周曲水环抱，东面临村道建平桥，杨柳迎风，墙角掩映，转南一带疏篱，舫屋临溪，园林气氛，若隐若现；过桥是一块三面建墙的台地，临水一面建驳岸，地铺条砖。北向有便门通北面竹园；南有门道，入内是一块方整的场地，门屋三间，正间有斗拱，竹丝墙门；门前用宽狭相间砖地，树池植梧桐二株，桐荫有券洞可径通园内。门内院落，左右有曲尺形粉墙回抱，内建敞厅三楹。中轴线稍向西移，又是一番景色：翠竹苍梧，东西对映。由门廊西行，南面有粉墙围成小院，转北是一条向西有漏窗的走廊。厅后有方形小院，东北一角用黄石叠成花台，上植牡丹；西建书斋二楹，前植玉兰海棠；此院墙外，栽竹成林，外复有土墙自东转北，为此园后墙。游廊西折，是一座宏敞厅堂，歇山卷棚顶，堂内陈设，尚属明代形式，正中设天然几，前置方凳数事。阶石用天然山石，前临广庭，堂前虬枝古干，疏密得宜，树下布置湖石，亦即明计成《园冶？厅山》所谓“或有嘉树，稍点玲珑石块”。南面陂陀起伏，湖石点缀其间，花树丛植，路径盘曲。这样处理，不仅利于花木生长，且仿佛真山之麓，土间露石；此种做法，在现代公园中往往用之。迤南编竹为篱，架木为棚，藤萝蔓衍，果木繁茂。曲径蜿蜒，南达水榭，推窗即见一片乡景，窗棂式样，极似《园冶》所列，此榭前卷后轩，丁字形连缀而成，窗户洞开。清式旱船，或即由此式演变而来。从堂中南望，层次深远。堂后修竹万竿，下设石栏、凳、桌，双鹤栖息其间，书斋窗外有紫藤一架以挡夏日。
庭西有游廊纵贯南北，中缀半亭，西折直达池岸，转北与水轩、厅堂、楼阁、花墙分隔着六个大小不等的空间。其中分植红梅、牡丹、梧桐、芭蕉、桂花、腊梅和山石，组成庭院小品。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观赏花木。铺地或用冰裂石板，或用鹅子石，唯山石均用白石。楼前凸出一间，上层用布幔平台，造型玲珑别致，而上下窗格，多与《园冶》图式近似。图中建筑均无挂落，想明代尚未应用，《园冶》所列装折、栏杆、漏墙，图式详尽，而挂落独缺，江南现存明代民居，也无此装饰，或亦明代未有挂落之明证。临池建水轩，为眺望西部山景的观赏点。由小径西行，经曲廊可至山池区，廊下为园内池水入口，有水闸调节水位。沿堤西行，山影波光，又是一种境界。此种布局，实非一般城市园林所能具备。
我国古代造园匠师，在长期的实践中累积了人工创造山林的经验，利用浚池土方，叠石栽树，其佳者岩壑幽深，林木葱郁，宛如真山。明末清初的迭山家，在这方面有不少经验。如张南垣主张“平冈小坂，陵阜陂陀，然后错之以石，棋置其间”；李笠翁认为“用以土代石之法，既减人工，又省物力，且有天然委曲之妙，混假山于真山之中，使人不能辨者，其法莫妙于此。至于石性则不可不依，拂其性而用之，非止不耐观，且难持久，石性维何？斜正纵横之理路是也”。图中之山，与上述各点若合符节。山石采用黄石，池畔曲岸，布石作矶状，沿小径北折，架曲桥，桥栏低矮，为当时特征。桥后叠石成峡谷，使山巅雨水，汇流下泻，俨若瀑布。山尽处或作岩壁，或作悬崖，此外则根据石块纹理，棋置其间。我国叠石造山，一般采用水成岩，绝无用火成岩者。水成岩在自然界均有层次纹理，天然山陵必有风化土层积累其上，在岩石露头处或山崖石壁，无不有明显层次。张、李诸人的叠石要点，即在于此，计成所谓做假成真的意义亦在此。这一合乎科学原理的叠山技巧，不仅在我国创造了不少人工山林；百余年前，甚至由英人传至西欧，一反习用的几何图案式园林，而另创自然式岩石园，颇能结合地质学原理，布景若真。反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竞尚西化，固有优良传统，反不重视，因此后期作品，佳构已不多见。此园绕麓桃花成林，花时望若蒸霞。夹岸植柳，柳荫深处，有茅亭踞山凹；后有竹林，为此山北面屏障。亭右则是主峰所在，曲径盘旋而上，丛植桂树，四季常青。上建长亭，可凭眺全园景物，而园外岚光塔影，更是极好的借景。有时看到成群的鸥鸟，沿着河港，飞向远处，造成寥廓无际的境界。
界画这一画种，在隋唐时期已经成熟，现存敦煌莫高窟壁画，有描绘佛殿楼阁的木构建筑形象，作者多是画工。宋画如《黄鹤楼》《滕王阁图》等记录了实物早已无存的唐宋楼阁建筑的结构造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及《金明池图》保留下了北宋汴京的城楼和梁式虹桥以及宫苑建筑的面貌。这些都为我国建筑史保存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但是元明以来的文人画家对这一画种不够重视，只有像仇英这样漆工出身的画家才继承了这一传统。此外，当时民间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工匠画家，保存和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优良传统，绘成图稿，作为建筑蓝本并以之授徒。这类图稿，留传在民间；袁江中年获得的无名氏临古人画，想必是这类粉本。清代前半期的统治者，在承德建造了避暑山庄，京西建造了圆明园等大型宫苑，为了图绘这些园林景色，在宫廷画院里收罗了擅长界画的画师。如被法帝国主义分子劫去的《圆明园图》，就是在乾隆年间由画院绘制的，它留下了于1860年被英法帝国主义分子焚毁的圆明园的本来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东园图》完整地图绘了一所实物早已无存的明代江南农村的园林，使我们能看到封建地主剥削农民的血汗建造的园林内外景象。画家在图绘这所园林时，还在对河画上一所农民的简陋住房，茅屋已经漏雨而用芦席遮盖着。庄园主人骑驴回来，奴仆肩挑重担随行。当农民在辛勤耕作的时候，园内有人悠闲地垂钓；或者带着书童，携琴访友；有的桃林独坐；有的山亭眺远。这些都在客观上反映了不同阶级的生活。而袁江的这个临本，忠实地保存了原作的面貌。
综观全园，东南临河；园北栽竹成林，有防风作用，今日江南农村居住点，尚多采用。园西浚池造山，池中植莲，池介于建筑与山岩之间，东西相望，可看到对岸景物和它在池中的倒影。园中山石花木的布置手法，也有可取之处。较名贵的玲珑湖石，仅在竹林前配置一二，正如《园冶？选石》所云“取巧不但玲珑，只宜单点；求坚还从古拙，堪用层堆”。而迭山均用黄石，此种石材，在江南一带分布较多，石面古拙，且能堆成石壁状：如上海龙华公园近年采石佘山，迭成一峰，颇有成效；但不同石料切忌混用。西部山池区全用黄石，池岸凹凸起伏，尽处之山，突兀而起，成岩壁悬崖状。主厅之前，花丛树荫，点缀一般湖石，与卉木组成树石小品。在各个庭院中则配合花木、建筑、粉墙、游廊，布置庭院小景：如东北隅后院采用黄石叠成花台，其处理手法，依着纹理，叠成利于排水日照、宜于灌木生长的环境，仿佛山麓一角。中部几个小院，则用白石点缀于冰纹或鹅子石地坪间，配合四时花木，无异是在粉墙背景上的一幅幅潇洒秀丽的花卉画。当人们进入水轩，推窗西望，则另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了，这有使人视觉不断变化，引起观赏不尽的感觉。像这样的设计构思，今天的公园布局，也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总之，这幅《东园胜概图》卷对我国绘画史和园林史的研究，都有价值。史家称袁江的界画冠绝清代，看来并非过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