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晚唐诗人
《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云：“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这几句话，代表着中、晚唐人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评价。这样一位“诗豪”，除了与白居易唱和外，对其他晚唐诗人，不可能不发生联系和影响。这篇小文，是我所举的几个例证，也是我所进行的一种试探。
刘禹锡与李商隐
《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下？李商隐》云：“令狐楚镇河阳，（李商隐）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刘禹锡晚年与令狐楚唱和频繁，此时李商隐正在令狐楚幕中，他对刘禹锡应有印象。
令狐楚虽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充分使用，但未荐举过他。冯浩《玉溪生年谱》云：“令狐于义山，虽岁使随计，实未尝论荐。”王达津《唐诗丛考？李商隐诗杂考十？从〈酬令狐郎中见寄〉到〈九日〉诗》云：“《九日》……说出了心里的话，怪罪令狐楚当年不培养他推荐他。‘不学汉臣栽苜蓿’，也就是指责令狐楚兼指令狐？不提拔培养有用人才的意思，怪他们不能把他移根上苑。令狐楚使用李商隐近十年，但是从没有荐举过他。令狐楚为人谨慎，又因屡次外调，特别是元和十五年因亲吏贪污，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贬外，对他打击极大，所以很少推举人。‘空教楚客咏江篱’，是用《惜诵》：‘播江篱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粮’这一典故的，表明自己虽希望令狐楚播江篱滋菊，为国家之用，但终归失望。”我同意以上两家的分析，并补充一条证据。李商隐《白云夫旧居》云：“平生误识白云夫。”徐逢源笺：“此白云夫当是楚。”（冯浩《玉溪生诗笺注》卷三引）既曰“误识”，怨恨可知。
据开成元年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三》云：“前月末，八郎书中，附到同州刘中琴〔丞〕书一封，仰戴吹嘘，内惟庸薄。书生十上，曾未闻与明习；刘公一纸，遽有望于招延。虽自以数奇，亦未谓道废，下情无任佩德感激之至。”“刘中丞”是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等使刘禹锡，“八郎”是令狐楚之子令狐？。从此状看出，李商隐通过令狐楚，求荐于刘禹锡。李商隐表面上“感激”令狐楚，实际是感激刘禹锡。
李商隐对刘禹锡诗甚为喜爱，用心学习。何焯《义门读书记？李义山诗集卷上》云：“七言句法，兼学梦得。”《李义山诗集卷下》云：“《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颇似梦得‘相门才子称华簪’篇”。“《喜闻太原同院崔侍御台拜兼寄在台三二同年之什》：极似梦得。”方世举《批〈昌谷集〉》云：“工力之深如义山，学刘中山七律，皆得其妙。”这都是对李商隐诗歌研究颇有心得之言。
诗话家常将刘禹锡、李义山放在一起评论。如：
黄彻《溪诗话》卷五云：“老杜：‘卿到朝廷说老翁，漂零已是沧浪客。’又：‘朝觐从容问幽仄，勿云江汉有垂纶。’其后梦得《送陈郎中》云：‘若问旧人刘子政，而今头白在商于。’《送惠休》则云：‘休公久别如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小杜：‘江湖酒伴如相问，终老烟波不记程。’‘交游话我凭君道，除却鲈鱼更不闻。’商隐《寄崔侍御》云：‘若向南台见莺友，为言垂翅度春风。’……皆有所因也。”
同书卷九云：“史赵释绛县老人年数云：‘亥有二首六身。’盖离析‘亥’字点画而上下之，如算筹纵横然，则下其二首为二万，六身各一纵一横，为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数，传以赵之明历。刘宾客《送人赴绛州》云：‘午桥群吏散，亥字老人迎。’义山《赠绛台老驿吏》云：‘过客不劳询甲子，惟书亥字与时人。’可谓善使事矣。”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耳。”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诗有简而妙者，亦有简而弗佳者，若……李义山‘江上晴云杂雨云’，不如刘梦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同书同卷云：“古辞曰：‘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此皆吴格指物借意。李义山曰：‘春蚕到老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刘禹锡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措辞流丽，酷似六朝。”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云：“刘梦得、李义山之七绝，那得让开元、天宝。”
方贞观《辍锻录》云：“古云：‘诗有别才，非关理也；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正有无理而妙者，如……刘梦得‘东边日出西边雨，莫道无晴却有晴’。李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语圆意足，信手拈来，无非妙趣。”
同书又云：“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者，非奇险怪诞之谓也，或至理名言，或真情实景，应手称心，得未曾有，便可震惊一世。刘禹锡之‘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李商隐之‘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不过写景句耳，而生前侈纵，死后荒凉，一一托出，又复光彩动人，非惊人语乎？”
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卷下云：“吊古之诗，须褒贬森严，具有《春秋》之义，使善者足以动后人之景仰，恶者足以垂千秋之炯戒。近体如……李义山之……‘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敌国军营漂木，前朝神庙锁烟煤。满宫学士皆颜色，江令当年只费才。’（《南朝》）……至若刘梦得之‘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西塞山怀古》）读前半篇暨义山‘敌国军营’二句，令人凛然知忧来之无方，祸至之无日，而思患预防之心，不可不日加惕也。吁！至矣！”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云：“纯用实字，杰句最少，不可多得。刘中山‘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李义山‘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高唱入云，气魄雄厚，亦名句之堪嗣响工部者。”
以上各家，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方面，将刘禹锡诗与李商隐诗进行对比，指出其共同的优点。刘禹锡的年龄比李商隐大，刘禹锡成名在李商隐前，当是李商隐学习刘禹锡。
前人有误以刘禹锡之诗、文为李商隐的作品者，例如下：
（一）刘禹锡有《代诸郎中祭王相国文》。此文又见李商隐《樊南文集补编》卷十二，《全唐文》卷七八二《李商隐十二》亦收之。钱振伦以为是李作。张采田疑之，云：“论文格似近梦得，或非义山之文也。”（《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一）岑仲勉始辨明非李作，理由是：“按文云：‘维太和四年月日，某官等敬祭于……元亮等。’元亮即赵元亮，见《郎官柱》左中，诸郎中左中最高，故由元亮领衔，核其时代正合。四年初禹锡方以郎中充集贤，必在与祭之列，所以由其秉笔。若商隐则是岁方居天平幕，无缘捉刀。倘谓千里外求教于年未弱冠之书生，南省中衮衮诸公，其能堪耶。故就事实论，可断必非李文。”（《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丁〕失鹄》）
（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东坡三》引《西斋话纪》云：“引用故事，多以事浅语熟，更不思究，率尔用之，往往有误。如李商隐《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诗云：‘定知欲报淮南诏，急召王褒入九重。’汉武帝以淮南王安善文辞，尊重之，每为报书，常召司马相如视草乃遣。王褒自是宣帝时人。”“苕溪渔隐曰：《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诗乃刘梦得诗，非李商隐诗也。”
刘禹锡与温庭筠
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温裴黜》云：“裴郎中，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岐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下？温庭筠》云：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饮，酣醉终日”。裴是裴度之侄。温庭筠既与裴“为友”，即可通过裴而投靠裴度。
王鸣盛《蛾术编》卷七十七《说集三？温飞卿》云：“《中书令裴公挽词》落句云：‘从今虚醉饱，无复污车茵。’裴度之卒，据《旧书》，开成四年三月也。自大和九年十一月，诛李训、王涯、贾、舒元舆等四宰相，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不复以出处为事。东都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于午桥创别墅，起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以诗酒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盖飞卿在其门。次章落句云：‘空嗟荐贤路，芳草满燕台。’叹度卒无人能荐己也。”这段考证，除引用《旧唐书？裴度传》外，别无新意。温庭筠与裴度、刘禹锡、白居易诸老，年龄悬殊甚大，声望更不可比拟，怎能以“名士”身份从裴度“游”？王鸣盛未考出温庭筠通过裴，投靠裴度，似嫌不足。
据《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复出为襄阳节度。”“（大和八年）三月，以本官判东都尚书省事，充东都留守。九年十月，进位中书令。开成二年五月，复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部留守、河东节度使。四年正月，诏许还京，拜中书令。御札及门，而度已薨，四年三月四日也。”可见温庭筠投靠裴度是在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这一段时间内。（开成二年五月裴度离洛阳后，未回来过。）温庭筠认识刘禹锡，也在这一段时间内。
温庭筠《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云：“王笔活鸾凤，谢诗生芙蓉。学筵开绛帐，谈柄发洪钟。粉署见飞，玉山猜卧龙。遗风丽（一作‘洒’）清韵，萧散九原松。”“麈尾近良玉，鹤裘吹素丝。坏陵殷浩谪，春墅谢安棋。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刘尚书”是谁？曾益原注、顾予咸补注、顾嗣立重校《温飞卿诗集》未考出。《蛾术编？说集三？温飞卿》云：“《秘书刘尚书挽词》极写投分之深，尚书必禹锡。禹锡，《旧书》称开成中检校礼部尚书太子宾客分司。分司官无职事，优游东都，正与飞卿游处时。会昌二年七月卒，赠户部尚书，不言带秘书监衔，疑史有阙文。”岑仲勉《唐史余渖》卷四《杂述？李温诗注》云：“余按《子刘子自传》：‘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梦得外集》九）。秘书监、尚书即其终官，王特未检及耳。”
诗话家常将刘禹锡、温庭筠放在一起评论。如：曾季《艇斋诗话》云：“刘梦得‘神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佳句。”杨慎《升诗话》卷七《乌夜啼》云：“‘芳草二三月，草与水同色。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唐刘禹锡诗：‘烟波与春草，千里同一色。’温飞卿诗：‘蛮水扬光色如草’。”方世举《兰丛诗话》云：“怀古五七律，全首实做，自杜始，刘和州与温、李宗之，遂当为定格。”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七绝凡例》云：“诗中谐隐，始于古砧诗。唐贤绝句，间师此意。刘梦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温飞卿‘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古趣盎然，勿病其俚与纤也。李商隐‘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亦是一家风味。”以上各家，对刘禹锡诗与温庭筠诗的选材、命意、声色、句格等进行对比，发现其有相同之处。
范温《潜溪诗眼》云：“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这是批评刘禹锡、温庭筠创作的共同缺点。陆游《渭南文集》卷十四《徐大用乐府序》云：“温飞卿作《南乡》九阕，高胜不减梦得《竹枝》”；卷二十七《跋金奁集》云：“飞卿《南乡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这是赞扬刘禹锡、温庭筠创作的共同优点。这些批评或赞扬，都可说明温庭筠浓艳诗风和词风的形成，曾受到刘禹锡的影响。
孝萱按：刘禹锡有《杨柳枝词九首》《杨柳枝词二首》，温庭筠有《杨枝柳八首》《新添声杨柳枝辞二首》。一脉相承。何谓“新添声”？任半塘《唐声诗》下编《格调第十三？七言四句？杨柳枝》云：“《万首唐人绝句》作‘添声《杨柳枝》’，无‘新’字；《词苑》所纪则称‘新声《杨柳枝》’，无‘添’字。且冠‘添声’二字于调名上，乃宋词后起之事，非唐人所为，何况曰‘新添声’乎？按后起词调既曰‘添声’，必已添字。今……温之作，仍为七言四句，并未添字，故疑其所添者为和声，而和声辞则失传。安得善本《云溪友议》，一剖此疑？”
刘禹锡与杜牧
刘禹锡与杜家三世交谊。（一）杜佑。刘禹锡《许州文宣王新庙碑》云：“禹锡昔年忝岐公门下生，四参公府。”“岐公”是杜佑，“四参公府”指：贞元十六年（800）杜佑兼徐泗濠节度使，辟刘禹锡掌书记；杜佑罢徐泗濠节度使，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为扬州掌书记；二十一年（805），杜佑兼山陵使，以刘禹锡署崇陵使判官；杜佑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刘禹锡判度支、盐铁等案。（二）杜师损、杜式方。刘禹锡《谢男师损等官表》云：“伏见今月一日制授臣长男师损秘书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自注：“为淮南杜相公佑修”。长庆二年杜式方卒，刘禹锡为文祭之。（三）杜？。《许州文宣王新庙碑》即刘禹锡应杜？之请求而撰。杜牧是杜佑之孙，杜师损、杜式方之从子，杜？之从弟，对刘禹锡是不生疏的。大和九年七月至开成二年春，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开成元年秋，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这段时间内，二人当有机会在洛阳见面谈诗。
诗话家认为杜牧学习刘禹锡。如：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三偷》云：“偷法一事，名家不免。如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杜牧之‘烟笼寒水月笼沙，夜向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虽各咏一事，意调实则相同。”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七绝凡例》云：“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议论入诗，下开杜紫微一派。”
陆蓥《问花楼诗话》卷一云：“梦得、牧之喜用数目字。梦得诗‘大高帆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千门万户垂杨里’，‘青城三百九十桥’。牧之诗‘汉宫一百四十五’，‘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桥明月夜’，‘故乡七十五长亭’。此类不可枚举，亦诗中之‘算博士’也。”
我根据这些评论，做一些补充：（一）刘禹锡《故洛城古墙》云：“粉落椒飞知几春，风吹雨洒旋成尘。莫言一片危基在，犹过无穷来往人。”杜牧《故洛阳城有感》云：“一片宫墙当道危，行人为尔去迟迟。筚圭苑里秋风后，平乐馆前斜日时。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千烧万战坤灵死，惨惨终年鸟雀悲。”同咏洛阳故城，皆以议论入诗，当为一时所作。（二）诗中运用数目字，一般是由于对仗的方便，有时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刘禹锡、杜牧都喜于并善于驱使数字，别出心裁，使诗句形成特殊的节奏，以强化诗情，故王士祯云：“虽‘算博士’何妨！”（《带经堂诗话》）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王摩诘》引《李希声诗话》云：“唐人诗流传讹谬，有一诗传为两人者，又‘楚乡寒食梅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燕差池’。尚见杜牧集中，又《刘梦得外集》作八句，其后云：‘朱尚忆群飞雉，青绶初联左顾龟。非是湓城白司马，水曹何事与新诗。’考其全篇，梦得诗也。然前四句，绝类牧之。”刘禹锡是杜牧的前辈。刘诗“绝类”小杜诗的说法是欠妥的，应该说小杜诗“绝类”刘诗。
诗话家常将刘禹锡、杜牧放在一起评论。除了上面所举的《溪诗话》《岁寒堂诗话》外，又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近体中？七言》云：“元和如刘禹锡，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下盛唐，而其诗迥别。故知气运使然，不能挽也。”这是批评刘禹锡、杜牧的七言近体劣于盛唐人。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七言律》云：“中唐诗至……刘禹锡、杜牧，一变‘十才子’之陋，眉目乃始可辨。”这是赞扬刘禹锡、杜牧的七言律诗优于‘大历十才子’。批评也好，赞扬也好，都可说明刘禹锡、杜牧的七言律绝代表了中、晚唐诗人的一种成绩。
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从过去许多诗人的作品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不限于刘禹锡一人。本文专就李、温、杜接受刘的影响立论。刘禹锡特长于五七言近体诗，李、温、杜在这方面受刘的影响尤多。借鉴是为了创新，李，温、杜的诗是各树一帜的。
冯浩《玉溪生诗笺注》，曾益原注、顾予咸补注、顾嗣立重校《温飞卿诗集》，冯集梧注《樊川诗集》等书，常用刘禹锡的诗来注解李、温、杜的诗。刘精于用典，讲究语词，李、温、杜在镶嵌典故、绣织丽字方面，确有取法刘诗之处。今编《李商隐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温庭筠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杜牧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附录于后，以供进一步研究刘禹锡与晚唐三诗人关系的参考。冯浩、曾益、顾予咸、顾嗣立、冯集梧等所漏注的例子，暂不作补充。
一、李商隐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
（据冯浩《玉溪生诗笺注》编制）
二、温庭筠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
（据冯集梧注《樊川诗集》编制）刘禹锡与苏轼
为什么要提出刘禹锡与苏轼的问题？
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卷二十一《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云：“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常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对于苏轼学诗的过程，苏辙是最有发言权的，苏辙没有提到苏轼作诗学过刘禹锡，但宋、元人所写的诗话、笔记中，却记载着苏轼作诗学过刘禹锡的大量事实。为了全面了解苏轼学诗过程，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个情况揭示出来。
（一）
在宋、元人诗话、笔记中，直接提出苏轼作诗学过刘禹锡的，如：（1）陈师道《后山诗话》：“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2）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苏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太白，晚而学渊明。”（3）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诗话前集》：“‘莫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蛮语钩音，蛮衣斑斓布。薰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悦若惊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此刘梦得《莫》《蛮子诗》也。世传坡诗始学梦得，观此二诗信然。”（4）巩丰《后耳目志》：“东坡平日诗学刘梦得，晚年妙处，乃不减李、杜……”（5）《瀛奎律髓》卷二十《梅花类》苏轼《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方回批：“东坡作诗，初学刘梦得，颇涉讥刺，第以荆公新法，天下不便，故勇于排之，而又不能忘情于诗，间有所斥，非敢怨君。”（参阅同书卷二《朝省类》苏轼《次韵子由五月一日同转对》：“后生可畏吾衰矣，刀笔从来错料尧。”方回批：“尾句又似不平执政者之骤进，此乃东坡平生口病也。”）从宋到元的诗话家，有说苏轼“始学”刘禹锡，有说苏轼“初学”刘禹锡，有说苏轼“平日学”刘禹锡，总之，苏轼作诗是学过刘禹锡的。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他的话，尤为可信。
刘禹锡集中有不少政治讽刺诗。陈师道说“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这个线索很重要。在宋人著作中，颇有批评苏轼诗“好骂”“好讥刺”“讥诮朝廷”的，如：（1）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参阅吴氏《林下偶谈》卷四《好骂文人之大病》）（2）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诗祸》：“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3）杨时《杨文靖公龟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语录二？荆州所闻》：“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将这些评论与《后山诗话》对照起来看，就不仅感到苏轼喜欢写讽刺诗，还觉得应该将苏轼的讽刺诗与刘禹锡的讽刺诗联系起来考察。
苏轼所写的讽刺诗，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讥评时政得失的，主要的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八《东坡一》云：“熙宁间，介甫当国，力行新法，子瞻讥诮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可证。
元丰二年（1079）何正臣、舒？、李定等先后弹劾苏轼作诗谤讪新法。舒？说：“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其尤甚者，至远引衰汉梁窦专朝之士，杂取小说燕蝠争晨昏之语，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盖可谓大不恭矣。”宋神宗令御史台派人到湖州“勾摄”苏轼入京审讯。苏轼到开封后，被关在狱中，接受“考核”。经多方营救，从轻结案，贬谪黄州。这就是所谓“乌台诗案”。
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已失传，但从宋人朋九万《乌台诗案》、周紫芝《诗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至四十五《东坡五至八》等书中所保存的苏轼“供状”，还可看出苏轼反对“变法”的讽刺诗的大概。今以《乌台诗案？与刘通判唱和》为例，说明刘禹锡讽刺诗对苏轼的影响。
刘因反对新法，由馆阁校勘出为泰州通判。（详见《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附《刘传》）苏轼《送刘海陵》云：“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孝萱按：（1）刘禹锡《秋风引》云：“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团扇歌》云：“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这是苏轼“秋风昨夜入庭树”一句的出处。（2）刘禹锡《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云：“前者匆匆袱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南宫旧吏来相问，何处淹留白发生！”这是苏轼“刘郎应白发”一句的出处。（3）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再游玄都观绝句》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苏轼“桃花开不开”一句的出处。苏轼这首讽刺诗中，有三处是“化用”刘禹锡的讽刺诗，可见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乌台诗案”是一场文字狱。弹劾苏轼的人，不免有捕风捉影之处。苏轼在狱中所写的“供状”，难免有自诬之处。尽管如此，苏轼写过反对“变法”的讽刺诗，却是事实。而且苏轼这一方面的诗，还有“乌台诗案”所未涉及的，例如：
曾季《艇斋诗话》：“东坡《起伏龙行》，盖讽富韩公也。韩公熙宁初入相，时荆公用事，韩公多称疾在告，故范忠宣在谏路，尝以书责之。东坡《起伏龙行》即与忠宣之意同。其间如云‘满腹雷霆暗不吐’，又云‘赤龙白虎战明日，有时径须烦一怒’，意欲韩公与荆公争辩也。”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陆务观说东坡三诗》：“陆游务观云：‘王性之谓苏子瞻作《王莽》诗讥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咏《董卓》云：公业平生劝用儒，诸公何事起相图。只言世上无健者，岂信车中有布乎。盖讥介甫争市易事，自相叛也。车中有布，借吕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亲切如此’。”
以上两条“诗话”，对苏轼只有敬意，毫无敌意，所说应该可信。
苏轼的讽刺诗与刘禹锡的讽刺诗也有不同之处。“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刘禹锡长期遭受贬谪，在愤慨忧伤之中，写了不少的讽刺诗，表示了不屈的精神和对政敌的蔑视。在主张与反对“变法”而展开的斗争中，苏轼站在保守派方面，怀着政治偏见，写讽刺诗反对变法派。他几乎看不到“变法”所取得的成绩而一味地加以排斥。但变法派本身有缺点，新法推行过程中有流弊，具有“仁政”思想、关心民间疾苦的苏轼，接触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他所写的反对“变法”的讽刺诗，也反映了某些问题。
（二）
苏轼作诗学刘禹锡，是因为他喜爱刘禹锡的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刘梦得〈竹枝歌〉》：“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昔东坡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这是黄庭坚亲耳所闻苏轼对刘禹锡诗歌的赞美。
当然，更强有力的证据是苏轼自己的墨迹。如：（1）《朝云诗》小引：“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则是樊素竟去也。”这是苏轼作诗时联想到刘禹锡有关的诗。（2）《归朝欢？和苏坚伯固》：“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新唱，谁谓古今隔。”这是苏轼在九江填词送友人往澧阳时联想到刘禹锡的《竹枝词》。（参阅《艇斋诗话》）（3）《寒具》诗自注：“乃捻头，出刘禹锡《嘉话》。”这是苏轼作诗时联想到《刘宾客嘉话录》中所记载的典故。（4）《东坡志林》卷二《异事上？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这是苏轼写罗浮山的文章时联想到刘禹锡有关的诗。（5）《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卷三《与张文潜》：“某见寓监司行馆，下临二江，有楼，刘梦得《楚望赋》，句句是也。”（《东坡先生全集》卷五十二《尺牍？答张文潜四首》之一，注：“以下俱惠州。”）这是苏轼在惠州楼居望远时联想到刘禹锡有关的赋。（6）《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七《题跋（诗词）书子厚梦得造语》：“柳子厚、刘梦得皆善造语……梦得云：‘水禽嬉戏，引吭伸翮，纷惊鸣而决起，拾采翠于沙砾’，亦妙语也。”这是苏轼称赞刘禹锡《楚望赋》中的“妙语”。（7）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八：“琼州进士姜唐佐，东坡极爱之，东坡尝书唐佐课册云：‘云兴天际，倏若车盖。凝胪未瞬，弥漫。惊雷出火，乔木糜碎。’‘悬绠缒。日中见沫。移晷而收，野无全块。’今亦刊集中，乃戏书刘梦得《楚望赋》也。”这是苏轼书写刘禹锡的名句，赠送给他所“极爱”的人。以上七例，证明苏轼喜爱刘禹锡的作品，至老不衰，熟读刘禹锡的诗、文，至老不忘。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云：“读古人诗多，意所喜处，诵忆之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如苏子瞻‘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误用，直是取旧句纵横役使，莫彼我为辨耳。”“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是苏轼《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诗中的两句。对于这两句诗，宋人有不同的评价。叶梦得写这条“诗话”，用意在于为苏轼辩护，开头先说“误用”，经过解释，结论是“非误用”。我们暂不介入对苏轼这两句诗的评价的争论，而从这条“诗话”看出苏轼对刘禹锡作品的喜爱（所谓“旧句”，指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诵忆之久”，达到“莫彼我为辨”的程度。
（三）
宋、元的诗话、笔记中，提到苏轼学刘禹锡的不少证据，略举如下：
一、苏轼仿效刘禹锡作诗的技巧
写怀古思旧诗法《林下偶谈》卷三《词人怀古思旧》：“词人即事睹景，怀古思旧，感慨悲吟，情不得已。今举其最工者，如：刘禹锡《金陵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愚溪诗》：‘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又：‘草圣数行留断壁，木奴千树属邻家。惟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历出樵车。’东坡《昆阳城赋》：‘横门豁以四达，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伛偻而畦菜。’盖人已逝而迹犹存，迹虽存而景随变，古今词云语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诸此。”（《吴氏诗话》卷下同）这条记载是说苏轼、刘禹锡写怀古思旧诗文手法有相同者。
借字寓意法陈秀明《东坡诗话录》卷下：“莲子劈开须见忆，楸枰著尽更无期。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赵彦村[材]诗注：‘此吴歌格，借字寓意也。’愚谓刘禹锡《竹枝歌》云：‘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亦是此意，盖用‘晴’隐‘情’字也。
倒用法黄彻《溪诗话》卷四：“梦得‘酌我莫忧狂，老来无逸气’，乃倒用盖次翁‘无多酌我’。‘寄谢嵇中散，予无甚不堪。’倒用《绝交论》。坡云：‘后生可畏吾衰矣，刀笔从来错料尧。’周昌以赵尧刀笔吏，后果无能为，所料信不错，而云‘错料尧’，亦以涉讥谤倒用尔。又有‘穷鬼却须呼’，‘乃知饭后钟，黎盖具眼’，‘他年五君咏，山王一时数’，皆倒用也。”
用字法龚颐正《芥隐笔记？刘梦得东坡用字法》：“刘梦得称韩文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东坡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吕本中《童蒙诗训》：“《三马赞》‘振鬣长鸣，万马皆喑’，此记不传之妙。学文者能涵泳此等语，自然有入处。”吕本中把苏轼从刘禹锡作品中学来的“用字法”，写入《诗训》，教授童蒙，可见其重要。
以上是诗话家所指出的苏轼仿效刘禹锡作诗技巧的几个例子。苏轼所曾仿效过的刘禹锡的作诗技巧，当然不仅这些。
二、苏轼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
挑《二老堂诗话？刘禹锡〈淮阴行〉》：“‘无奈脱莱时，清淮春浪软。’余尝见古本作‘挑菜时’。东坡惠州《新年诗》‘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若问《溪诗话》卷五：“梦得《送陈郎中》云：‘若问旧人刘子政，而今头白在商于。’坡：‘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皆有所因也。”
宾鸿《溪诗话》卷八：“坡翁云：‘宾鸿社燕巧相违’，《月令》来宾事，尝疑人未曾用，及观梦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万状，宾鸿次第飞。”
乘鸾女吕祖谦《诗律武库》卷六《仙道门？秦女乘鸾》：“刘禹锡《团扇歌》曰：‘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上有乘鸾女，苍苍网虫遍。’而坡和文潜秋扇亦云：‘犹胜汉宫悲婕妤，网虫不见乘鸾女。’仿禹锡也。”
书带草严有翼《艺苑雌黄？墨头鱼与书带草》：“《三齐略记》云：‘不其城东有山，郑玄删注《诗》《书》，栖于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细草，如薤叶，长尺余，坚韧异常，土人谓之康成书带。’故梦得诗：‘墨池半在颓垣下，书带犹生蔓草中。’东坡诗：‘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皆用此事。”
寒具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九《东坡二》：“东坡《次韵米芾二王书跋尾诗》云：‘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刘公嘉话》云：‘《晋书》有饭食名寒具者，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饼。桓玄尝盛陈书画，召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因有污处，玄不怿，自是命宾不设寒具。’”
玉山颓《诗律武库后集》卷一《酒饮门？玉山颓》：“晋嵇康饮酒醉倒如玉山之将颓，故唐刘禹锡诗云：‘寂寂独看金烬落，纷纷只见玉山颓。自知不是高阳侣，一夜星星骑马回’。而东坡《饮傅国博家诗》云：‘不肯星星骑马回，玉人知为玉山颓’，盖用此也。”
汤饼客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坡诗‘便欲去为汤饼客’，多用德宗王后生日典半臂作汤饼为证。”误。赵令？《侯鲭录》卷八：“东坡作诗，妙于使事，如‘剩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獐书。’汤饼客出刘禹锡《赠张盥诗》云：‘忆尔悬弧日，余为坐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天麒麟。’若以为明皇王后事，则不见坐食汤饼之意。”是。
元和脚《漫叟诗话》：“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天然奇作。”《诗律武库？后集》卷五《书画门？柳家元和脚》：“唐柳公权在元和间书最有名，而刘禹锡《酬柳宗元》诗云：‘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故坡《赠柳氏二外生求笔迹诗》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可谓故语。”
定中（用支谦、广宣故事）《溪诗话》卷八：“坡又《寄参寥问少游失解》云，‘底事秋来不得解，定中试与问诸天。’盖刘禹锡《和宣上人贺王侍郎放榜后诗》云：‘借问至公谁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观。’不惟兼儒释，又政属科场事，其不泛如此。”
尤物（形容山峰）《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李赞皇》：“东坡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名之曰‘壶中九华’。后归自岭南，欲买此石，与仇池为偶，已为好事者取去，赋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之句，盖用刘梦得《九华山歌》云：‘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间’。”
临春、结绮《诗律武库》卷十四《游赏门？临春结绮》：“陈后主宠爱张丽华，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以沉香木为之，微风一过，香闻数里，卒以此亡国。唐刘梦得《金陵诗》云：‘台成〔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故坡《梅花诗》有‘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是也。”
生公讲堂月《诗律武库》卷十《释学门？讲经聚石》：“《十道四蕃志》云：‘异僧生公者，即竺道生也，讲经于苏之虎丘寺，人无听者，乃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石皆点头，至今寺有生公讲堂。’唐刘禹锡诗云：‘生公说法鬼神听，身后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尘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故坡《吊天竺海辨[辩]公诗》云：‘欲寻遗迹强沾裳，本是无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讲堂月，满庭依旧冷如霜。’（用禹锡诗语，而事则生公事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吴《优古堂诗话？相望落落如晨星》：“《王直方诗话》谓：‘东坡《赠参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而苏黄门《送退翁守淮（一作怀）安》亦云：我怀同门客，势若晓天星。其后学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说。予按古乐府徐朝云（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沿袭？相望落落如星辰》无‘徐朝云’三字）：‘两头纤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膊膊鸡初鸣，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刘梦得作《韦处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骑星辰。’乃知二苏所用，本古乐府，岂直方忘之耶？”孝萱按：古乐府无“古今相望”之意，苏轼诗“相望落落如晨星”是用刘禹锡语。
以上仅是宋、元诗话家所指出的苏轼诗歌运用刘禹锡作品中语言、典故的几个例子，统计一下宋以来的苏轼诗集的各种注本，共注出苏轼诗歌运用过刘禹锡一百五十首左右的诗、文中的语言、典故。此外还有漏注的。
《二老堂诗话？辨人生如寄处》云：“苏文忠公诗、文少重复者。”可是苏轼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却不厌重复。例如刘禹锡玄都观看桃花的典故，苏轼的诗、词中就运用了九次，其中有两次直接借用刘禹锡的原句：
（1）《送刘海陵》云：“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2）《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云：“上苑天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
（3）《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云：“十载飘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
（4）《又和景文韵》云：“试问壁间题字客，几人不为看花来。”
（5）《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之三云：“而今纵老霜根在，得见刘郎又独来。”
（6）《阮郎归》云：“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7）《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云：“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
（8）《人娇？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云：“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
（9）《南歌子》云：“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应该指出，苏轼仿效刘禹锡作诗的技巧，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绝不是单纯的因袭，而是从中汲取营养来为自己的诗歌创作服务。本文旨在揭示苏轼作诗学过刘禹锡的真相，对于苏诗与刘诗成就的大小，不多去谈。
（四）
有一些宋、元诗话、笔记，在记载苏轼学刘禹锡时，还分析这种学习的得失，如：
一、认为苏轼的某些诗句，取材于刘禹锡的作品，而胜于原著，有脱胎换骨之妙。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二《坡文之妙》云：“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此乃栝刘禹锡《何卜赋》中语曰‘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溯者之凶。同于野，其时在泽，伊之利，乃之厄。’坡以一联十四字而包尽刘禹锡四对三十二字义，盖夺胎换骨之妙也。”
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四《诗事？刘禹锡苏子赡用孔子履事》云：“东坡《跋欧公家书》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梦奠之后，履藏千载’。刘禹锡《佛衣铭》曰：‘尼父之生，土无一里，梦奠之后，履存千祀。’东坡语意，或因刘耶？然其作问处，不如东坡脉贯也”。程大昌将苏轼句与刘禹锡句对比，认为苏学刘而胜于刘。他不把这条笔记置于《文类》而置于《诗事》，当是因为苏轼作诗学刘禹锡的缘故。
二、认为苏轼的某些诗，纠正了刘禹锡有关作品的错误。《林下偶谈》卷一《桃源》云：“渊明《桃花源记》初无仙语，盖缘诗中有‘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后人不审，遂多以为仙，如刘禹锡云：‘仙家一出寻无踪，至今流水山重重。’此皆求之过也。惟王荆公诗与东坡和桃源诗所言，最为得实，可以破千载之惑矣。”（参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五柳先生上》：“东坡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苕溪渔隐曰：‘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为仙，如刘梦得作《桃源行》是也。’”）
三、认为苏轼的某些诗句，效法刘禹锡的作品，而逊于原著。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绝唱不可和》云：“刘梦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坡公仿之曰：‘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独此比之刘为不侔，岂非绝唱寡和，理自应尔邪。”李治《敬斋古今》卷八云：“东坡先生才大气壮，语太峻快，故中间时时有少陧杌者，如《次韵秦少章》云：‘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则全用刘禹锡《石头城诗》，但改其下三五字耳，亦是太峻快也。”
四、认为苏轼的某些诗，错用了刘禹锡作品中的典故。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云：东坡又《和刘景文听琵琶诗》：‘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按唐《刘梦得嘉话》：‘晋谢灵运美须，临刑，施为南海祗洹寺维摩塑像须。寺之人宝惜，初无亏损。至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尽弃其余。’则以灵运须斗百草者，唐安乐公主，非齐东昏侯，亦误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东坡三》引黄朝英《缃素杂记》亦载此事，并云：“按东昏侯是齐明帝第三子，虽昏虐暴乱，实未尝取灵运须以斗百草，岂非误与。”）
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都是苏轼在学刘禹锡过程中所出现的。把它们揭示出来，就为苏诗学刘诗增添了更多的证据。
（五）
正因为苏轼学刘禹锡，所以宋、元的诗话家往往将他们合在一起评论。如《溪诗话》卷七云：“梦得《送僧君素》云：‘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坡云：‘古今正自同，岁月何必书。’此等语皆通彻无碍，释氏所谓具眼也。”又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刘梦得》云：“梦得《观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予尝爱此数语能模写弈棋之趣，梦得必高于手谈也。至东坡观棋则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盖东坡不解棋，不究此味也。”古今观棋的诗不少，胡仔独将刘禹锡的一首与苏轼的一首合在一起，比较研究，可见，在一些诗话家的眼中，刘、苏的关系，不同于一般。
在宋、元诗话、笔记中，竟有将刘禹锡与苏轼凑合在一起谈论而说错了的。如（1）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上：“刘梦得云：‘盛时一失难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东坡云：‘扬雄《方言》以簟为笙，则知桃笙者，桃竹簟也。’”孝萱按，《东坡诗话？书子厚诗》：“柳子厚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敢当。’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朱翌误以柳宗元诗为刘禹锡诗了。（2）高似孙《纬略》卷十《寒具》：“刘禹锡《佳话》有《寒具诗》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醮嫩黄深。夜来春睡浓于酒，压匾佳人缠臂金。’乃以捻头为寒具也（即子也），东坡集有此诗，言《佳话》谓之捻头。”高似孙误以苏轼集中诗为《刘宾客嘉话录》中诗了。（3）吕祖谦《诗律武库》卷十四《游赏门？赤波金轮》：“唐刘禹锡言：惠州罗浮山势亦未甚高，而夜半见日，此可异也。其诗曰：‘阴阳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鸡鸣，扶桑色昕昕。赤波千万里，涌出黄金轮。’故东坡《游罗浮》云：‘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孝萱按，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自注：“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夜半见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见日，甚可异也。”吕祖谦误将苏轼的话做刘禹锡的话了。诗话家因苏轼学刘禹锡，往往将他们合在一起评论，在这种风气下，出现了朱翌、高似孙、吕祖谦的乱谈。
（六）
对于苏轼诗“始学”“初学”刘禹锡的解释，前人往往陷于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朱弁《曲洧旧闻》卷九：“或曰：‘东坡诗始学刘梦得，不识此论诚然乎哉？’予应之曰：予建中靖国间，在参寥座，见宗子士以此问参寥，参寥曰：‘此陈无己之论也。东坡天才，无施不可，以少也实嗜梦得诗，故造词遣言，峻峙渊深，时有梦得波峭。然无己此论，施于黄州以前可也。坡自元丰末还朝后，出入李、杜，则梦得已有奔逸绝尘之叹矣。无己近来得渡岭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绝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奥，他人何可及。其心悦诚服如此，则岂复守昔日之论乎？’予闻参寥此说三十余年矣，不因吾子，无由发也。”朱弁等人认为苏轼只是贬官黄州以前，即四十四岁以前，“实嗜梦得诗”，“时有梦得波峭”，这就是说，苏轼学刘禹锡只在四十四岁以前。朱弁等人为了替苏轼洗刷学刘禹锡的痕迹而发此论，与事实不合。上面已经论证了苏轼喜爱刘禹锡诗，至老不衰，苏轼诗歌中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至老不废，不能以四十四岁作为苏轼学不学刘禹锡的分界线。在苏轼的一生中，开始多学点刘禹锡，后来兼学其他诗人，这是不奇怪的。苏轼善学古人，非只守一家之诗，而贯穿出入诸家之诗，与诸体俱化，自成一家。
（七）
围绕着苏轼学刘禹锡这个问题，还有一些有关的现象，值得提出来研究，如：
一、苏轼与灵澈《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七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唐僧灵澈语。东坡《海会殿上梁文》全取之”。刘禹锡幼年曾向灵澈学诗，灵澈死后，由刘禹锡代他编辑遗集。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寺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特雄于诗僧间耶？”从这段话看出刘禹锡对灵澈诗歌成就的高度评价。“经来白马寺”一联，是刘禹锡所评选的灵澈的代表作，苏轼撰文“全取之”，应是受了刘禹锡的影响。（《石林诗话》卷中云，“唐诗僧，自中叶以后，其名字班班为当时所称者甚多，然诗皆不传，如‘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数联，仅见文士所录而已。”叶梦得所说的“文士”，指刘禹锡。从这条《诗话》看出灵澈的佳句因刘禹锡摘录而流传，也可证明苏轼是读了刘禹锡的文章才发现灵澈的佳句而“全取之”的）
二、苏辙与刘禹锡苏轼喜爱刘禹锡诗，苏辙受其影响，也喜爱刘禹锡诗。《栾城第三集》卷三《读乐天集戏作五绝》之一：“乐天梦得老相从，洛下诗流得二雄。”可以为证。苏轼运用刘禹锡作品中语言，苏辙受其影响，也运用刘禹锡作品中语言，辙诗“我怀同门客，势若晓天星”，系用禹锡语，已见前述。
据《童蒙诗训？苏子由爱刘禹锡诗》云：“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但在苏辙的诗、文中，没有留下叫人学刘禹锡的痕迹，可见苏辙还有顾忌。吕本中说出苏辙“多令人学刘禹锡诗”这个事实，但加上“晚年”二字，表示此时苏辙诗已成熟，他本人无学刘禹锡之嫌。
三、秦观与刘禹锡清人论词，谓刘禹锡流丽之笔，下开秦观一派。其实宋人早已注意及此。周《清波杂志》卷九云：“秦少游发郴州，反顾有所属，其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醉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山谷云：‘语意极似刘梦得。’”王《野客丛书》卷二十《词句祖古人意》云：“《后山诗话》载：王平甫子游〔〕谓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于江南李后主‘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意。仆谓李后主之意，又有所自。刘禹锡诗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无限似侬愁’，得非祖此乎？则知好处前人皆已道过，后人但翻而用之耳。”
四、张耒与刘禹锡《溪诗话》卷三云：“张文潜《法云怀无咎》云：‘独觉欠此公。’或传某生语，文潜自以‘欠’字为得意。然梦得《送皇甫》云：‘从兹洛阳社，吟咏欠书生。’张何得意之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张文潜》云：“潘子真《诗话》云：文潜次张[公]远韵，有‘东边日下终无雨，阙下题诗合有碑。’或问：‘无雨有碑，何等语也？’予答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梦得《竹枝歌》也。”这两条记载，都是说明张耒喜爱、仿效刘禹锡的诗。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张右史》云：《复斋漫录》云：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张文潜用其意别为一诗云：南风霏霏麦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边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雨多潇潇蚕簇寒，蚕妇低眉忧茧单。人生多求复多怨，天公供尔良独难。从这条记载看出，苏轼将刘禹锡《何卜赋》中名句，概括入诗。张耒受苏轼启发，又作了一首。
秦观、张耒是苏轼最赏识的，也是最亲密的两位后辈。据《曲洧旧闻》卷五云：“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二人皆辱与予游，同升而并黜，’”从苏轼对秦观、张耒评价之高、情谊之厚，可以推测秦观、张耒喜爱刘禹锡诗是与苏轼的影响分不开的。
五、黄庭坚、陈师道与刘禹锡我另有《刘禹锡与江西诗派》一文，详细论述黄庭坚、陈师道等对刘禹锡的继承关系。
《王直方诗话？东坡诗书邢敦夫扇》：“邢敦夫云：‘扫地烧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此东坡之诗也，尝题于余扇。山谷初读以为是刘梦得所作也。’”从黄庭坚错把苏轼诗当做刘禹锡诗，不仅可以看出苏轼学刘禹锡达到了乱真的程度，还反映出“苏门六君子”以及与苏轼有来往的人大多喜爱刘禹锡诗，这不言而喻是因为受到了苏轼的影响。
（八）
或许有人要问：（1）苏轼为什么自己不说作诗“始学”刘禹锡呢？（2）《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云：“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可见，苏轼作诗“始学”刘禹锡，苏辙应是知道的。但说出苏轼作诗“始学”刘禹锡的，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苏辙为什么讳莫如深呢？我分析，可能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政治上的原因据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元传〉》云：“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作为宋代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与唐代的“二王八司马”，本是志同道合，前后呼应的，但他在肯定“八司马”的同时，还不能不否定一下“二王”以作为掩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变法派相对立的苏轼，对“二王八司马”的评价怎样呢？《东坡志林》卷四《人物？柳宗元敢为诞妄》斥责“柳宗元与、叔文交”。《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十五《史评？柳子厚伊尹》批评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赞》是“意欲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同书同卷《刘禹锡文过不悛》对刘禹锡更是破口大骂：“刘禹锡既败，为书自解，言‘王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所施为，人不以为当。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对，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由是及贬。’《后汉？宦者传》论云：‘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腾与梁冀比，舍清河而立蠡吾，此汉之所以亡也，与广陵王监国事，岂可同日而语哉！禹锡乃敢以为比，如[以此知]小人为奸，虽已败，犹不悛也，其可复置之要地乎！因读《禹锡传》，有所感，书此。”苏轼骂刘禹锡“小人为奸”，可见他对“二王八司马”的政治革新活动是否定的。苏轼不说诗歌创作“始学”“初学”“平日学”刘禹锡，是怕妨碍自己政治上的进取。苏辙了解苏轼的心意，也避而不谈。
二、文艺上的原因在唐代诗坛上，李白、杜甫是大家，而刘禹锡是名家。在宋代诗坛上，苏轼是大家。大家学名家，未免有失身份。所以苏轼不愿说作诗“始学”刘禹锡；苏辙则干脆说苏轼诗“本似李、杜”。
分析了以上原因以后，对于诗话家说苏轼作诗“始学”“初学”“平日学”刘禹锡，而苏轼、苏辙兄弟不提此事，就不觉得奇怪了。
（据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编制）说明：
（一）苏轼诗集注本很多。较早的有四家注。又有五注、八注、十注。有题名王十朋编纂的百家分类注，施元之父子及顾禧合撰的编年注。清有邵长蘅删补施注，查慎行、翁方纲补注，冯应榴合注，王文诰集注等。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卷一至卷四十六，用王文诰注本，卷四十七至卷五十，用冯应榴注本。今以该书为线索，编制《苏轼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作为附录一。
（二）苏轼诗所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冯应榴、王文浩注本仍有遗漏者，暂不作补充。
（三）注中引用刘禹锡作品时，其标题，常不完整，还有不注出标题者；其文字，与今流传的刘禹锡集，多有歧异。今一一查对刘集，为之校正补全。
附录二 苏轼词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
（据龙榆生校笺《东坡乐府笺》编制）
说明
（一）苏轼词集有注，始于宋人傅？。龙榆生据傅注残本，补充而成《东坡乐府笺》。今以该书为线索，编制《苏轼词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作为附录二。
（二）苏轼词所运用刘禹锡作品中的语言、典故，龙榆生笺本仍有遗漏者，暂不作补充。
（三）傅注、龙笺引用刘禹锡作品时，其标题，常不完整，还有不注出标题者；其文字，与刘禹锡集多有歧异。今一一查对刘集，为之校正补全。
刘禹锡与江西诗派
一、江西诗派继承刘禹锡“须有来处”的理论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箫处，注云：‘即今卖饧者所吹’，《六经》唯此注中有‘饧’字。吾缘明日是重阳，欲押一‘糕’字，续寻思《六经》竟未见有‘糕’字，遂不敢为之。尝讶杜员外‘巨颡拆老拳’，疑‘老拳’无据，及览《石勒传》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饱卿毒手’，岂虚言哉。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唐兰校本）刘禹锡这一论点，为江西诗派所信服，并有所发展。
吕本中《东莱吕紫微诗话》：“表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陈长方《步里客谈》卷下：“章叔度宪云：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黄庭坚（鲁直、山谷、涪翁）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陈师道（无己、履常、后山）是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吕本中（居仁、紫微）是《江西诗派宗社图》的作者，第一个正式提出“江西诗派”名称的人。吕本中等人说黄、陈的“作诗法”是“字字有来处”“无一字无来处”，说明江西诗派确是继承刘禹锡“须有来处”的理论。这一诗派的成员韩驹（子苍）的诗草，“历疏语所从来”（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陵阳先生诗草》），更是典型的事例。
或许有人要问：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自我介绍他的“作诗法”是：“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并未提到刘禹锡呀？我的回答是：“无一字无来处”不是杜甫作诗、韩愈作文的理论。先说杜甫，元稹《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说：“杜甫天材颇绝伦，每寻诗卷似亲情，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再说韩愈，他《答李翊书》说：“惟陈言之务去”，《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怎么能说杜甫作诗、韩愈作文是“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呢？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四十《诗话》：“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鲁直好胜，而耻其出于前人，故为此强辞，而私立名字。”韩愈反对“剽贼”而黄庭坚是“剽窃之黠者”，两人在理论上是对立的。黄庭坚说韩愈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岂止强加于人，简直是为自己的“剽窃”行为找遮羞布。
“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是刘禹锡的理论。为了论证它，举了一句杜甫诗为例。黄庭坚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发展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为什么黄庭坚不直接说继承刘禹锡而抬出杜甫、韩愈来呢？因为：杜诗、韩文，在宋代享有极大声誉。黄庭坚抬出这两块招牌，以为号召。对黄庭坚、陈师道诗钻研很深，为其诗集作注的任渊，在《黄陈诗集注序》一开头就引用了《刘宾客嘉话录》，而只字未提杜甫、韩愈，可见他是深知江西诗派理论的秘密的。如果我们宣传江西诗派继承杜、韩的理论，就受黄庭坚的骗了。清赵翼也看出江西诗派这个秘密，《瓯北诗话》卷八《黄山谷诗》说：“刘梦得论诗，谓无来历字前辈未尝用，孙莘老亦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山谷尝拈以示人，盖隐以自道。”这一段话，揭示了江西诗派与刘禹锡在“作诗法”上的直接联系，拆穿了黄庭坚利用杜甫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孙觉（莘老）是黄庭坚的岳父。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能脱此二病，始可以言诗矣。刘梦得称白乐天诗云：‘郢人斤断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若能如是，虽终日而鼻不伤，终日射而鹄必中，终日行于规矩之中，而其迹未尝滞也。山谷尝与杨明叔论诗，谓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捏聚放开，在我掌握。与刘所论，殆一辙矣。”此条前半段抄袭《王直方诗话？斧凿痕与粘皮骨》，后半段采用黄庭坚《次韵杨明叔四首》《再次韵》的引言。葛立方从“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骨”的角度，发现黄庭坚“论诗”，与刘禹锡“殆一辙”，是江西诗派继承刘禹锡理论的又一证明。
二、刘禹锡某些作品已开江西诗派风气
刘禹锡《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官曹崇重难频入，第宅清闲且独行。阶蚁相逢如偶语，园蜂速去恐违程。人于红药惟看色，莺到垂杨不惜声。东洛池台怨抛掷，移文非久会应成。”方回批：“‘阶蚁园蜂’一联，似已有江西体。”（《瀛奎律髓》卷十《春日类？七言》）
刘禹锡《同白二十二赠王山人》：“爱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时无事身。古老相传见来久，岁年虽变貌常新。飞章上达三清路，受？平交五岳神。笑听冬冬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纪昀批：“已逗江西一派。”（《瀛奎律髓刊误》卷四十八《仙逸类？七言》）
编《瀛奎律髓》的方回，“大旨排西昆而主江西”（《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集部》四十一《总集类》三《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写《瀛奎律髓刊误》的纪昀，反对方回“左袒江西”（《瀛奎律髓刊误序》）。二人论诗的主张是不同的。但对于刘禹锡的某些作品已开江西诗派风气，二人的意见却是相同的。江西诗派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从正反两面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
三、江西诗派成员普遍喜爱刘禹锡诗歌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题跋》有三处称赞刘禹锡诗歌。（一）《跋刘梦得〈淮阴行〉》：“《淮阴行》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白乐天，元微之为之，皆不入此律也。”（二）《跋刘梦得〈竹枝歌〉》：“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曲异而同工也。昔东坡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三）《跋刘梦得〈三阁辞〉》：“此四章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鉴也。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他文耳。”黄庭坚认为，刘禹锡的某些作品，在元、白之上；某些作品，与杜甫媲美；某些作品，可以上配《诗经》，这是极高的评价。他唯恐只是自己赞扬刘禹锡，力量还嫌不够大，又举出苏轼的话，以助声势，用心良苦。
陈师道《后山先生集》卷二十三《诗话》：“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共用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可谓推崇备至。
洪刍《洪驹父诗话？一方明月可中庭》：“山谷至庐山一寺，与群僧围炉，因举《生公讲堂》诗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满中庭’。山谷笑去。”《生公讲堂》是刘禹锡《金陵五题》的第四首。黄庭坚对庐山众僧朗诵这首诗中的句子，说明他对刘禹锡作品的喜爱。洪刍（驹父）是三洪（洪朋、洪刍、洪炎）之一，黄庭坚的外甥，江西诗派的成员。他把舅父这件事写入诗话，也说明他对刘禹锡作品的喜爱。吴聿《观林诗话》云：“豫章诸洪作诗，有外家法律。”这“法律”是什么呢？从黄庭坚、洪刍都讥笑庐山一僧不懂得刘禹锡“一方明月可中庭”句中“可”字的佳妙，可以看出一二。
《王直方诗话？牡丹诗》：“予观文忠公所为《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载文字，自则天以后始盛，然未闻有以名者，如沈、宋、元、白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必形篇什，而寂无传焉。惟刘梦得有诗，但云一丛千朵，亦不云其美且异也’。然余犹以此说为非，‘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岂不云美也。”这是刘禹锡《赏牡丹》诗中的两句。由于王直方（立之）比欧阳修更熟悉刘禹锡的诗，所以才能纠正欧阳修的错误。《东莱紫微诗话》：“王立之直方病中尽以书画寄交旧，余亦得书画数种。与余书云：‘刘玄德生儿不象贤。’盖讥其子不能守其图书也。”（《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立之尽以平生书籍图画散之故人朋友，予亦得数种，托杨符信祖附来寄予书，书不成字矣。书中但言‘刘玄德生儿不象贤’，盖叹其子不能继绍也。”）这是刘禹锡《蜀先主庙》诗中的句子，王直方病危时还引用它。王直方、杨符（信祖）都是江西诗派成员。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说：“立之读书喜宾客，黄鲁直、诸晁皆与之善”。“诸晁”之一的晁冲之（叔用），也是江西诗派成员。晁公武《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卷二《别集类？晁氏具茨集三卷》说：“曾亦称公早受知于陈无己。”王直方用刘禹锡诗句向吕本中表达遗愿，说明江西诗派成员对刘禹锡诗的共同爱好和理解。
吕本中《童蒙诗训？苏子由爱刘禹锡诗》：“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后因见梦得《历阳》诗云：‘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皆历阳事，语意雄健，后殆难继也。”在吕本中所著的诗话、笔记中，多次涉及刘禹锡的作品。这一段话，尤为重要，因为这是面对着学习作诗的“童蒙”讲的，相当于今天的教科书。他唯恐只是自己赞扬刘禹锡，力量还嫌不够大，又举出苏辙的话，以助声势，用心之苦，与黄庭坚一样。《宋史》卷三七六《吕本中传》：“有诗二十卷，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吕本中从“用事”角度，极高评价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正是反映出江西诗派的共同观点。
四、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大量“点化”刘禹锡诗句
江西诗派提倡“夺胎换骨”。宋、元人所著诗话中，颇有记载黄庭坚、陈师道“点化”刘禹锡诗句的例子：
《韵语阳秋》卷二：“诗家有换骨法，谓用古人意而点化之，使加工也。刘禹锡云：‘遥望洞庭湖翠水，白银盘里一青螺。’山谷点化之云：‘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学诗者不可不知此。”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王直方《诗话》记陈公辅题湖阴先生壁云：‘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见而笑曰：‘戏君为寻常百姓耳。’古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然以予观之，山谷有诗答直方送并蒂牡丹云：‘不如王谢堂前燕，曾见新妆并倚栏。’若以荆公之言为然，则直方未免为山谷之戏，政苦不自觉尔。”
刘《隐居通议》卷十一《夺胎换骨》：“唐刘禹锡作柳州文集序云：‘韩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崔谓崔瑗，蔡谓蔡邕。山谷咏张文潜诗，亦用此意。有曰：‘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其善于夺胎换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
以上论黄庭坚“点化”刘禹锡诗句。
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钞》卷一：“刘禹锡诗：‘向来行哭里门道，昨夜画堂歌舞人。’……陈后山‘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看主衣裳，为人作春妍。’又云：‘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
以上论陈师道“点化”刘禹锡诗句。
任渊《山谷诗集注》、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任渊《后山诗注》，胡《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胡学士续添简斋诗笺正误》更为我们提供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简斋）“点化”刘禹锡诗句的大量例证。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情况：（一）从用法说，有借用的、反用的、用其字的、用其意的、意同的、反其意而用之的。（二）从用例说，刘禹锡的某些诗句，有被黄庭坚运用多次的，或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共同运用的。由于注者往往只举出刘禹锡的诗句而未标出诗题，读者查阅不便。加以所引诗句与现在通行的版本多有歧异。还有错把刘禹锡诗当做柳宗元诗的。我逐一查对了刘禹锡集，补充了诗题，校勘了诗句，订正了作者，编成《黄庭坚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陈师道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陈与义诗与刘禹锡诗文对照表》，附录于后，以供进一步研究刘禹锡与江西诗派关系的参考。
五、结论
方回倡“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祖指杜甫，三宗为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江西诗派对杜甫的继承关系，确是十分重要的，但当我们论证了：（一）江西诗派继承刘禹锡“须有来处”的理论；（二）刘禹锡某些作品已开江西诗派风气；（三）江西诗派成员普遍喜爱刘禹锡诗歌；（四）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大量“点化”刘禹锡诗句之后，便觉得“一祖”的说法，不能全面反映江西诗派对唐代诗人的继承情况，而感到刘禹锡与这一诗派的关系也是不应忽视的。（据任渊《山谷诗集注》编制）
（据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编制）
（据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编制）
（据任渊《后山诗注》编制）
（据胡？《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编制）（据《胡学士续添简斋诗笺正误》编制）
补记：
本文列举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大量“点化”刘禹锡诗句的例证，江西诗派其他成员也“点化”刘的诗句，如《老学庵笔记》卷八：“荆公诗云：‘闭户欲推愁，愁终不肯去。’刘宾客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韩舍人子苍取作一联云：‘推愁不去还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比古句盖益工矣。”即是一例。
刘禹锡《竹枝词》之影响
刘禹锡《竹枝词》作于何时？何地？《新唐书？刘禹锡传》《乐府诗集》卷八十一说在朗州作，黄常明《诗话》说在连州作（《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四），均误。今按：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云：“岁正月，余来建平”，应是长庆二年（822）初到夔州时作。
唐代有几位诗人写过《竹枝词》，而以刘禹锡声誉最高，影响最大。人们公认刘禹锡是《竹枝词》之祖，他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新道路。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指出：“《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这是说，《竹枝词》的题材比绝句广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获得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从艺术技巧看，《竹枝词》不仅大量使用比兴与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宛转的音节吸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轶绝尘”的境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仅在民间受到欢迎，而且后世文人也十分喜爱。
刘的《竹枝词》在宋代受到苏轼、黄庭坚等的高度评价，黄庭坚还手书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宋至清《竹枝词》的发展、演变。苏轼所作《竹枝词》九首，是竹枝词咏史之始。杨万里所作《过白沙竹枝歌》六首、《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二首、《峡山寺竹枝词》五首，是竹枝词加题头之始。
元汪士熙作《竹枝词》六首，袁桷、虞集、马祖常、胡奎、许有壬等有和作。元末杨维桢作《西湖竹枝词》九首，“一时和者数百家”。编为《西湖竹枝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竹枝词》创作活动，作者队伍扩大到“妇人女子”。《西湖竹枝集》风行海内，有“徐兴公选本”“钱牧斋选本”，还有“徐野君续本”。
明邝？著《便民图纂》，书前有“务农之图”十五幅，“女红之图”十六幅，每幅题《竹枝词》一首，共三十一首，“用劝于民”，使泛咏风土的竹枝词成为对农民进行耕织技术教育的农桑课本。在竹枝词中别具一格。
清尤侗写《外国竹枝词》一百首，是竹枝词咏外国之始。附“土谣”十首，是竹枝词咏少数民族之始。尤侗只据典籍，并未亲历其地，其中不免有失实之处。自他开了风气，其后作者日多，且皆亲见亲闻，在竹枝词中形成一个系列。
明、清两代的竹枝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泛咏一州一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以至方言、俚语，像万花筒。其中规模浩大者，如：清《海陵竹枝词》八百首，尚非出于一人之手。秦荣光一人作《上海县竹枝词》七百零六首，经其弟子删存为五百三十二首，可谓空前绝后。另一类为专咏一事，像特写镜头。如叶燮《吴江大水竹枝词》四首，专咏康熙九年（1670）吴江大水灾民之苦。高士奇《灯市竹枝词》六首，专咏康熙时京师灯市盛况。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二十首，专咏康熙二十七年（1688）扬州红桥修禊风光及民间习俗。康熙三十二年（1693）孔尚任、袁启旭、蒋景祁等在陈子健家集会，各作《燕九竹枝词》十首，专咏正月十九日北京白云观庙会情况。道光时，卢先辂作《红楼梦竹枝词》一百首，专评书中人物。王士恒作《河工竹枝词》十首、《河工后竹枝词》十首、《后河工竹枝词》十首、《新春河工竹枝词》九首，反映了清代黄河决口、官吏腐败、工程敷衍、民艰苦的实际情况。罗《壬寅夏纪事竹枝词》十六首对鸦片战争时期清廷沿海大吏，一一评论忠奸。清末还出现《新婚竹枝词》二十四首，细致描绘了结婚礼仪及夫妇情态，李伯元录入《南亭四话》。余不多举。
这里试对刘禹锡倡导《竹枝词》以来一千多年的发展史，做初步的小结。
（1）作者队伍有男，有女。有著名的诗人，也有普通的文士。竹枝词的魅力，能使皇帝技痒，爱新觉罗？弘历写了《荔枝效竹枝词》三首。
（2）诗歌内容咏汉族，也咏少数民族。咏国内，也咏国外。有像万花筒（泛咏一州一县），也有像特定镜头（专咏一事）。有欢乐（青年男女的爱情），也有愁苦（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
（3）表现形式有诗无注释，有诗加注释。从以诗为主逐渐演变为以注为主，注文是民俗学的宝贵资料。
（4）艺术水平有高，有低。艺术水平不高而资料丰富的竹枝词，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还是有价值的。
（5）社会功能有美，有刺。清嘉庆时得硕亭《京都竹枝词》序云：“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在他之前，虽已有讽刺性的竹枝词，他才明确提出了竹枝词应有“讽时尚”的作用。清朝统治日益腐败，讽刺性的《竹枝词》也就增多了。
（6）诗与唱的关系刘禹锡的《竹枝词》原是为夔州民歌谱写的新词，有音乐伴奏，歌者边唱边舞。宋人所作，也还能唱。黄庭坚《竹枝词二首》跋云：“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任半塘在《唐声诗》中对此作了解释：“黄氏所谓‘和’，既用七言四句之后二句，与唐、五代竹枝之和声，仅用二言短语，散系于各句句中或句尾者，显然不同，应是竹枝唱法至宋之变。”后来，《竹枝词》脱离了音乐，不是为竹枝谱写歌词，而是用民歌体来写诗了。王夫之《竹枝词十首》序云：“杨廉夫唱竹枝于湖上，和者麇集。以初体求之，非竹枝也。”“初体”指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其实不止杨维桢《西湖竹枝集》如此，已是普遍现象了。
总之，经过一千多年的时间考验，证明《竹枝词》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是民俗学的一座资料库。它既有欣赏价值，又有认识价值。刘禹锡倡导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社会效果不是唐代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所能比拟的。
明、清时期的一些诗人还在刘禹锡学习民歌曲调写《竹枝词》的启发下，开始重视学习其他民间歌谣，并把它吸取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如徐渭的《边词廿六首》之三：“墙头赤枣杵儿斑，打枣竿长二十拳。塞北红裙争打枣，江南白苎怯穿莲。”“打枣竿”是明代流行于北方的民歌曲调。王骥德《曲律》云：“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徐渭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把流行于北方的民歌《打枣竿》援引入诗，说明他“客燕时”注意学习了这种曲调。《边词》中的内容与声情，与《打枣竿》是相接近的。明、清诗人的这种努力，与刘禹锡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清黄生说刘禹锡《竹枝词》“诚可为后来山歌、挂枝、打枣先鞭”（《唐诗摘钞》卷四）。
校补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缺字
李翱晚年曾对人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韩愈（退之）、李翱（习之）、柳宗元（子厚）、刘禹锡（梦得）确是人们公认的中唐古文运动的几位领导人物。刘禹锡有一篇《祭韩吏部文》，是研究韩愈其人其文以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三人交谊的重要文献。《祭文》“服之言”下，徐鸿宝影印宋绍兴八年本、董康影印日本崇兰馆藏宋刻本、仁和朱氏《结一庐剩馀丛书》本以及影印《全唐文》本，均缺若干字。近年出版的标点本，也未能校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刘禹锡集笺证》说：“后幅有脱简，不知何处断句杂出于此。当存疑。”
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中的缺字，真是无法校补了吗？否。我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刘宾客文集》发现一字不缺的《祭文》。今录全文如下，《四库》本不缺而各本皆缺的十三个字，用黑体字排，以资识别。
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典训为徒，百家抗行。当时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为敌盖寡。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馀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荤金如山。权豪来侮，人虎我鼠。然诺洞开，人金我灰。亲亲尚旧，丹[宜]其寿考。天人之学，可与论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谁？岂天与人，好恶背驰？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辨道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言诠。胡合[舍]我而长逝，徒泣涕而涟涟。吁嗟乎，岐山威凤不复鸣，华亭别鹤中夜惊。畏简书兮拘印绶，思临恸兮志莫就。生刍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来！
将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缺字补全，恢复原貌，是我几十年来校勘刘集的最大发现，特公诸同行。
《陋室铭》非刘禹锡作
我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于北山在《教学与进修》1979年第3期发表《〈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证》，所谓“补证”，即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一段话：“俗传《陋室铭》，谓刘禹锡所作，谬矣，盖茸辈狂简斐然，窃禹锡之盛名，以诳无识者，俾传行耳。”
吴汝煜在1988年出版的《刘禹锡传论》中，反对智圆这段话，认为：“僧人好作惊人之论，以耸动世人听闻，未必有所据而云然。智圆所论，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故此说不能据为定谳。”在1989年出版的《刘禹锡选集》中，再次肯定《陋室铭》是刘禹锡在洛阳作。
今按：《闲居编》在中国久已失传，仅日本有刻本。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修订版第11册第820页引用了《闲居编》中一段话，于北山用作“补证”，吴汝煜表示反对。但他们都未见到原书。
《续藏经》第2编第6套第1册登载《闲居编》。《全宋文》卷312据以收录。今将《雪刘禹锡》一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俗传《陋室铭》，俾传行耳。夫铭之作，不称扬先祖之美，则指事以成过也。出此二涂，不谓之铭矣。称扬先祖之美者，宋鼎铭是也。指事成过者，周庙金人铭是也。俗称《陋室铭》，进非称先祖之美，退非指事以成过，而奢夸矜伐，以仙、龙自比，复曰‘惟吾德馨’。且颜子愿无伐善，圣师不敢称仁，禹锡巨儒，心知圣道，岂有如是狂悖之辞乎！陆机云：‘铭博约而温润。’斯铭也，旨非博约，言无温润，岂禹锡之作邪！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吾恐后进童蒙慕刘之名，口诵心记，以为楷式，岂不误邪？故作此文，以雪禹锡耻，且救后进之误。”
看了上面的话，便知《大汉和辞典》所引用的，不是智圆的主要论点。智圆认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论点，主要是：（一）不符合铭的体裁。（二）不符合刘禹锡的为人。（三）不符合刘禹锡文章的风格。吴汝煜反对智圆，应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批驳。未见原文而痛斥智圆“未提出任何确切证据”，未免厚诬古人了。
下面扼要地说一说我判断《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理由：
（一）智圆自号中庸子，撰《中庸子传》。其《闲居编自序》云：“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古文，以宗其道。又爱吟五、七言诗，以乐其性情。”可见智圆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他兼宗儒教，嗜好文学。吴汝煜未考其生平，未读其著作而斥之，非是。
《阑居编自序》撰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雪刘禹锡》是书中的一篇，此文叹息：“俗传《陋室铭》，昧者往往刻于琬琰，悬之屋壁。”可见在1016年之前，假托刘禹锡作的《陋室铭》，不仅已写成，而且已流传。智圆提供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从“刻于琬琰”的角度对《陋室铭》进行考察。
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1《婺州碑记》中记载“政和中”郡民发现《陋室铭》石刻。政和（1111-1117）在智圆所说的“刻于琬琰”之后约一百年，婺州发现《陋室铭》石刻，证实了智圆的话。可是，王象之的记载，只能说明婺州有一方《陋室铭》石刻，不能保证此铭一定是刘禹锡手笔。
《舆地碑记目》卷2《和州碑记》也记载《陋室铭》。《舆地纪胜》述此事尤详。该书卷48《淮南西路？和州？景物上》云：“陋室：唐刘禹锡所辟。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又《官吏》云：“刘禹锡：为和州刺史，有《和州刺史壁记》及《陋室铭》。”又《碑记》云：“唐刘禹锡《陋室铭》：柳公权书，在厅事西偏之陋室。”王象之将一件事重复叙述了三次，可谓郑重，但也不能轻信。因为（1）刘禹锡勤政廉政，关心民众疾苦。《和州谢上表》云：“伏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谨当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方。”《历阳书事七十韵》云：“比屋嫠辈，连年水旱并。退思常后已，下令必先庚。”“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这是刘禹锡的自我写照，与《陋室铭》所谓“无案牍之劳形”的逍遥形态，判若两人，怎么能说《陋室铭》是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撰的呢？（2）刘禹锡工书，其自撰自书之碑，不仅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金石略》、《宝刻类编》等记载，个别的碑还有拓片存在。如刘禹锡在和州撰《陋室铭》，不必远道求柳公权书写。而且《宝刻类编》卷4记载柳公权所书之碑76件，没有《陋室铭》。王象之所云《陋室铭》为刘禹锡撰、柳公权书，俱不可信。
最早提到《陋室铭》的人，是钱唐释智圆。距离钱唐不远的婺州，有此铭石刻。我从这两个迹象推测《陋室铭》是浙江省的文士假托刘禹锡之名撰写的。南方潮湿，地面上有青苔。《陋室铭》所谓“苔痕上阶绿”，流露出南方人的口吻。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
（二）陋室，简陋的房屋。《论语？雍也》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陋巷，指居室，非街巷，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王念孙说）。居室虽然简陋，而房屋的主人崇高，就不是羞耻，而是光彩了。唐崔沔有《陋室铭》。韩愈《长安交游者赠孟郊》云：“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云：“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三人笔下的“陋室”，各有用意，不能混淆。
据颜真卿《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记》，崔沔“为常侍时，著《陋室铭》以自广”。为东都副留守时，“河南府崇政坊买宅以制居”。“逆胡再陷洛阳，屋遂崩圮，惟檐下废井存焉。”大历十一年，崔沔子崔佑甫“乃刻《陋室铭》于井北遗址之前”。崔沔在长安撰《陋室铭》，陋室指长安的居室。崔甫在洛阳刻《陋室铭》，陋室指洛阳的居室。
韩愈称孟郊的居室为“陋室”，不过是形容“有穷者孟郊”的房屋简陋，与崔沔以“陋室”为室名不同。
刘禹锡则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房屋，谦虚地称为“陋室”。正像我们自称寒舍、蜗居一样。孟郊真穷，室是真陋。刘禹锡笔下的“陋室”与“瘠田”，都是谦词，田未必瘠，室未必陋。当然也与崔沔以“陋室”为室名不同。
简单地说，崔沔的“陋室”是室名。孟郊、刘禹锡的“陋室”皆非室名，前者是形容，后者是谦虚。既然刘禹锡笔下的“陋室”非具体的室名，就不能牵强附会地作为他撰《陋室铭》之证。
吴汝煜误解了刘禹锡《上杜司徒书》中的话，认为开成年间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部（洛阳）时撰《陋室铭》。今按：《通典》卷177《州郡》云：荥阳郡（郑州）荥阳县“有京水、索水。楚汉战于京、索间是也”。可见刘禹锡所说的“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陋室未毁”的地点是荥阳。这与他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葬荥阳之檀山原”，又在《汝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家本荥上”，完全符合。怎能将荥阳的“陋室”误解为洛阳的住宅呢？
（三）《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句式整齐。如《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铭共44句，《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铭共52句，《许州文宣王新庙碑》铭共40句，《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铭共78句，《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共58句，《唐故？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铭共74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铭共38句，《佛衣铭》共42句，《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铭共44句，《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铭共48句，都是四言到底。《陋室铭》只18句，计：四言6句、五言5句、三言1句、六言2句，又五言2句、三言1句、四言1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四）刘禹锡擅长碑版文字，“用笔端凝，谙金石之体”（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评语），“矜炼雅健，金石文之正轨”（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4评语），而“刻于琬琰”的《陋室铭》小气、俗气。就以开头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说，完全违反常识。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洞天、洞府、灵山、仙山。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
湖北应山有“大唐贞观四年三月勒石”的《观音寺界碑》（《应山县志》卷23《文物名胜》5《石刻》），开头四句为“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与《陋室铭》相似。从“盖闻”可知这样的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佛教徒可以套用，道教徒也可以套用，不过一称“僧”、一称“仙”罢了。《陋室铭》与《观音寺界碑》都套用庸俗的顺口溜，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怎么可能是“有道”（赵执信《谈龙录》）“有名理”（上海图书馆藏何焯批刘禹锡诗集）的著名哲学家刘禹锡的手笔？
（五）《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思想作风、生活环境大不符合。例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口吻，与刘禹锡《名子说》“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的思想作风不合。又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片幽僻荒凉景象，与吴汝煜所认为的“陋室”在洛阳，室主是正三品官的生活环境不合。苔不多，不可能“上阶绿”；草不长，不可能“入帘青”。苔多、草长，可见人迹罕至，又与“谈笑有鸿儒”相矛盾。再如：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明显地牾。四如：“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拼凑成文，怎么能与“字字如镔铁铸成，不能易也”（林纾《林氏选评名家文集？刘宾客集》评语）的刘禹锡作品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呢？《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不选《陋室铭》，是有鉴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