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牛李党争”一词，流行于当前的辞典、百科全书、历史读物中。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牛党”这个名称有问题。
五代时修成的《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唐国史中的大量原始素材，又采用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晚唐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所以本文首先引用此书来说明唐、五代没有“牛党”这个名称。
《旧唐书》中的“牛李”一词，专指牛僧孺和李宗闵，而内涵不同。如卷一百七十六《李宗闵传》：“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这里的“牛李”，仅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同应制举，不具有同一集团的意义。又如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牛、李权赫于天下。”这里的“牛李”才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属于同一集团。所谓“牛李党争”，历时四十余年之久，李宗闵和牛僧孺“权赫于天下”，仅指他们“同知政事”的一段时间，不是四十余年都是如此。请看《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便可了然。
李逢吉党卷一百七十《裴度传》：“逢吉之党李仲言、张又新、李续等，内结中官，外扇朝士，立朋党以沮度，时号‘八关十六子’，皆交结相关之人数也。”“逢吉之党，巧为毁沮。”“逢吉党有左拾遗张权舆者，尤出死力。”卷一百六十七《李逢吉传》：“宝历初，度连上章请入觐。逢吉之党坐不安席，欲沮其来。”
李宗闵党卷一百七十一《李汉传》：“李宗闵得罪罢相，汉坐其党，竟沦踬而卒。”卷一百七十三《李固言传》：“李训、郑注用事，宗闵既逐，外示公体，爰立固言，其实恶与宗闵朋党。”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传下？李商隐》：“商隐既为（王）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
李宗闵、杨虞卿党卷一百七十六《杨虞卿传》：“李宗闵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时号党魁。”
李宗闵、杨嗣复党卷一百七十三《李绅传》：“宣宗即位，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欲置德裕深罪。”附《吴汝纳传》：“初，（吴）武陵坐赃时，李德裕作相，贬之，故汝纳以不调挟怨，而附宗闵、嗣复之党，同作谤言。”卷一百七十六《李宗闵传》：“（郑）覃曰：‘嗣复党庇宗闵。’”
杨嗣复、李珏党卷一百七十六《魏？传》：“？初立朝，为李固言、李珏、杨嗣复所引，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坐杨、李之党，出为汾州刺史。杨、李贬官，？亦贬信州长吏。”
从上引原始资料可以看出：（一）唐、五代人所谓“牛李”，不指牛僧孺党、李德裕党。
（二）唐、五代人所谓“牛李”，只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属于同一集团，不意味着牛僧孺是这个集团的首脑。《旧唐书》的记载可以证明，在四十余年中，牛僧孺参加的这个集团，其首脑，前为李逢吉，后为李宗闵。
牛僧孺两次拜相。第一次是李逢吉引用的，《旧唐书？李绅传》：“时德裕与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顾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惧绅与德裕沮于禁中。（长庆）二年九月，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乃用僧孺为平章事。”第二次是李宗闵引用的，《旧唐书？李德裕传》：“大和三年八月，召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闵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惧德裕大用。九月，检校礼部尚书，出为郑滑节度使。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李逢吉、李宗闵先后引用牛僧孺，是利用他来阻止李德裕做宰相。牛僧孺先后依附于李逢吉、李宗闵，足以说明他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次于李逢吉、李宗闵。
或曰：既然牛僧孺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次于李宗闵，为什么唐、五代人有“牛李”之称呢？我考察了唐、五代时期许多合称的人物，如元白、刘柳、刘白、温李等，都是平声的姓在前，仄声的姓在后，不意味着在前的人高一些，在后的人差一些，恰恰相反，在文学造诣上，白居易高于元稹，柳宗元高于刘禹锡，白居易高于刘禹锡，李商隐高于温庭筠。可见，“牛李”之称，不意味着牛僧孺在朋党中的地位高于李宗闵，不过是当时的习惯，按姓氏的平仄声排列而已。更有力的证据是，在李宗闵集团中，李珏与杨嗣复的地位相等，当时称为“杨李”，也是按姓氏的平仄声排列的。
《旧唐书》中叙述朋党活动时，常以李宗闵为首。如卷一百七十《裴度传》：“后进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不悦其所为，故因度谢病罢相位，复出为襄阳节度。”卷一百七十三《郑覃传》：“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宗闵以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时德裕自浙西入朝，复为闵、孺所排，出镇蜀川，宗闵恶覃禁中言事，奏为工部尚书，罢侍讲学士。”《李珏传》：“大和五年，李宗闵、牛僧孺在相，与珏亲厚，遂入翰林充学士。九年五月，转户部待郎充职。七月，宗闵得罪，珏坐累，出为江州刺史。”卷一百七十六《杨虞卿传》：“及李宗闵、牛僧孺辅政，起为左司郎中。宗闵罢相，李德裕知政事，出为常州刺史。宗闵复入相，寻召为工部侍郎。”附《杨汝士传》：“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待汝士厚。”这些原始资料足以说明李宗闵在朋党中的地位高于牛僧孺，也可以说明按姓氏平仄排列的“牛李”一词不能作为判断牛僧孺、李宗闵在朋党中地位高低之证据。
从仕途上说，牛僧孺依附过李逢吉、李宗闵。从政治活动能力说，牛僧孺不如李逢吉、李宗闵。《旧唐书》中“二李朋党”一词，即指李宗闵为首的集团与李德裕为首的集团之间的对立、争斗。请看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卷一百七十二《李石传》：“文宗自德裕、宗闵朋党相倾，大和七年已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宗闵、德裕朋党交兴。”卷一百六十九《郑注传》：“因杨虞卿之狱，挟忌李宗闵、李德裕，心所恶者，目为二人之党。”卷一百七十六《李宗闵传》：“训、注窃弄威权，凡不附己者，目为宗闵、德裕之党，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尝谓侍臣曰：‘去河北贼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旧唐书》中无“牛党”“牛僧孺党”之说。宋代改修的《新唐书》中，“牛李”一词有新、旧二义。一是旧义（与《旧唐书》同），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同党。如卷一百七十五《杨虞卿传》附《杨汝士传》：“牛、李待之善。”二是新义（与《旧唐书》不同），指牛僧孺党与李德裕党敌对。如卷一百八十《李德裕传》：“李逢吉……欲引僧孺，益树党，乃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但这是两条歪曲了的记载。请看：（一）《旧唐书》明言“李宗闵、牛僧孺辅政，待汝士厚”，《新唐书》改为“牛、李待之善”，颠倒了李宗闵、牛僧孺在朋党中的位置。
（二）《旧唐书》明言“逢吉常怒吉甫、裴度。既得权位，锐意报怨。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寻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当时李德裕的政敌，首先是李逢吉，其次才是牛僧孺。所谓“交怨愈深”，联系上下文来看，应指李德裕对李逢吉，或兼指李德裕对李逢吉、牛僧孺，不可能单指李德裕对牛僧孺，《新唐书》改为“牛、李之憾结矣”，颠倒了李逢吉、牛僧孺在朋党中的位置。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新唐书》中“牛李”一词的新义，即将牛僧孺作为朋党的首脑，是不妥的。
《新唐书》中“牛李”一词的新、旧二义，都为后人沿用。用旧义（指牛僧孺和李宗闵同党）者，如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牛李之党，如宗闵之徒，则小人也，僧孺无大过恶”。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九《华阴县下？唐？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题名》：“牛李之党，乘间挤之。”用新义（指牛僧孺党与李德裕党敌对）者，如苏辙《栾城后集》卷十一《历代论五？牛李》：“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六《四部正讹下》：“牛、李二党曲直，大都鲁卫间。”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十二：“唐牛、李之党，赞皇君子，僧孺小人”。
积非成是，当代人多以牛僧孺为朋党的首脑，唯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章第三节中称“李宗闵、牛僧孺这一朋党”，把牛僧孺的位置放在李宗闵之下，还指出“二人情节也并不全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本文进一步指出，用“牛党”来概括李逢吉、李宗闵先后为首脑的集团，是不确切的。
附带论证一下李德裕有党。
岑仲勉认为“李德裕无党”。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岑说未谛。《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张仲方传》：“外议以郑覃党李德裕排摈仲方”，“自驳（李吉甫）谥之后，为德裕之党摈斥，坎坷而殁，人士悲之”。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传》：“三上章请退，不许。会德裕党盛，垂将入朝，僧孺故得请。”卷一百七十六《李宗闵传》：“凡德裕之党皆逐之。”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传下？李商隐》：“大中初，白敏中执政，令狐？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郑）亚坐德裕党，亦贬循州刺史。”明言李德裕有党。
岑在《隋唐史》卷下《唐史》第四十五节举出三条唐末“言论”来说明“李德裕无党”。（一）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赞皇勋》：“或问赞皇公之秉钧衡也，毁誉如之何……结怨豪门，取尤群彦。后之文场困辱者，若周人之思乡焉，皆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二）《玉泉子》：“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于时朝贵朋党，德裕破之。由是结怨而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三）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性孤峭，疾朋党如仇雠。”所谓李德裕“结怨豪门”、破“朝贵朋党”、“疾朋党如仇雠”，只能说明李德裕坚决与李逢吉、李宗闵先后为首脑的集团为敌，不能说明李德裕无党。至于“门无宾客”云云，不符合史实。《玉泉子》又记：“卢肇……每谒见，待以优礼。”“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问所欲？如卢肇、丁、姚鹄，岂可不与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卢肇等人不就是李德裕的宾客吗？怎能说“门无宾客”呢！再看《旧唐书》：
“宗闵以（郑）覃与李德裕相善，薄之。（大和）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为御史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为宰相”
“开成二年四月，（陈夷行）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杨嗣复、李珏继入辅政，夷行介特，素恶其所为，每上前议政，语侵嗣复，上竟以夷行议论太过，出为华州刺史。”“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华州召入，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
“李绅……与李德裕……情意相善。”“李宗闵复相，与李训、郑注连衡排摈德裕罢相，绅与德裕俱以太子宾客分司。开成元年，郑覃辅政，起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绅为河南尹。”“宗闵、嗣复之党崔铉、白敏中、令狐？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发绅镇扬州时旧事，以倾德裕。”
“李回……尤为宰相李德裕所知”。“大中元年冬，坐与李德裕亲善，再贬抚州刺史。”（以上卷一百七十三）
“李让夷……深为李珏、杨嗣复所恶，终文宗世官不达。及德裕秉政，骤加拔擢，俄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卷一百七十六）
“李德裕在翰林，（郑）亚以文干谒，深知之。出镇浙西，辟为从事。中丞李回奏知杂，迁谏议大夫、给事中。”“大中二年，吴汝纳诉冤，德裕再贬潮州，亚亦贬循州刺史”。（卷一百七十八）
郑覃、陈夷行、李绅、李回、李让夷、郑亚等，就是与李德裕“亲善”，为李德裕“深知”，受李德裕“拔擢”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两个集团的对立、争斗中，他们是属于李德裕集团的。“李德裕的弱点是保持朋党积习”，范文澜之言，一针见血，是不刊之论。
（二）
再从两个集团四十余年的政治活动来看“牛党”一词能否成立，牛僧孺能否称为一党的首脑？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元和朋党录》一卷：右唐马永易记牛李朋党始末，自牛僧孺试贤良，迄令狐？去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元和录》三卷：池州石埭县尉维扬马永锡明叟撰。自元和三年牛、李对策，以至大中十三年令狐？罢相，唐朋党本末具矣。永锡……崇观、政和间人也。《馆阁书目》以永锡为唐人，大误也。”《元和朋党录》已佚，今据两《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将四十余年中两个集团争斗的大事，摘要如下：
元和三年（808）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皆指陈时政之失，宰相李吉甫泣诉于宪宗，牛僧孺等三人皆出为关外官。五月，翰林学士、左拾遗白居易上疏，略谓：“今陛下明下诏令，征求直言，反以为罪，此臣所以未谕也。”“陛下纵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此臣所以为陛下流涕而痛惜也。”
元和七年（812）李吉甫欲附宦官，擢元义方为京兆尹。正月，李绛出元义方为坊观察使。元义方言：“李绛私其同年许秀同。”宪宗诘李绛，对曰：“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况同年乎？”
李吉甫、李绛政见不同。李吉甫奏：“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反对。李吉甫以为“人臣不当强谏。”李绛主张“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李吉甫劝宪宗峻刑，李绛云：“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八月，李吉甫主张讨魏博，李绛认为不必用兵。十一月，遣裴度至魏博宣慰。
元和八年（813）李吉甫、李绛数争论。宪宗问：“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小人谮君子，必曰朋党。”
元和九年（814）二月，李绛罢相。九月，李吉甫请讨淮西。十月，李吉甫卒。
元和十二年（817）宰相李逢吉等欲罢淮西兵，裴度请自往督战。七月，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军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处置使，李宗闵为彰义军观察判官。裴度言令狐楚草制失辞。八月，令狐楚罢翰林学士。九月，李逢吉罢相，为东川节度使。
元和十三年（818）裴度耻与皇甫（令狐楚同年）同列，宪宗以裴度为朋党，裴度对：“君子为徒，谓之同德；小人为徒，谓之朋党。”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宦官弑宪宗。闰月，穆宗即位。七月，令狐楚罢相，为宣歙池观察使。八月，再贬衡州刺史。元稹草制，责以“密隳讨伐之谋，潜附奸邪之党”，重提元和十二年旧事。
长庆元年（821）李德裕、元稹、李绅同在翰林，时称“三俊”。钱徽掌贡举，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俱及第，段文昌以为不公，穆宗问李德裕、元稹、李绅，对与段文昌同。四月，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因是列为朋党”。
元稹草《戒励风俗德音》，“朋比之徒，如挞于市，咸睚眦于绅、稹。”
长庆二年（822）李逢吉入朝。纤人上告：于方受元稹所使，欲刺裴度。事虽无验，六月，裴度、元稹俱罢相。李逢吉拜相。九月，出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
长庆三年（823）三月，李逢吉引牛僧孺为相。以李绅为御史中丞。六月，以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激使李绅、韩愈忿争。十月，出李绅为江西观察使。李绅请留，改授户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卒。敬宗即位。李逢吉等诬构李绅欲立深王，二月，贬李绅为端州司马，庞严为信州刺史，蒋防为汀州刺史。（庞严、蒋防皆李绅引为翰林学士）
宝历元年（825）牛僧孺求出，正月，为同平章事、武昌军节度使。
宝历二年（826）裴度入相，李逢吉等言裴度名应谣谶以毁之。二月，裴度拜相。十一月，李逢吉为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月，宦官弑敬宗。文宗即位。
大和三年（829）八月，李德裕入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为相，未成。李宗闵拜相。九月，出李德裕为义成节度使。
大和四年（830）牛僧孺入朝，正月，李宗闵引为相。九月，裴度为侍中、山南东道节度使。
大和五年（831）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欲取维州，牛僧孺认为有害无利，“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大和六年（832）“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谤论沸然”。十二月，牛僧孺为同平章事、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大和七年（833）二月，李德裕拜相。文宗与之论朋党，对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为朋党”。三月，出杨虞卿为常州刺史，张元夫为汝州刺史，萧浣为郑州刺史。六月，李宗闵为同平章事、山南西道节度使。七月，李德裕奏进士停试诗赋，从之。
大和八年（834）李逢吉荐李训，李德裕以为误国。十月，李宗闵拜相。李德裕为同平章事、山南西道节度使。进士复试诗赋。李德裕请留，改授兵部尚书。十一月，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不带平章事。
大和九年（835）王？、李汉奏李德裕阴结漳王，图为不轨。四月，李德裕为宾客分司。又以昔日文宗得疾，李德裕竟不至；又在西川征逋悬钱三十万贯，使百姓愁困，贬袁州长史。李训、郑注诬构杨虞卿家人口出妖言。六月，李宗闵贬明州刺史。宦官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出为监军。七月，杨虞卿贬虔州司马。李固言拜相。郑注揭发李宗闵结杨承和、女学士宋若宪事，再贬处州长史。贬李汉为汾州刺史，萧浣为遂州刺史，崔侑为洋州刺史，张讽为夔州刺史，苏涤为忠州刺史，杨敬之为连州刺史。八月，李宗闵又贬潮州司户。李珏贬江州刺史。再贬杨虞卿为虔州司户，李汉为汾州司马，萧浣为遂州司马。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赐死。九月，诏：“应与宗闵、德裕或新或故及门生旧吏等，除今日已前放黜之外，一切不问。”李固言罢相，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十一月，发生“甘露之变”，郑覃拜相。
开成元年（836）三月，李德裕为滁州刺史。四月，李绅为河南尹。李宗闵为衡州司马。李珏为宾客分司。李固言拜相。六月，李绅为宣武军节度使。七月，李德裕为宾客分司。十一月，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
开成二年（837）四月，陈夷行拜相。五月，李德裕为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为东都留守。十月，李固言为平章事、西川节度使。十一月，令狐楚卒。
开成三年（838）正月，杨嗣复、李珏拜相。二月，李宗闵为杭州刺史。郑覃、陈夷行与杨嗣复、李珏议政喧争。九月，牛僧孺为左仆射。
开成四年（839）三月，裴度卒。四月，郑覃、陈夷行罢相。八月，牛僧孺为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十二月，李宗闵为宾客分司。
开成五年（840）正月，文宗卒。武宗即位。五月，杨嗣复罢相。八月，杨嗣复为湖南观察使。李珏罢相，为桂管观察使。九月，李德裕拜相。进言“辨邪正”：“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李绅为淮南节度使。
会昌元年（841）三月，陈夷行拜相。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四月，李德裕奏改修《宪宗实录》，以削所载李吉甫不善之迹。闰月，牛僧孺为太子少师。
会昌二年（842）二月，李绅拜相。六月，陈夷行罢相。七月，李让夷拜相。九月，武宗欲相白居易，李德裕言白居易衰病，乃止。
会昌三年（843）李德裕言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五月，李宗闵为湖州刺史。十月，李绅、郑亚进改修之《宪宗实录》。十二月，李德裕奏请进士及第后不得聚集参谒座主，不得聚集同年宴会，从之。
会昌四年（844）七月，杜？拜相。闰月，李绅为同平章事、淮南节度使。八月，崔铉拜相。陈夷行卒。李德裕言牛僧孺、李宗闵与刘从谏、刘稹交结。九月，牛僧孺为少保分司，又贬汀州刺史；李宗闵为漳州刺史，又贬漳州长史。十一月，牛僧孺再贬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十二月，武宗与宰相论科举，李德裕对：“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
会昌五年（845）二月，李德裕与李绅相表里，杀江都尉吴湘。五月，杜？、崔铉罢相。李回拜相。
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卒。宣宗即位。四月，李德裕为同平章事、荆南节度使。薛元赏为忠州刺史，薛元龟为崖州司户。五月，白敏中拜相。七月，李绅卒。八月，牛僧孺为衡州长史，李宗闵为郴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李宗闵卒。九月，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平章事。
大中元年（847）二月，李德裕为少保分司，郑亚为桂管防御使。六月，牛僧孺为少师分司。八月，李回为同平章事、西川节度使。吴汝纳讼吴湘之冤。十二月，李德裕贬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848）正月，李回左迁湖南观察使，郑亚贬循州刺史，李绅追夺三任告身。崔嘏草李德裕制，不尽言其罪，贬端州刺史。五月，周墀、马植拜相。九月，李德裕再贬崖州司户，李回贬贺州刺史。十月，牛僧孺卒。十一月，敕《宪宗实录》新本禁止，旧本施行。
大中三年（849）李德裕卒。
把历时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总结一下：元和三年宰相李吉甫排斥牛僧孺、李宗闵，伏下祸根。长庆元年，内相李德裕、元稹、李绅排斥李宗闵、杨汝士，朋党形成。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两次获胜。争斗是在朝廷中进行的，取得宰相职务的一方，居于优势。长庆二年六月至宝历二年十一月，李逢吉为宰相，该党占优势。大和三年八月至大和七年六月，大和八年十月至大和九年六月，李宗闵为宰相，该党又占优势。（李德裕仅大和七年二月至大和八年十月短期为宰相）开成时，李德裕党的郑覃、陈夷行，李宗闵党的杨嗣复、李珏，都是宰相，争斗激烈。会昌时，李德裕为宰相，该党大盛。大中时，白敏中为宰相，李宗闵党复兴，击溃李德裕党。党争结束。
牛僧孺于长庆三年三月至宝历元年正月，大和四年正月至大和六年十二月，两次为宰相，共计不到五年。在四十余年的朋党之争中，把这个不到五年的宰相牛僧孺说成一方的最高人物，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而且长庆三年牛僧孺拜相，是李逢吉所引，宝历元年牛僧孺求外出，李逢吉未挽留；大和四年牛僧孺拜相，是李宗闵所引，大和六年牛僧孺受李德裕党攻击去位，李宗闵未救援。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李逢吉、李宗闵先后荐引牛僧孺，只不过是利用牛僧孺以阻止李德裕为宰相，而不是让牛僧孺为该党首脑。
《旧唐书？李宗闵等传赞》明言“二李三杨”，即李宗闵、李珏、杨嗣复、杨虞卿、杨汝士，不包括牛僧孺。所谓“牛李”，是按姓氏平仄排列的，不能误解为牛僧孺是该党首脑。用“李党”来概括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的集团，是恰当的；而用“牛党”来概括李逢吉、李宗闵先后为首的集团，是不确切的。《旧唐书》中文宗所云“二李朋党”（李宗闵党与李德裕党）比今人所云“牛李党争”（牛僧孺党与李德裕党）符合史实。
（三）
李逢吉、李宗闵、牛僧孺虽属一个集团，却是不同类型的封建官僚。李逢吉“天与奸回，贤伤善”（《旧唐书？李逢吉传》），李宗闵“偷权报怨，任国存亡”（同书《李宗闵传》），而牛僧孺“贞方有素，人望式瞻”（同书《牛僧孺传》）。牛僧孺与李逢吉、李宗闵的气质，大不相同，为什么能够集合在一起？答曰：李逢吉、李宗闵要利用牛僧孺对付政敌，牛僧孺要依附李逢吉、李宗闵登上相位，这就是他们能够集合的主要原因。考察一下牛僧孺的家世和为人，便能理解。
（一）牛僧孺的家世，与李逢吉、李宗闵等人的家世，高低悬殊。
李逢吉《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附《李玄道传》：“本陇西人也，世居郑州，为山东冠族。房玄龄即玄道之从甥也。”同书《李逢吉传》：“贞观中学士李玄道曾孙。”
李宗闵等《旧唐书？李宗闵传》：“宗室郑王元懿之后。父，宗正卿，出为华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等使。兄夷简，元和中宰相。”同书同卷《杨嗣复传》：“仆射于陵子也。”“宗闵、嗣复，承宗室世家之地胄”。
牛僧孺《旧唐书？牛僧孺传》：“祖绍，父幼简，官卑。”李珏《唐丞相太子少师赠太尉牛公神道碑铭（并序）》：“公七岁而孤，依倚外族周氏。”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牛僧孺奇士》：“少单贫力学。”
敌党领袖李德裕，“赵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赵国忠懿公，元和初宰相”（《旧唐书？李德裕传》）。他公开表示：“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同书卷十八上《武宗纪》）门第观念浓厚的李德裕，自然瞧不起出身孤寒的牛僧孺，何况牛还反对过李吉甫呢！在日益剧烈的朋党之争中，牛如不靠李逢吉、李宗闵之援引，恐难“起徒步而升台鼎”（同书《牛僧孺传》）。
（二）李德裕有“奇才”之称，“语文章，则严、马扶轮；论政事，则萧、曹避席”（《旧唐书？李德裕传》）。李逢吉、李宗闵集团面对劲敌，需要加强自己的阵容，而牛僧孺是最理想的合作对象，因为：
（1）牛僧孺有文名，在登进士科之前，就受到韩愈、皇甫、柳宗元、刘禹锡等的赏识。据王定保《唐摭言》卷七《升沈后进》：“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唯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么？’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同谒几官先辈。’不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并序）》：“韦公亟命柳、刘于樊乡访公。”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刘禹锡曰：牛丞相奇章公初为诗，务奇特之语，至有‘地瘦草丛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牛僧孺于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王叔文集团执政时登进士科，显然是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对这位孤寒之士的提拔。后来柳宗元在《非国语上？城成周》中说：“非曰：彪？天所坏之说，吾友化光铭城周，其后牛思黯作《颂〔讼〕忠》，苌弘之忠悉矣，学者求焉。”将牛僧孺与吕温相提并论，表现出柳对牛的重视。
牛僧孺是元和三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第一名，是指陈时政之失、批评宰相的代表人，“谢策命中，横绝一时”（《旧唐书？牛僧孺传》）。虽受李吉甫的排斥，却因此名闻天下。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序中说：“仆思牛僧孺戒，不能示他人。”又在《与元九书》中说：“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不曰李宗闵戒而曰“牛僧孺戒”，可见李非牛可比，牛在当时士大夫中影响大。
（2）牛僧孺有德行，如：“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杜牧《牛志》作‘以赃数万败’，李珏《牛碑》作‘豪夺聚敛以货数百万’），直臣赂中贵人为之申理，僧孺坚执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虽失，然此人有经度才，可委之边任，朕欲贷其法。’僧孺对曰：‘……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赐金紫。”又如：“初韩弘入朝，以宣武旧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簿上具有纳赂之所，唯于僧孺官侧朱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杜牧《牛志》作‘钱千万’），不受，却付讫。穆宗按簿甚悦。”（《旧唐书？牛僧孺传》）而李逢吉、李宗闵无德行可称。
（3）杜牧《牛志》云：“公忠厚仁恕，庄重敬慎”；李珏《牛碑》云：“公端明简重，忠厚诚”。在尔诈我虞的封建官场中，李逢吉、李宗闵选择合作对象，当然是厚道的牛僧孺了。
范文澜说得好：“事实上首领出身门荫的朋党也容纳进士，首领出身科场的各个朋党，互相间也同样仇视，并不因出身相同有所减轻。”对于各个政治派别的形成，需要具体分析，不能单凭是否科场出身来划分。例如：贞元二十一年与李宗闵同登进士科的沈传师，就与李德裕亲近；元和三年与李宗闵同登制科的王起，也与李德裕亲近。认为李宗闵与牛僧孺同登进士科、制科因而相善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政治野心很大的李逢吉、李宗闵之所以都选中牛僧孺为合作对象，乃因牛既有文名、德行，可以加强该党的号召力，又具有“难其进而勇于退”（李珏《牛碑》）的性格，不会与他们争名夺利。
牛僧孺不是“奸人”。他与李逢吉、李宗闵的政治品质不同，虽集合在一起，却是貌合神离的关系。略举数例，以证成鄙说。
（一）牛僧孺与李逢吉
在牛僧孺与李逢吉同居相位时期，二人邪正不同。据李珏《牛碑》：“先是李司徒逢吉与杜循州元颖同作相，穆宗寝疾，议建储贰，与公不协。后元颖出镇井络，逢吉衔之，思有释憾，于政事堂谓公曰：‘西川前有废立谋，上熟知之，来日延英发其事，公不知，慎勿沮议。’公曰：‘王导有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正近此耳，又安得不言哉！’逢吉喑呜而止。”可见李逢吉欲陷害杜元颖而牛僧孺保护之。
《牛碑》又云：“敬宗年少嗣位，公雅善敷奏，上甚倚爱，同列挟中助力赫赫，嫉公之贤，公亦思避其锋，三上疏求外任。”这个“同列”，即李逢吉。《旧唐书？牛僧孺传》亦云：“宝历中，朝廷政事出于邪幸，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罢者数四，帝曰：‘俟予郊礼毕放卿。’及穆宗庙郊报后，又拜章陈退”。这个“大臣”，亦指李逢吉。何以知之？从《新唐书》卷六十三《宰相表下》看出，长庆三年十月，杜元颖即外任。长庆四年五月，李程、窦易直始拜相。杜、李、窦三相，与牛僧孺共事时间短，而且均非“邪幸”，亦无“中助”。只有李逢吉与牛僧孺一直同居相位。据《旧唐书？李逢吉传》云：“求结于（王）守澄，自是，逢吉有助，事无违者。”这就是《牛碑》所说的“同列挟中助力赫赫”。《李逢吉传》又云“朝士代逢吉鸣吠者，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刘栖楚、李虞、程昔范、姜洽、李仲言，时号‘八关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剧，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纳赂，无不如意者。”这就是《牛僧孺传》所说的“大臣朋比，僧孺不奈群小”（“群小”指“八关十六子”）。《李逢吉传》又云：“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牛僧孺不同意李逢吉陷害杜元颖，恐遭报复，故坚决请求外任，以避免李逢吉和“八关十六子”的“毒害”。
（二）牛僧孺与李宗闵
在牛僧孺与李宗闵同居相位时期，二人忠奸不同。（1）《旧唐书？牛僧孺传》：“（大和）五年正月，幽州军乱，逐其帅李载义。文宗……骇然，急召宰臣谓之曰：‘范阳之变奈何？’僧孺对曰：‘此不足烦圣虑。今（杨）志诚亦由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扦奚、契丹……’帝曰：‘吾初不详思，卿言是也。’即日命中使宣慰。”（2）杜牧《牛志》：“郑注怨宋丞相申锡，造言挟漳王为大逆，上怒必杀。公曰：‘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宰相，假使如所谋，岂复欲过宰相有他图乎……申锡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3）李珏《牛碑》：“今李崖州镇剑南西川，上言西蕃别屯以维州降，上疑不决，下南宫议，百执事皆是西川奏，公独曰：‘国家近与昆夷血，四镇晏然，今若自亏大信，未可量也。’上曰：‘丞相之言是。’诏还维州。”以上三件政治大事，牛僧孺都对文宗陈述了自己的主张，而李宗闵一言不发。政见有对有错，作为宰相，知无不言，都应表示出来。宰相对皇帝是坦白？还是私隐？乃是忠或奸的原则问题。在维州问题上，牛僧孺力排众议，独抒己见，“虽议边公体，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谤论沸然”（《旧唐书？牛僧孺传》）。而一言不发的李宗闵，却保全了自己。《旧唐书》批评李宗闵“偷权报怨，任国存亡”，画出了这个奸相的肖像。
文宗对牛僧孺、李宗闵的政治表现，是亲目所见、亲耳所闻的，他只说“二李朋党”，不把牛僧孺扯进去，而且还称牛为“正人”（《旧唐书？牛僧孺传》）、“君子”（杜牧《牛志》）、“精忠”（李珏《牛碑》），以示区别。这是唐朝最高统治者对当时朋党之争的权威性的鉴定。而一千年后，把牛僧孺当做一党的最高首领，未免厚诬古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