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
（二）
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帝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
（三）
孝惠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贾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女约：过女，女给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以往来过它客，率不过再过，数击鲜，毋久溷女为也。”
（四）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平常燕居深念。贾往，不请，直入坐，陈平方念，不见贾。贾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贾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县乐饮太尉，太尉亦报如之。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坏。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费。贾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籍甚。
“译文”
（一）
陆贾是楚国人，以幕僚宾客的身份随从高祖平定天下，当时人们都称他是很有口才的说客，所以伴随在高祖的身边，常常出使各个诸侯国。
（二）
陆生在皇帝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听到这些，高帝很不高兴，就对他大骂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回答说：“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然后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啊。从前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因极力炫耀武功而致使国家灭亡；秦王朝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法而不知变更，最后导致自己的灭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高帝听完之后，心情不快，脸上露出惭愧的颜色，就对陆生说：“那就请您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我们得到天下，原因究竟在哪里，以及古代各王朝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样，陆生就奉旨大略地论述了国家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皇帝，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齐高呼万岁，把他这部书称为“新语”。
（三）
在孝惠帝时，吕太后掌权用事，想立吕氏诸人为王，害怕大臣中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而陆生也深知自己强力争辩也无济于事，因此就称病辞职，在家中闲居。因为好畤一带土地肥沃，就在这里定居下来，陆生有五个儿子，他把出使南越所得的袋装包裹拿出来卖了千金，分给儿子们，每人二百金，让他们从事生产。陆生自己则时常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歌舞和弹琴鼓瑟的侍从十个人，佩戴着价值百金的宝剑到处游玩。他曾这样对儿子们说：“我和你们约定好，当我出游经过你们家时，要让我的人马吃饱喝足，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每十天换一家。我在谁家去世，就把宝剑车骑以及侍从人员都归谁所有。我还要到其他的朋友那里去，所以一年当中我到你们各家去大概不过两三次，总来见你们，就不新鲜了，用不着总厌烦你们老子这么做了。”
（四）
吕太后掌权时期，封诸吕为王。诸吕专揽大权想劫持幼主，夺取刘姓的天下。右丞相陈平对此很是担忧，但是自己力量有限，不能强争，害怕祸及自己，常常安居家中反复思索。有一次，陆生前去请安，径直到陈平身边坐下，在这时陈平正在深思，没有立刻发觉到陆生到了。陆生问道：“您的忧虑为什么如此深重呢？”陈平说：“你猜猜看，我究竟忧虑什么？”陆生说：“您老先生位居右丞相的职位，是有三万户食邑的列侯，可以说富贵荣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应该说是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了。然而若是说您老有忧愁的话，那只不过是担忧诸吕和幼主而已。”陈平说：“你猜得很对，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陆生说：“天下平安无事的时候，要注意丞相；天下动乱不安的时候，要注意大将。如果大将和丞相配合默契，那么士人就会归附；士人归附，那么天下即使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国家的大权也不会分散。为国家大业考虑，这事情都在您和周勃两个人掌握之中了。我常常想把这些话对太尉周勃讲明白，但是他和我总开玩笑，对我的话不太重视。您为什么不和太尉交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接着，陆生又为陈平筹划出几种对付吕氏的办法。陈平就用他的计策，拿出五百金来给绛侯周勃祝寿，并且准备了盛大的歌舞宴会来招待他；而太尉周勃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陈平。这样，陈平、周勃二人就建立起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吕氏篡权的阴谋也就更加难以实现了。陈平又把一百个奴婢、五十辆车马、五百万钱送给陆生作为饮食费用。陆生就用这些费用在汉朝廷公卿大臣中游说，搞得名声很大。
“点评”
陆贾祖籍楚国，刘邦皇帝的左右近臣，曾凭一张伶牙俐齿说降南越王，有奇功。他儒生出身，常劝高祖皇帝注意《诗》《书》教化，聒噪烦了，皇帝斥责他：“天下是我骑在马上打来了，《诗》《书》这些破烂玩意儿有何用？”但善于雄辩的陆贾成功地说服了他，最终使皇帝面有惭色地向他请教帝国的长治久安之策。据记载，陆贾写了十二篇政治论文，每在宫廷中读一篇，高祖皇帝都会高声喝彩。从那时起，陆贾主义即成为汉初的国家哲学。陆贾主义的核心是老庄的自然无为原则。所谓自然无为，并非要求政府什么都不管，而是要求政府不要恣意妄为，尽量对民间事务少干预。陆贾认为，政府只要顺应自然法则行事，适时、适可而为，那么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了，可是看起来好像根本没动手。例如，当民间太穷时不要加赋加税，即使加得很少，群众也负担不起；当民间富裕了之后，即使成倍加赋加税，群众也感觉不到。
让人惊奇的是，陆贾老子腔调的背后，居然有一个带儒家色彩的理想，二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毫无矛盾的迹象，他用这样的词句描绘自己追求的理想图景：“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鸟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学堂）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议，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怀，尊卑相承。”
陆贾主要的政绩有四件：一是为刘邦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佗去帝号，向刘邦称臣。陆贾因此有功，被封为上大夫。二是劝说刘邦读《诗》《书》，使其明白“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道理。刘邦应该说还是“知耻而后勇”的，晚年在给太子的诏书里提到：“我遭逢乱世，正赶上秦禁学，很高兴，就认为读书无益。自执掌天下以来，时时读书，才让我知道了作者的意思。回想过去的作为，有好多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陆贾在汉初统治思想的形成和建树方面有重大作用，其地位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三是在吕后专权、刘氏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劝说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从而为日后平定诸吕之乱奠定了基础。四是为汉文帝再度出使南越，劝南越王赵佗第二次去帝号，恢复与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前后17年间，陆贾两下番禺，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贡献。
最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卓越贡献，特别是他让汉帝国接受了黄老哲学思想，为汉帝国开创了七十年的和平发展期。他奉旨著《新语》十二篇，是汉以来第一个全面总结秦帝国经验教训的知识分子，而且为“秦学研究”确定了基调。陆贾认为秦帝国失去天下的原因无外乎一个字“过”。他用放大镜把秦帝国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宏观意义上的考察；他又用显微镜把秦帝国放在始皇帝和秦二世的身上进行解剖，进一步提出了“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一主张被汉帝国完全接受，并坚定不移地坚守了七十年，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汉在黄老政治思想指导下初创的盛世。
陆贾以“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为出发点，兼容儒、法思想，开创了老庄哲学的新局面，也引领了汉一代学术界的新风尚。自汉以来，学术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兼容百家，自成一说已经成为了一种学术风尚。陆贾的道学思想的确不同一般。他说的“道”无疑是从老庄那里拿来的。但是。这个“道”大可以是本，小可以是术。不消极，不遁世，而是积极入世，自然求治。他认为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他甚至认为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他强调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的观点，看上去是给老庄思想缀了个尾巴，实际上是把老庄思想拉回到现实。他同时是一个纵横家，他把纵横术也加进了道家思想中，让道家思想更贴近现实，他说“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他创新的“道”学理论可以用四个词概括：自然顺守、无为谨敬、怀柔致远、守弱尚仁。而这些又都是道家的根本，的确能够成为一代治国之策。
当年李斯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事实呢？说归说，关键在实效。不过，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正是这本《新语》的诞生，开创了汉帝国以来系统总结秦帝国经验教训的一代思想先河。历史的奇迹显然还在后面。儒生陆贾并没有让汉高祖刘邦实行儒家的政治理想，相反却是一套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成为自春秋战国五百年来法家思想独占鳌头直至缔造秦帝国以来，道家哲学作为第二个政治指导思想成就了汉帝国初创盛世七十年的辉煌。
他第一个把道家思想上升为一种治国的政治指导思想，并不只是道家思想的简单翻版，而是用道家的思想原则把法家和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糅合，使得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更加贴近实际，更能解决问题。陆贾的《新语》虽然是粗略的表述，但他的这种“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无疑影响到今后的思想发展走向。自陆贾始，一切哲学思想自汉以来，都着眼于实际，注重其实用功效。事实证明，后来的思想家们几乎都致力于思想多元一体的努力。
陆贾首先全面地改良儒学，使之能够适应道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他找到了儒道两家都关注“治”的共同点，强调儒家的“德治”与“谨敬无为”的内在联系，用儒家的“德治”来完善道家的“无为而治”。他说“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他还说：“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禹、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话说到这里算是点明白了。秦重刑罚是一种有害的“有为”，也就是把刑罚等同于“有为”；而尧重仁义是一种有益的“无为”，也就是把仁义等同于“无为”。以强制力和教化力区分“有无利害”，我们暂且不说陆贾在概念上有强迫性，实际上，他基本上坚持了道家的原则，采取了儒家的方法。
他紧接着改进法学，主要是批评了秦帝国的“法治”太过，方法就是该减的要减，该废的要废。减废秦法成为汉帝国近七十年的主要工作，这是顺应历史的一项“民心工程”。这项工程完全按照陆贾设定的标准来判定是不是“无为而治”的。但凡减废一条秦法，就标志着汉帝国又取得了一次“无为而治”的战果。因为从刘邦进咸阳“约法三章”起，就公开向国民承诺“余悉除去秦法”，就很得民心。因为秦法已经被李斯那家伙搞成了人间地狱的钢丝绳，除了皇帝，几乎所有的人谁也保不住会被哪条法律致死。商鞅当年也深受其害而不无感慨，更何况又是几百年的极端化，“法治绝对化”的确已经成为秦帝国的致命软肋。可以说，秦帝国的法律至少有三害：一是严酷；二是繁杂；三是教条。哪一害都是要命的。以李斯的观点，臣民都是匪寇，唯有法治能够让臣民不敢起匪寇之心。所以说，不是法治不好，法治到了秦帝国这等田地，的确已经很不好了。即便是这样，陆贾也没有因噎废食，仍然坚持治国必须依靠“法治”，但是，“法治”不是治国之本，而是治国之末。陆贾给出了一个长治久安的答案：“文武并用，德刑相济”。自陆贾后，继续关注秦失天下的还有贾山的《至言》。贾山之后还有贾谊的《过秦论》。大都从“过”出发，论及秦帝国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危害。
陆贾还进一步提出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他告诫刘邦不要图利，不要贪功，不要争名，也不要大兴土木，不要发动战争。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治国治民者都会很想去做的所谓“有为而治”，是不符合“清静无为”和“大道自然”的本意的。相反，要与民休息，要不干民，不扰民，不加赋，也就是“国不兴无事之功，家不藏无用之器，稀力役而省贡献也”。话说白了，皇帝也要勤俭节约，省着过日子，不要轻易给老百姓加负担，找麻烦。这也是一条检验“无为而治”的标准。如果这样做了，那可是财聚而民散，到头来秦帝国的命运就会重现。
陆贾个人生活态度基本上保持了道家的风格。吕后专权时期，陆贾不得志，只好称病（找个理由）免官在家里闲待着，因为好畴一带土地肥沃，就把从出使南越所赠千金分给五个儿子，让他们当农民。自己一天安车驷马，带着歌舞侍从酒食一应俱全，吃喝玩乐，十人轮流更换，颐养天年。这一点跟庄子就有点很像了。
综上所述，作为汉初杰出的思想家，陆贾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他是汉初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第一个提出以“行仁义”作为立国之本的思想家，因此他是汉代的第一个著名儒家人物；陆贾虽然在《新语》中大倡“仁义”之说，但陆贾的“仁义”已不像在先秦儒家那里那样具有普遍的道德伦理的意义，而是逐渐变成了封建君主用以“得天下之民”的一种“长久之术”；陆贾为了使儒家学说更加适应汉初政治统治的需要，他在坚持儒家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已经公开地从道家、阴阳家、法家等诸子各家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儒家的思想体系，开启了汉代儒学重构的先河。
总之，陆贾不仅为儒学在汉初的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为儒学在汉代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因此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启贾（谊）、董（仲舒）的汉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学发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一个中间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