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一）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
（二）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纍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三）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馈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籑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竢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译文”
（一）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居住的洞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遗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遗风，还在邹峄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筰、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复命。
（二）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借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
（三）
汉朝继承了五帝遗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乱了。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定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起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遗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略述三代，详录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共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因此做了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做了八书。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做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做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遗失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
“点评”
两千多年前，一位文人遭受了莫大的屈辱，却“不坠凌云之志”，以血做墨，心灵为纸，完成了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作。这就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史记》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约两千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先河。在《史记》之前，中国的历史书只有两类，一类是编年体，按年代来记述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像《春秋》《左传》；另一类是国别体，按国家来记载历史，比如《国语》《战国策》。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述历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史记》以后，中国所有的正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十四史”都是纪传体。《史记》是纪传体通史，而其他诸史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就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各自独立的历史。
《史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通史巨著。它为二十四史之首，它与其他各史相比明显高出一筹。重要差别有三点：
第一，《史记》饱含爱憎。
实录难，饱含爱憎的实录更难。本来，一个史学家面对历史，只需客观公正地记述，不要求抒发感情；但是《史记》往往饱含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特别对一些悲剧人物，像《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司马迁都写得悲歌慷慨，荡气回肠；而对他憎恶的人物，像《平津侯主父列传》里的公孙弘，则不惜笔墨，从不同的侧面给予揭露抨击。
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批判最尖锐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个是和他同时代的君主汉武帝。司马迁写刘邦广招贤才，最终成就大业；更写他心胸狭隘，杀戮功臣，语言粗俗等诸多不良行为。对汉武帝的揭露，更是毫不留情。批判开国皇帝，指斥当朝君王，如此书写，往还千年，也鲜有听闻。
第二，《史记》文采斐然。
《史记》片段之一《鸿门宴》，被选为我国高中语文课本的传统教材长达半个多世纪，大家津津乐道的就是它的文学魅力。文章一开始，写项羽“大怒”，表现了项羽在秦亡之后，看不清自己和刘邦的关系已由并肩作战的友军，转为互争天下的敌人，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扼腕。全篇纤毫毕现、栩栩如生，俨然一部小说，竟令很多人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其实，鸿门宴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纵观《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三万言，此类描述，比比皆是。对于人物的刻画、场景的描写、事件的记述，司马迁都显示出高超、多样的文学技艺。
第三，《史记》平民视角。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平头百姓不入史，这是《史记》之前的一定之规。但是，到了司马迁这里，“鸡鸣狗盗”之徒也有了一席之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写的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或忠义，或智慧，五彩斑斓，妙趣横生，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篇目就是中国通俗文学的鼻祖。
司马迁非常善于寻找一般史家忽略了的、而普通平民喜闻乐见的传主。正是《史记》的不拘一格，填补了我国古代人物史上的许多空白。随手举两个例子。《论语》记载孔子的言行，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写了一个《孔子世家》，第一次完整地勾画了孔子的一生，这是迄今为止有关孔子第一篇、也是最权威的一篇人物传记。中国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所以，今天要读《论语》，首先要读《孔子世家》，了解孔子的生平，才能正确地解读《论语》。再比如屈原，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在《史记》之前，先秦的所有典籍中，都没有屈原的记载，有些人竟以此否认屈原的存在。幸而有《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才印证了中国历史确有一个忠直爱国、九死不悔的屈原。
司马迁自视甚高，自称写作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什么给了平凡文弱的司马迁如此强大的自信心，完成这样一部著作？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普通史官家庭，父亲司马谈曾有志于撰写一部通史。司马迁继承父志，为写作《史记》做过充分准备：行万里路，师从名家，大量阅读宫廷藏书。不过，这些经历，在中国封建社会为数众多的史官之中并无特别之处。
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让他真正懂得了何为“死而后生”，并从此完成了由一位普通史官到伟大史家的根本性转变。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三万出征匈奴，同时命李陵为李广利的军队担任后勤保障（将辎重）。但李陵提出，愿意率领五千步兵单独出征，以分匈奴之兵。汉武帝看到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做后勤保障，就对李陵交代：我可没有那么多骑兵派给你！言外之意，你只能带你那五千步兵出征。李陵毫不犹豫：我就带下属五千步兵出征！
李陵出兵之初，非常顺利，没有遇到匈奴的主力，一路势如破竹；还派人回到朝中，画出战地图，向武帝汇报胜况。但是，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李陵的五千步兵与匈奴单于的三万骑兵正面遭遇。面对三万强敌，李陵毫不胆怯，沉着应战，杀敌甚众。关键时刻，意外发生。李陵的一个部下，因为被上司羞辱，只身逃往匈奴，向大单于透露了绝密军情。最终，李陵投降，仅四百多人逃归。
满朝文武听说李陵投降，震惊无比。你李陵不是别人，是名将李广的孙子，是大汉的象征！战败就应“杀身成仁”！
此时，脸上已经挂不住的汉武帝强忍羞愤，询问身边的史官司马迁，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司马迁算不得大官，一个太史令，吏禄只有六百石，却直言以谏：
首先，李陵是一位国士！他一心想的就是报效国家。
另外，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与数万匈奴军队奋战多日，虽然战败了，但是，他立下的战功足以告慰天下。
再有，李陵这次迫于形势“诈降”，他是留得一命，日后见机报答汉朝。
司马迁还未说完，逆耳之言已让汉武帝怒不可遏，立即将司马迁投入监狱，定为死罪。
本来这场朝议是商量李陵之事，为什么汉武帝要迁怒于司马迁呢？
原来，汉武帝任命李广利出征匈奴，本就怀有私心，想让李广利立功封侯，自己好向爱妃李夫人卖个人情。可是，李广利这次率三万军队出兵，杀敌一万多，损失近两万，这样的战果让汉武帝无从加封。司马迁此时盛赞李陵，在汉武帝看来，就是借李陵之功指责李广利无能，讽刺他误用李广利。
司马迁被捕入狱，定罪“诬上”。诬陷皇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当处死刑。司马迁秉性耿直，贸然为李陵开脱，招来劫难。
汉武帝时代，触犯死刑的犯人，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自请“宫刑”（指阉割男子的生殖器）。拿钱免死需要五十万，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拿不出五十万为自己赎罪免死。因此，只剩下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死刑，二是“宫刑”。如果选择死刑，已经开始著述的《史记》必将夭折；如果接受“宫刑”，一个“刑余之人”，必将被天下人耻笑为贪生怕死。
司马迁却最终选择了宫刑。
西汉时期，很多人甘愿一死也不愿接受宫刑。司马迁也深知，屈辱的生比惨烈的死更加可怕。因为身份另类，终身受辱。接受宫刑之后，就成为不是太监的太监，再不能入士大夫之列，这对于一个血性男人、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是奇耻大辱！
司马迁最为可敬的一点是，为了撰写《史记》，决然选择宫刑，去承受人生屈辱的极限。“自宫”（自请宫刑）不仅仅是身体的伤残，更是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从此之后，羞辱与难堪将伴司马迁一生。
司马迁自视甚高，抱负极大。但是，“自宫”之后，即使有珠玉般的才华，圣贤般的品行，也因为戴罪之身、刑余之人，再不能以此为荣耀了（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司马迁的“才”和“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让他深感锥痛，以至于“动而见尤，欲益反损”。动不动就受到无端指责；不做事则已，做了事反而更糟糕。可以想见，司马迁后半生背负着“自宫”的重负，如何孤苦飘零，无所适从！
“自宫”之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了，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了，而激扬文字的太史公新生了。“新生”的太史公突然具备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认识，开始以饱受歧视的、社会最底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看待人生，看待历史。对那些是非成败、灰飞烟灭、否泰强弱、日月盈亏，司马迁难免生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感喟和智慧。从此，在他的笔下，不论是儿女情长的项羽，还是老谋深算的刘邦；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还是抗匈建功的卫青；不论是工于心计的王美人，还是不露痕迹的汉景帝；都因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而血肉丰满，这就是所谓“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入木三分，原因在于，司马迁从自己的经历中读懂了许多历史人物，读懂了许多他过去认识不深刻的东西。
唐人刘知己说，写史要具备“三才”：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识。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材料的堆砌。《史记》固然离不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离不开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博闻强识；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铸就司马迁修史的伟大灵魂。真正让司马迁区别于其他所有史家，让《史记》有别于其他所有史书的关键，是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正是这种不幸遭遇，造就了司马迁的史识，铸就了司马迁的伟大。
遭受宫刑之前，司马迁一心要当一个皇帝的忠臣、宠儿（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但是，惨遭宫刑之后，他沦落到太监般的尴尬地步，被开除出社会正统之列。至此，他不再书生之见，不再人云亦云，而开始有所怀疑有所批判，拥有了充满个人意志的识见和胆略，千古不朽的《史记》横空出世。
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戕害，改变了司马迁一生的命运，也成就了一个伟大史学家和一部卓绝的史学著作。
§§第四十一章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