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鼎中
1987年,我考入陕师大历史系。上学不久,便有一些学长前来传授经验,诸如系上有哪几位名教授、哪个老师讲课有意思之类。那时候,我便听说了牛先生的大名,但却不曾想到,四年以后有幸沗列先生门下,聆受先生的教诲。毕业后,我一直在比邻母校的一家出版社里工作。由于近便的缘故,时常能够幸会先生。在老西门外的林阴道上,在长安路侧畔,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里,总能看到牛先生那熟悉的身影。从投入师门算起至今,转眼已过去了16个春秋,其间接触先生的道德文章,耳濡目染,获益良多。
适逢牛先生八旬华诞,自愧资质愚钝,才疏学浅,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不敢妄作评论,只好谈一点从师受教的个人感受,以祝贺先生健康长寿。
孜孜不倦的学者
1994年,我毕业那年,牛先生退休了。三年后,有一次看望先生时,先生送我一本《唐书》(新编二十五史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初版)。这是先生退休后的第一部著作。这部《唐书》,在新、旧《唐书》的基础上,抉择取舍,采用朴素、典雅的现代白话文叙述历史,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读懂的古代典籍推出象牙塔,置于大众的视野,泽被社会,功德无量,先生亦功不可没。先生在退休前身体就有恙,手常抖得厉害。当时在书的扉页上题写赠言时,先生的手抖抖索索,好半天才将字写好。难以想象,先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艰难地完成了这部数十万字的书稿。
然而,大约在1999年元旦前后,我惊喜地看到了先生退休后的又一部著作《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近30万言,在唐初政治、人物方面多有洞见卓识,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学者张国刚先生在《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评价该书“充分肯定了李渊在建唐过程中的功绩,纠正了史书中美化袒护李世民的偏颇”。读了这本书的后记才知道,这是先生1997年短短一年里辛勤耕耘的结果!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时或走进不少地方的书店,往往能够见到这部书,浅黄色的封面,端庄大气的颜体题签,静静地立在那里的书架上。
时隔一年之后,在2000年,先生的《安禄山史思明评传》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先生退休后的第三部著作。
《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是先生退休后的第四部著作,近40万字,三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面世。我是在2002年教师节前后见到这本书的,扉页上依旧是先生那特别而熟悉的书法。先生晚年,由于偶然的原因对碑石铭文产生了兴趣,于是潜心研读,时有所获,七八年间,散布于各种学术刊物上的文章竟达三四十篇之多,最终结集出版。
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竟然在数年时间里,孜孜不倦,用为疾所困的双手,完成了百余万字的著述。这需要具备怎样的境界?怎样的意志品质?足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们惭愧、汗颜!
按理说,退休后的先生,完全可以“游憩岁月”,大可不必如此辛苦劳作。为名乎?为利乎?均不符合先生恬淡的性情。更不必说,先生三个儿女,皆学有所成。两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上海工作,本人有悠闲自在、安享晚年的充分理由和良好条件。对此,先生自明心迹,就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先生受先贤影响至深,接受了孔子的人生哲学,崇尚积极进取的人生,甚至在自己的晚年,也深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因而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勤奋、努力地耕耘着。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他们(国外的儿女)都希望我放松一下,到他们那里欣赏一下异国异地的风光,过几天闲适自得的生活。经过再三考虑,我最有感情的还是这十几平方米的书房”,“随着年龄的增长,古稀之年的精力当然不如以前了,每天工作的时间不断缩短,散步、看电视的时间反而增加了。不过,老牛拉破车,慢而不停,每天都有所前进”。
乐天知命的智者
9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去看望牛先生。师母去了澳大利亚,先生一个人在家,精神很好。我担心地问,饮食起居怎么办?先生乐呵呵地说,一点也不成问题,自己会做饭,在师大校园餐厅吃饭也很方便。当时,我心中的惊讶自不待言,这哪里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不过先生告诉我,眼睛不行了,书是读不成了,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订了一份报纸,仅仅读报纸,就要花去自己很大的精力。环顾先生的书房,朴素而整洁;书房门外的阳台上是一排几案,上面几盆花草青翠欲滴,旁边是不少摊开的报纸。
《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面世后,主要由于视力的原因,牛先生基本上告别了自己热爱并为之追求了大半生的历史学研究事业。该书的前言,据先生讲,是应省文史馆的要求写的一篇谈个人长寿之道的文章。文字朴实亲切,见地深刻、独到,蕴含着深厚的学养,洋溢着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在先生的文字里,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篇了。曾有朋友读后,赞叹不已,遂复制一份收藏欣赏。
《前言》是先生一生的总结性文字,从个人身世到少年时代的经历、青年时代的求学,以至于后来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进而讲到古稀之年对人生的思考。就文章的精神而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便是先生推崇的圣贤名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谚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一生活了73岁,在孔子的时代,这简直是高寿了。先生认为,孔子之所以高寿,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精神有所寄托;二是心情愉快,不知忧愁。寄托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孜孜以求,先生在晚年的身体力行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面对人生,先生又保持着一种淡泊宁静、乐天知命的态度。记得《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出版后,先生说,他的视力每况愈下,大半生里所从事的工作看来须放下了,以后就安享晚年吧。没有惋惜,没有遗憾,能拿起时拿起来,该放下时坦然地放下,进退之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达观,一种人生的智慧。
无论是旭日初升的清晨,抑或是夕阳西下的黄昏,那个在林阴道上散步的老者,我想,他心灵的天空该是宁静而坦荡的。
谦虚敦厚的长者
在我的印象里,牛先生素来都是一位谦谦君子、敦厚长者。
先生言语不多,先生的学术成果可谓丰硕。给我的感觉是,先生绝大数时间里都在默默地耕耘,这是否契合了古人所说的“讷于言而敏于行”呢?或许正因为这样,多年来,无论是在课堂上聆听先生陈述个人的见解,还是在先生的书房里讨论问题,抑或是日后任何时候的偶尔造访,先生总是保持着一种平实朴素、虚怀若谷的风度。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先生认为,自己的著述是否对社会有所裨益,应待别人来评说,“一个小小史学工作者的执著追求,只要自感有点效果,也就不算徒劳无益了”。我觉得,这是先生的一片真言,也反映了先生的一贯作风。提到大家准备为他即将到来的八十寿辰做点事情时,先生流露出明显的不安:“这怎么说呢,我个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罢了!”
先生性情敦厚。当年我毕业论文的选题,先生是不满意的,担心我驾驭不了。可惜我年轻固执,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先生考虑再三,最终同意了我的选题,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告诉我要多下点功夫。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由于选题不合适,加之种种个人原因,在毕业论文这件事上,我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那时候,对于我的少年轻狂,先生尽量委婉提示,却从未加以辞色。而我,在人生的路途上匆匆向前,至于反思与自责,那是随着年龄增长,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毕业分配、选择工作的时刻很快便到来了。在那间朴素、整洁的书房里,先生谈了他的想法,建议我暂以唐史所秘书身份留下来开展工作,工作之余好好读书充实提高自己,在适当时候可以攻读博士学位,进一步深造,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遗憾的是,先生的一片苦心并没能打动我。原因很简单,我那时没有做好安于清贫的思想准备。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对我讲,他的女儿在邮电学院工作,成家后还在使用先生淘汰下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当时的我不能彻底明白先生这句话的含义所在。眼前的利益往往会妨碍人对一生的长远打算,这是阅历渐长之后我方才明白的道理。于是我对先生一直心存感激。
因为个人的选择,学问于我已成歧途。多年后,看到师兄弟们学问日益长进,总不免感到无颜以对先生。偶尔流露出这样的心情,先生便讲,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要将本职工作做好;如果有余力,读读书写写文章当然最好嘛。对于我先前的轻狂、无知,未置只字批评之语。
先生的谦虚敦厚,何尝不是一种能够润泽人心的精神财富呢?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是陶渊明《归园田居》组诗中的名言。诗句说的是一种自然、宁静的境界,那是诗人心灵的栖息地,诗人乐在其中。牛先生晚年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亦乐在其中?而且,榆柳生长,桃李花开,生机盎然,足以寄托一份美好的祝愿。
(陈鼎中,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