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将古希腊文学视为效仿的范例，而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推崇，正是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显著特征。歌德是这一时期的领头人，与他并驾齐驱的是德国另一伟大诗人和 剧 作 家 席 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歌德与席勒双雄订交的十年（1794~1805）是德国文学古典时期的巅峰。席勒在其短促的一生中，不仅收获了丰硕的文学成果，还写下了诸多史学与美学著作。繁忙的笔耕，另兼缠身的沉疴，几令席勒别无余暇旁及外国文学。然而，他还是为我们今天探讨其与中国的关系留下了一些论说的话题。
“冒名”孔夫子
席勒曾以“孔夫子的箴言”为名，先后于1795 年和1799 年写下了两首分别以时间和空间为对象的箴言诗。此处，我们将这组两相对应的时空诗一并录下：
第一首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急飞如矢的乃是现在，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
它在缓步时，任怎样性急，不能使它的步子加速。它在飞逝时，恐惧和犹疑不能阻挡住它的去路。任何懊悔，任何咒语，不能使静止者移动寸步。
你要做幸福、聪明的人，走完你的生命的旅程，要听从迟来者的教诲，不要做你的行动的傀儡。别把飞逝者选作朋友，别把静止者当作对头。①
第二首
空间的测量有三种不同：它的长度绵延无穷，永无间断；它的宽度辽阔广远，没有尽处；它的深度深陷无底。它们给你一种象征：你要进入完美之境，须努力向前，永不休息，孜孜不倦，永不停止；你要看清世界的全面，你要向着广处发展；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必须向深处挖掘到底。只有坚持才达到目的，只有充实才使人清楚，真理藏在深渊的底部。①
人们往往把席勒的诗称为“思想诗”，因为它们富于哲学思考。此处的两首显然也有这样的特征。在前一首诗中，席勒把绵绵无尽的时间长河分成三截：过去、现在和未来，并用寥寥数语勾勒出了三者的特征。在揭示了各个时间段落的属性之后，诗人以智者的口吻教导世人应如何在时间的汪洋中聪明而幸福地驶完各自的航程。
讲到空间，诗人分别从长、宽、深三种维度进行了考察。较之时间的三段构成，席勒赋予空间三维的象征意义要具体、形象得多。面对广袤无垠、莫测高深的宇宙，人们惟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充实与钻研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席勒以格言的形式表述了人类对时空这一组概念的一般体验，借此阐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这两则诗歌形式的箴言就其劝喻人生的性质来看，颇似出自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孔子之口。然而，席勒对中国的先圣孔夫子仅是假借名义而已。原因很简单，除却《论语·子罕》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一句慨叹时光如梭以外，真正的孔子对于时空两者几乎没有留下泽被后世的警句。因此，席勒的《孔夫子的箴言》绝非孔丘言论的德文转述。
那么，席勒托名孔子仅仅是个偶然吗？我们知道，在欧洲18世纪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中，孔子曾被西方奉若神明，享一时之盛誉。可是，到了18、19 世纪之交，人们对孔子的热情已渐趋冷却，怀疑与批评逐渐取而代之。于此时此际执著于一个行将过时的偶像，似乎有不合时宜之嫌。不过，大概是因为孔子往日的声名实在隆盛，席勒禁不住要与他老人家攀上些关系。虽然其诗与孔子思想无甚瓜葛，但托名本身已显示了他对孔子的关注。
至于席勒为何“冒孔子之名”写下两首箴言诗，除了上述所作的解释外，另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见解。据有关人士考证，席勒在写就第一首《孔夫子的箴言》的当年曾给其友人、《好逑传》的德译者穆尔驰函一封，对其赠阅《好逑传》一书致以谢意。① 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就在穆尔的《好逑传》的德译本中，另有一章名为“中国格言和深刻的道德表述”的内容。在这些格言警句中，大约有30句与孔子有涉。说席勒上述时空两诗是受穆尔书中孔子格言的启发而成，这个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② 此外，对《好逑传》一书本身，席勒印象深刻。1800 年，他曾萌生改编此书的念头，却于中途辍笔，令人遗憾。
“中国”公主杜兰朵
在关于席勒与中国之间可能存在的文学因缘这个问题上，人们探讨得最多的恐怕要数他的剧本《杜兰朵———中国的公主》了。此剧脚本完成于1801 年12 月27 日，于次年1 月30 日在魏玛公演。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芳名杜兰朵的中国公主是如何在欧洲舞台上抛头露面的。
杜兰朵是中国皇室的金枝玉叶，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她天仙般的容颜闻名遐迩，各国年轻的王子纷纷前往求聘。可是，杜兰朵心性孤傲，绝不容许任何男子玷污她高贵的尊严。为了摆脱络绎不绝的王子们，她定下了极其苛刻的条件：求婚者必须猜出三个玄奥的谜语，方可成其东床驸马，否则就只得做牡丹花下的风流鬼了。杜兰朵本想以死相胁，然而倾慕者还是趋之若鹜，结果都落了个斧钺加颈、枭首示众的结局。从此，杜兰朵的悍名遍传广宇，人们谈“杜”色变。
一天，北京皇宫来了一位落魄的异国王子，定要会一会那传闻中暴戾、无道的绝色女子。王子名叫卡拉夫，其人器宇轩昂、举止高贵。他深深地爱上了明若星辰的中国公主，而杜兰朵那一如坚冰的心也在王子的注目中悄悄融化了。然而，公主固执的傲慢也迫使卡拉夫经历了生死考验。卡拉夫轻松过关，杜兰朵始料未及。公主颜面扫地，老羞成怒，不愿履行誓约。卡拉夫便也让她猜谜，猜他姓甚名谁，故土何方。公主若能在次日清晨告知答案，他卡拉夫就自愿受死；如若不能，则公主必得践约。
正当杜兰朵为了猜谜费尽思量的时候，她的侍女阿德玛找到了卡拉夫。阿德玛原本也是个公主，曾在故国与亡命的卡拉夫邂逅，心下早已属意于他，只因其王兄向杜兰朵求婚不成招致杀身，其父兴兵报仇却导致了国破家亡，她才流落至此，忍辱为仆。如今得见梦中人，当然不愿拱手相让于仇敌。阿德玛诱劝王子与自己私奔，遭王子拒绝。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转而将王子于无意间泄漏的姓名、出身告诉了杜兰朵，以期阻止两人的婚事。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天杜兰朵在说出谜底、挽回面子之后，仍接受了王子的爱情。羞怒绝望之余，阿德玛欲寻短见，为卡拉夫劝止。最后，她重获自由，并得到了亡父的江山。
《杜兰朵》一剧的素材最早见于波斯诗人内扎米于1197 年写就的叙事诗《七美人》（一名《七宝宫》）。这七个美人中的一位曾讲了一个“俄国公主星期二在红楼上讲的故事，是关于杜兰朵赫特的谜语的故事”。“杜兰朵赫特”意为“来自杜兰的女儿”，这个地名指的是今属原苏联领土的杜兰地区。① 可见，在内扎米的诗作中，杜兰朵是个俄国女子，且故事的发生地在俄国。
几个世纪之后，《天方夜谭》的姊妹篇、一部名为《一千零一日》的波斯传说集问世（1710~1712），其中收有杜兰朵的故事。不过，此中的杜兰朵已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公主，故事地点也转移到了中国的北京。① 这样的变更，出于迎合其时在欧洲盛行的“中国风”之动机，造成了故事中“民族和姓名混杂的情况”②。
1762 年1 月22 日，意大利剧作家卡尔洛·戈齐（Carlo Gozzi）根据《一千零一日》中的这个故事改编的诗体悲喜剧《杜兰朵———中国的公主》在威尼斯公演。1777 至1779 年间，德国人维尔特斯（Friedrich August Clemens Werthes）将戈齐的剧本译成德语，剧中的诗章被译成了散文。席勒正是通过维尔特斯的译本读到了戈齐的剧作。③“中国公主”的题材激起了他改创的热情。1801 年11月16 日，席勒在给友人寇尔纳（Gottfried Koerner）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需要一部新的剧作，如有可能，最好来自异域；而戈齐的一个童话恰好完全合适。我在改编中采用五步抑扬格的形式，在故事情节上几乎不作更改，不过，我希望通过诗意方面的润饰，使新剧在演出时具有更高的价值。戈齐的剧本布局极佳，但是还不够完美，缺乏诗剧的生命。剧中人物就像牵线的木偶，一种呆板的僵硬贯串着全剧，这是我必须加以克服的地方。④
席勒将戈齐原作中的人物称为僵硬的傀儡，主要是针对杜兰朵这个形象而言的。在意大利人戈齐那儿，杜兰朵的蛮横与残酷毫无道理可寻，而席勒正是要给女主角乖戾的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席勒的杜兰朵激昂地说道：
———我不是残酷。我只要求自由生活。我只不愿隶属别人；这种权利即便是最下贱的人也在母胎里就赋有的我作为皇女要捍卫这点。我看到整个亚细亚，妇女都受到贱视和奴役。我要为受苦的同性，对傲慢的男子报复，他们除了粗健之外，比纤弱的妇女别无优越。造物给了我理智和敏慧，作为我保卫自由的武器。———我不想和男子往来，我憎恨他，蔑视他的傲慢和狂妄———他向着一切珍宝贪婪地伸出双手；悦他耳目的，他就想占有。造物用美色装饰了我，赋予我才智———为什么世界上高贵者的命运总受猎人的追逐，而平凡者却能安然守璞藏拙？美色一定要成为个人的掠夺物吗？她是自由的，好像太阳，灿烂地在天空造福万物，是光明的泉源，使万目喜悦，决不做一个人的婢女和奴仆。①
这段话与维尔特斯翻译的戈齐的剧本“毫无共同之处”②。席勒让杜兰朵这个中国的公主发出了渴望自由的呐喊，这使人物性格得到了深化。杜兰朵由原先颐指气使、刁蛮成性的童话形象变成了一个为崇高理想奋力拼搏的“席勒式悲剧人物”③。然而，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自由、平等、自我价值等观念“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④。此处，在席勒构想的这个“中国”公主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亚洲通过欧洲的想像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像才得到表述”⑤。借“中国”公主之口，席勒表达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争取平等自由的人道主义思想。
尽管有学者认为，席勒的这出“中国”戏名不副实，其中的“环境、性格刻画和戏剧手法毫无中国味儿”⑥ 可言，我们还是能在剧本中发现零星镶嵌其间的些许中国色调的。在戈齐的剧作中，孔子被视为中国人信仰的神，剧中的人物在起誓和感叹时呼唤的都是“孔子”的名字，而席勒则以“天”和“伏羲”代之。伏羲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天帝或人类的始祖。席勒的这一改动，表明了他对中国比戈齐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戈齐的剧本中，中国公主杜兰朵借以置人死地的三个谜语分别是“年岁”、“太阳”和“阿德里亚的狮”。这与《一千零一日》中杜兰朵公主的三枚杀手锏大相径庭。波斯传说中的三个谜语分别为“眼睛”、“耕犁”及“彩虹”。席勒在他的剧本中沿用了戈齐的第一个谜语，并把另两个替换成“眼睛”和“犁”，这与《一千零一日》中的说法相似。其中“犁”这个谜语与中国有关，且看杜兰朵如何说出这一谜面：
这是什么东西，少数人重视，可是它装饰着最大皇帝的手；它是做了用来破坏的，它和刀剑有近亲关系。它不教流血，却搞成千疮百痍，它不抢劫任何人，却搞得富裕，它征服了整个地球，把生活搞得安宁和均等。它建立了最大的帝国，它建起了最古的城市；但它从未煽起过战争，只教信赖它的人民幸运。外国人，假使你猜不出它，就离开这个繁荣的国家！①
卡拉夫听完公主的谜语，稍作思考，沉着应来：
这个铁器，只受少数人珍视。中华帝王亲自把它握在手里，为了对一年的第一天表敬意。这工具，比起刀剑没有罪咎，用虔诚的辛劳征服环球———谁从鞑靼荒凉的草原，那里只有猎人在游荡，还有牧童在放牧牛羊，走到这繁华的国境内，只见四周碧绿的秧田，百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享着和平法律的加惠，谁不尊敬这宝贵器械，给万人创造幸福的———犁？①
从卡拉夫王子所作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席勒为其剧作点缀中国色彩的用心。关于中国皇帝于新年伊始扶犁躬耕的说法，《礼记·月令》中记载如下：“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对中国帝王的这个俗尚，西方传教士曾作过这样的介绍：每年春天，皇帝都起驾下田，躬行劳作。皇帝与随行的官员都是褐衣粗服。在开耕之前，人们先向上苍拜祭。仪式完毕后，皇帝率先犁开一块席子大小的土地。随后，他登临高处，俯瞰诸侯、官吏们在田间耕耘。当皇帝犁田时，农夫们在一旁开怀歌唱，唱着农业的重要性。②
这幅祥和的君民同耕图在欧洲18 世纪的启蒙浪潮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孟德斯鸠把中国古代皇帝扶犁躬耕的这个习俗称为“促进农业的高明制度”①。对中国古代的重农政策，伏尔泰也是赞许有加，他曾不无感叹地质疑道：“究竟是什么厄运使农业事实上只有在中国才受到重视？”②显然，席勒在此延续了启蒙时期对中国的颂扬态度。在与民同乐的“中华帝王”身上，席勒看到了古典主义所追求的贤明君主的榜样。
在这个“中国”公主的故事中，我们只领教了三个被卡拉夫破解的谜语。可是，要知道，剧作家为公主设想的刁钻古怪的谜语远远不止这些。除剧中的三个之外，席勒还留了十一道后备题。其中有一个猜的是长城，谜面如下：
有一座建筑，年代很久远，它不是庙宇，不是住房；骑马者可以驰骋一百天，也无法周游，无法测量。多少个世纪飞逝匆匆，它跟时间和风雨对抗；它在苍穹下屹然不动，它高耸云霄，它远抵海洋。
它不是造来夸耀宇内，它为民造福，担任守卫；它在世界上无出其右，但却完成于凡人之手。这道谜语的谜底为：
这座古代的坚固的建筑，它对抗着风雨和世纪，它伸展得无穷无尽，保护万民，它就是长城，给中国和鞑靼荒漠分界。①
有学者探究发现，席勒的这个“长城谜”很有可能是受了前述穆尔《好逑传》一书中相关注释的启发。穆尔在其译本中对中国的长城作了如下注解：
这个伟大的工程在世界上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它围住了中国北方边境。著名的秦始皇帝大约在公元220 年前让人营造长城，以此来保护中国免受相邻的鞑靼人的侵扰。②
在以上篇幅中，我们就席勒的诗作《孔夫子的箴言》及剧本《杜兰朵———中国的公主》作了番粗浅的阐发。前者假托孔子之名，其中所言却令人想起康德的时空观；后者则假想了一个中国公主的形象，其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显然是西方人的想像。究此两部作品的实质，我们可以说，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似乎仅为淡水之交。
3 Seckendorffs Begegnung mit Gedanken von Lao-tse und Tschuang-t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