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散文的创作显得十分活跃。就在这块活跃的园地里，郁达夫留下了一行耕耘的足迹。郁达夫的散文创作可谓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有以“零余者”身份羁旅途中的记行体，如《还乡记》、《还乡后记》等；有描写山水神韵的纪游作品，如《方岩纪静》、《钓台的春昼》等；有重在烘托意境、抒发情思的深邃短章，如《暗夜》、《立秋之夜》等；有偏于抒情议论的随笔，如《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等；还有渗透浓厚情味的记实性文章，如《在警报声里》……归纳起来，郁达夫的散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描写内容：
一、现实生活的实录
郁达夫的散文绝大多数都是立足于现实的，只要与历史有点因由，作者便不由自主地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作品内容的深广度和立体感。
1928年郁达夫写的《感伤的行旅》便是典型的作品。由于久居城市的厌倦和对政治形势的迷茫，郁达夫由上海过苏州到无锡，想要到外面通过游览换一口新鲜空气，而一路所见却是“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人事，事事堪哀”，他耳闻目睹了军警对旅客居民的搜查骚扰、军阀对百姓的征收剥夺。尤其是对军阀连年混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说：“这十余年中间，军阀对他们的征收剥夺，虏掠奸淫，从头细算起来，哪里还算得明白？”并对南京反动政权建立以后老百姓的生活前景表示深切的忧虑：“逝者如斯，将来者且更不堪设想，你们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长什么局长的任命，一般物价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税地税杂税等名目的增设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为此作者还愤怒地写道：“那些卑污贪暴的军阀委员要人们，大约总已经把人性灭尽了的缘故吧，他们只知道要打仗，他们只知道要杀人，他们只知道如何地去敛钱、争势、夺权、利用，他们只知道如何地来破坏农工大众的这一个自然给与我们的伊甸园。”这连珠炮似的怒斥，对他们简直是一种暴风雨般的闪击！紧接着，作者又巧妙地用自嘲的口吻，表达出对那些达官要人们无比愤怒的心情：“啊呀，不对，本来是在说看山的，多嘴的小子，却又破口牵涉起大人先生们的狼心狗计来了，不说吧，还是不说吧。”读到这里，我们仿佛看见了作者当时怒不可遏的神情，窥见了他那颗刚正不阿、激愤难平的心！作者用“金刚怒目”式的笔墨、鞭辟入里的语言，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南京反动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和丑恶表演。
还如《还乡记》和《还乡后记》，记叙了作者回国后在还乡途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一个久别祖国的爱国者，回国后看到久久思念的祖国仍然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其心情之凄凉、希望之破灭是可想而知的。郁达夫运用了情中见景、由景生情的手法，一段风物描画之后，便抒发一段慨叹，感情的流泻十分讲究内在的节奏和韵律，可谓张弛有度，伸缩有节；时悲时喜，波澜起伏。
如《还乡记》一文中的第四节，作者写道：（我）在车上吃了个饱，带了三分醉意，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铁栏，一手用了半支火柴在剔牙缝。凉风一阵阵地吹来，野景一幅幅地过去，写“自己”正在快乐的时候，“直觉得太幸福了”。第五节却转而写道，“忽而在万绿丛中看见了一幅美满的家庭团叙图”：一个农夫擎了一个周岁的小孩，在桑树影下笑乐；一个农妇给他送来饭食，笑微微地站在旁边守着他们。因这桑间陌上、夫唱妇随的农家乐图景，由此感情猛转，联想到自己别妻离子、流落途中的苦处，不禁悲痛欲绝，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想死的念头，随即“两脚抖了起来，闭上眼睛，咬紧牙关，身体抬跳起来”，想要跳下火车自尽。在第六节中，主人公的情绪又回转过来，看到车外青翠灵秀的山野、溪流、杨柳，陷入沉默，独自感伤。随着文中情感的抑扬顿挫、往复回环，读者受到了感染，作品中那炽热的感情，如波浪滔滔的万里江河奔涌直泻，富有节奏和韵律地将读者的情感一步一步地推向了高潮，字里行间暗暗透露出一种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情韵之美。
再如《在警报声里》，这是郁达夫的一篇重要的记实性散文，此文是追记作者在国内的徐州劳军时听抗日师长池峰城讲述在台儿庄打敌人的事，这一篇“抗战散文”比纪游散文表达思想感情当然来得更直接些。郁达夫用平朴简洁的笔，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在台儿庄打过一次大胜仗的英雄池峰城；用一种凝重深沉的笔，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爱国的农妇和47位敢死的义士的形象：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河来报告消息；47位义士英勇杀敌，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抗日战争激发起人民伟大的民族情感和神圣的爱国精神，作家为有这样的爱国农妇和敢死的义士而感到欣慰，并坚信抗战必胜。他在满怀深情的回叙中，为圣女塑像，为义士礼赞。文章最后高呼：“我们一定要为义士复仇！复仇！复仇！”像是积聚了全民族的力量，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喊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强音。文章叙事节奏快捷，感情激切深沉，语言质朴，笔触凝重，在郁达夫所有散文中，这是最有激愤之气，音调也是最雄厉的一篇。郁达夫20年代的散文，多个人感伤悲怨之情，虽不乏愤世之音，终不过是个人的失意、失业而对社会发出的控诉，不似《在警报声里》，个人只是伟大行动与献身义士的叙述者，情感的打发也不再是个人一己的愤慨，而是全民族胜利的唤呼和“复仇”的呐喊。可见在抗日战争中，郁达夫已自觉地把个人融入民族的时代洪流之中，从小我到大我，实现了人生的巨大超越。
总之，郁达夫实录性散文能紧扣时代，篇篇关注现实，虽然在结构上像是漫不经心、随想随说、随意而成，有些篇章甚至有开头无结尾，或者可以一直写下去。可就是这样的结构、这样的文章，却能让人百读不厌。由于在思想上能把国家、民族大事萦绕于怀，因而郁达夫实录性散文在艺术上更注意个人感情的节制，风格上也趋向于凝重，可以说这是郁达夫散文艺术的又一高峰，只是由于创作量太少，而未能使这样的特色更加彰显罢了。
二、自我心境的抒写
郁达夫特别强调散文的“自叙传”色彩，强调所写生活的极端自我性，即审视生活的目光与生活本身的完全自我化。他一方面指出：“自叙传”的散文创作，就是要求作者“所写的主题，都系取从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内”，另一方面他更以自己的大量作品对“自叙传”作出诠释。读者一旦进入郁氏早期散文世界，触目所见，皆是作者个人生活的描述，而且是大胆的、赤裸裸的、全无顾忌的描述，它彻底打破了以往散文作品道学家的条条框框，将前人不敢表现的个人隐私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如郁达夫早期著名的散文《还乡记》和《还乡后记》，作者以悲哀的心情还乡，绝望之中多少还期待着能在故土和亲人中得到某些人生的温馨。但文中记下的一件件令人烦恼、不尽人意的事情，反而更增添了作者人生旅途的失意感和孤独感，即使观赏途中的美景以及领略农家欢乐的情致，瞬息之间也都成了令人沮丧的悲愁，以至最后到了家门口时，竟无勇气和家人团聚……“还乡”如此状况，可见当时作者的心绪低落到了何种程度！作者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的情感毫无保留地表露给读者欣赏，这种暗自凄凉、自我暴露、自我宣泄的独特表现方式，不但感动了当时的读者，而且给文坛亦增添了色彩。
1926年，郁达夫写了《一个人在途上》，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简直是哭天抢地的在诉说，在遭受一系列人生挫折之后，又痛失爱子，这无疑成了郁达夫倾诉感伤之情的爆发口，几年来的泪水都在这里汇合了。这不仅是对爱子的追忆和怀念，也不仅是对妻子的同情与内疚，更是对自己境况、遭遇的悲切哭诉。当告别了妻子，又剩下了自己孤独伶仃的一人，并再次踏上艰辛旅途之时，作者不免把自己与卢梭晚年的孤独境况相比较……这是怎样的人生凄苦，是怎样的不可遏止的断肠之情，在这里，达夫的悲愁情绪已经由触发式的神经敏感，变成了实实在在、不由自主的全面倾泄了。这种生活与艺术“紧抱一块”的创作思想，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的、灵与肉的抒情倾向，使他区别于其他现代作家，形成他独有的、特有的创作风格。这是由社会环境、时代思潮以及作家本身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所决定的。
读着这些极端个性化的作品，也许有人觉得郁达夫过于偏执，殊不知这是一种富于强烈的反叛精神的偏执，是面向封建传统文学“作为了战斗的利器”的偏执，是以极端的坦诚刺破虚伪与做作的偏执，是充分展示着作家于新文坛上破旧立新勇气的偏执。郁达夫曾经宣称：“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的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世上若骂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认的，世上若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若没有‘新味’，那文艺的价值就等于零了，我们何必要文艺呢”？郁达夫这种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寻求全新的表达方式，以求准确再现内心真实的努力，终于使他的散文“开创了一个时代”——尽管是一个“孤独者”的时代。
其他如《海上通信》、《零余者》、《立秋之夜》、《北国的微音》、《小春天气》、《灯蛾埋葬之夜》等作品，作者在塑造“零余者”形象时，都是通过自我心境的抒写，充分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伤感、彷徨的心境，以及苦闷、忧伤的情怀，从而也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三、“桃花源”式的生活情趣
在对现实生活的记录中，郁达夫虽然有爱国主义的热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抨击，但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白色恐怖的逐步升级，作者想遁世的心理也与日俱增。因此，在郁达夫的一些山水小品中，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悠游闲适、乐天安命的生活情趣。
作者向往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式的生活，其实这种思想早在《感伤的行旅》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如他在看到太湖边开原乡一带的秀丽景色和良好的地理位置时，就想有朝一日要来此“置它的三十顷地，营五亩之居，筑一亩之室。竹篱之内，树之以桑，树之以麻，养些鸡豕羊犬，好供岁时伏腊置酒高会之资；酒醉饭饱，在屋前的太阳光中一躺，更可以叫稚子开一开留声机器，听听克拉衣斯勒的提琴的慢调或卡尔骚的高亢的悲歌。若喜欢看点新书，那火车一搭，只教有半日工夫，就可以到上海的璧恒、别发，去买些最近出版的优美的书来”。在《钓台的春昼》中，这种思想表露得更加明显，他陶醉于富春江畔桐君山巅的幽美景色之中，对当年严子陵的隐居生活羡慕之至，表示准备舍弃一切，来这里“结屋读书，颐养天年”。
尤其是在达夫移家之后的游记中，许多篇章都提到了他向往的理想境地——“世外桃源”。比如在游记中他写道：“一到花坞，就觉得清新安逸，像世外桃源的样子了”（《花坞》）；“所谓刘龙坪者，是五泄山中的一区特异的世外桃源”（《杭江小历纪程·诸暨》）；“这龙门坑的一个村子，真是外人不识，村人不知，武陵渔父也不曾到过的一座世外桃源”（《龙门山路》）。郁达夫向往“世外桃源”的确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只要一遇见风景秀丽、环境幽雅的地方，就会触动他的神经。在游记中，他也常常津津乐道于“桃花源”式的生活情趣和牧歌般的田园气氛：“挈妻儿来这一区桃花源里，住它几日，不看报，不与外界相往来。饥则食小山之薇蕨，与村里的牛羊，渴则饮清溪的淡水。日当中午，大家脱得精光，入溪中去游泳。晚上倦了，就可以在月亮底下露宿，门也不必关，电灯也可以不要，只教有一支雪茄，一张行军床，一条薄被，和几册爱读的书就好了。”（《出昱岭关记》）这可真比当年武陵渔父所发现的桃花源人的生活还要惬意得多。“夕阳反照，红叶如花，农民驾驶黄牛在耕种的一种风情，也很含有着牧歌式的画意”（《杭江小历纪程》）；“穿桑林，过小桥，一路走去，那一种萧疏的野景，实在也满含着牧歌式的情趣”（《皋亭山》）。用不着多加摘引了，此时的郁达夫，“世外桃源”的想法、牧歌式的气氛已经占据了他思维王国绝大部分的空间。社会环境愈险恶，他笔下的“世外桃源”就愈华美；个人心情愈苦闷，他花在描绘牧歌式情趣上的笔墨就愈多。
然而，“桃花源”式的生活当然只能是闭上双眼想想而已，而在哀鸿遍野的旧中国，所谓“牧歌式的情趣”也只能是一种不现实的向往罢了。这种想象和自我哄骗当然排遣不了他越积越深的苦闷和烦恼，一旦睁开双眼，依旧是令他心烦意乱的人间世界，这可真叫“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于是，郁达夫为了麻醉自己，便津津有味地和别人谈论名妓的风流韵事（《西游日录》）；“日里上海滨去看看裸体，晚上在露台听听淫辞”（《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或者挤进赌牌九的人群，“押了几次，等四毛小洋输完”（《皋亭山》）……
当感官的刺激、无聊的举动仍然解脱不了他越来越沉重的苦闷时，他甚至想到了要皈依佛门。如他在观赏衢州烂柯山一带的妩媚风光时，深深感叹道：“一个在城市里住久的俗人，忽入此境，哪能够叫他不目瞪口呆，暗暗里要想到成仙成佛的事情上去呢？”（《浙东景物纪略·烂柯纪梦》）杭州花坞深处的茅庵，更是他经常流连忘返的“圣地”，他认为：“庵里面的洁净……庭前屋后树木的参差掩映，和厅上佛座下经卷的纵横，你若看了之后，仍不起皈依弃世之心的，我敢断定你就是没有感觉的木石。”（《花坞》）更有甚者，在游天目山狮子口时，他品味清酽的山茶，吸着冱寒的山气，欣赏山僧的谈吐，展拜禅师的坟墓，乐而忘返，“想学学这天目山传说中最古的那位昭明太子的父亲，预备着把身体舍给了空门”（《西游日录》）。郁达夫“消极遁世”的思想，到这里可以说是达到最高峰了。
看得出来，达夫的这种归隐思想，明显的是受到了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太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思想的影响。出世归隐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文人中间一向是很有市场的，从老庄崇尚虚无、提倡返璞归真开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一些进步的文人学士以归隐来表示不同世俗合流，表示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并以此来维持节操。但是，历史的车轮已大大向前推进了，如今劳动人民以及一切进步的爱国人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的今天，陶、李当年的做法显然已不足效法了。不过郁达夫的消沉同林语堂等那批帮闲文人的消沉是有区别的。他之所以沉湎于湖光山色，醉心于“世外桃源”，那是针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和黑暗社会现实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其实在达夫头脑中，进步思想的火花并没有熄灭，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仍然体现着正义感，蕴藏着对反动当局的憎恨及爱国、忧民的思想。
四、对自然风光的吟唱
中国现代山水小品是与现代小说、新诗同时诞生的。1919年，李大钊写的《五峰山游记》是现代的第一篇山水小品文，之后朱自清、孙伏园、冰心、徐蔚南、胡适等接踵而至。不过从整个山水小品的层面上看，郁达夫的山水小品不仅在数量上首屈一指，在艺术上也是有独到之处的，可以说数他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达夫从小就生长在风光旖旎的富春江畔，他对富春江最熟悉，对富春山水最有感情，所以每当作者一踏上故乡旅途，就被这眼前的景色所陶醉，便情不自禁地要用笔来描绘，来讴歌这壮丽的山河，以表达对故乡如痴如醉的爱，而这种爱，也正是植根于作者对祖国的热爱。
如《钓台的春昼》是记作者从富阳溯富春江而上去访严子陵幽居的游程的，而这一段江面又恰是整条富春江景色最美的地段。梁代文学家吴均曾说过，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而达夫则是这样写富春江两岸景色的：“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有时候过一个沙洲，洲上的桃花菜花，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正在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为我们画出了一幅既美又有诗意的春江闹意图。划着小船向前行进，青山两岸移，作者又继续写道：“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清清的一条浅水，比前又窄了几分，四周的山包得更紧了”，“山容峻削，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写出了江山的变幻多姿，这样就把富春山水之美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为此情不自禁地叹道：“我虽则没有到过瑞士”，但“立时想起了曾在照片上看见过的威廉退儿的祠堂。这四山的幽静，这江水的青蓝，简直同在画片上的坷罗版色彩，一色也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就是在这儿的变化更多一点……”作者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热情跃然于纸上。
在郁达夫的山水小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既热爱祖国南方的锦绣河山，也恋慕雄奇瑰丽的北国风光……如在记载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地的游程中，作者满怀激情地描绘了当地山水的奇光异彩，抒发了拳拳赤子之心。
如在《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一文中，作者记录了他游览四地时的所见所感，对雄伟壮丽的北国风光、风俗人情，作了十分形象的描绘。比如对青岛的描写，作者首先在船上看到“白的灯台，红的屋瓦，弯曲的海洋”，等到踏上陆地，和她“亲吻拥抱”之后，就觉得她“比无论哪一个港市都要清新些、美丽些”。紧接着把她同国内其他港市作了形象的比较，这就显出青岛风光的不一般了。到此作者犹嫌不足，进而拿她再同国外的港湾作一对比，青岛就更显得华美无比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最后，他从内心发出了这是“‘东方第一良港’、‘东方第一避暑区’的封号，果然不是徒有其表的虚称”的感慨，从而把自己爱国主义的激情推到了高潮。
自古以来，山水小品以表现山水的神韵为指归，郁达夫可谓深得其中之味。如他对《花坞》一文的描写，作者先写“花坞”为山所环抱，一谷直下，有萧疏的竹木，清溪蜿绕以及庵堂错落等，都是写它的外在美。后面将之与人比、与花比、与菜比，则是在抒写它的内蕴了，而事物的内在之美是无法直接吟唱出来的，于是作者便通过唤起读者的联想，同时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来体会花坞的神韵。
在《钓台的春昼》中，作家对山水神韵的表现则另有一种手法：“向天上地下四围看看，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双桨的摇响，到此似乎也不敢放肆了，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静，静，静，身边水上，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死灭的静……”以双桨的摇响、幽幽的回声及不敢放肆的动，反衬出静的极致，这正与梁代诗人王籍船行若耶溪上时的感觉相契合，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现代版本。
郁达夫吟唱自然风光的山水小品，篇篇都做到了情真与景真，情境的逼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比前期的散文更具有“吟咏力”。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常常可以体会到作者对浙东景物的钟情，对北国风光的留恋……表现出作者热爱祖国、眷怀祖国及盼望大好河山重新回归人民怀抱的思想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