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我国“五四”以来的许多著名作家一样，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硕果累累，而且还很重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对西方文学家的介绍。从郁达夫的著作和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毕生阅读和购置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书籍，而且有过种种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计划，同时还可以看出，郁达夫是在创作他的小说集《沉沦》诸篇时，便开始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了，并且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学生涯。因此我们可以说，郁达夫不但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翻译家。
郁达夫的翻译活动是以编译、摘译、译写、译评为主要内容的，而在全译方面，由于其严格的选材标准，译著的数量并不太多。究其一生，郁达夫共翻译了英国、德国、俄国、爱尔兰、美国、法国、日本等近10个国家、28个作家包括诗歌、短篇小说、文论及散文在内的30余部作品（散见在他的小说、日记、散文、文艺评论等作品中的译诗、译文不算），大约有20余万字。出于希望国人更进一步的努力，他曾把自己的译作编集出版。郁达夫的译作就其数量和影响而言，虽然远不及他的小说、散文、旧体诗、杂文等方面的创作成就大，但由于作者才华横溢，又勇于创新，因而他的翻译作品又如同他创作的文学作品那样，特色鲜明，并具有独自的风格和个性。
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同时，郁达夫还写有不少有关翻译理论和评介翻译作品的文章，他在对翻译目的、翻译标准、翻译态度和译者自身的修养等许多方面，都有着精到的见解和主张，这不但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即便在当今，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考察郁达夫的翻译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创造社时期；其二，他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前后；其三，移家杭州后。
（一）创造社时期（1921年7月～1927年8月）
1921年7月，郁达夫在日本东京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我国现代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之一的创造社。在这期间，他以巨大的热情和凌厉的气势，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并致力创造社事业，此时，他已成为创造社的重要台柱之一。在对外国作品的翻译上，也初露了他的热情和才华。
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上开始发表译作，并且他在一些小说、日记及其他文章中，也融入了不少的译诗。如《沉沦》中英国诗人华斯华兹的著名抒情诗《孤寂的高原刈稻者》、《南迁》中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迷娘的歌》和《胃病》中英国诗人亨利的《入院的患者》，以及《施托姆》、《集中于〈黄面志〉的人物》等文中的英国施托姆、道森的一些短诗。但又如鲁迅所说：“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295）作为创造社重要支柱的郁达夫，这一段时期，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存在着这种倾向。他虽然开始了翻译活动，但在长达6年左右的时间里，作为译作发表的，仅有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莲格来”的序文》一篇（1922年2月），而已经在《创造》（季刊）上登了广告并列入《创造社世界名家小说集》的王尔德长篇小说《杜莲格来》（现通译为《陶莲·格雷的画像》）和列入《创造社世界少年文学选集》的德国作家豪普特曼的童话剧《沉钟》这两本译作，一直未见出版。翻译较多的是此时在他作品中所融入的这些英、德等国一些诗人的短诗。
由此可见，郁达夫这一阶段的翻译是从属于他的创作活动的，翻译围绕着他的创作而展开，并为他的创作而服务。
（二）他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前后（1927年9月～1933年3月）1926年10月，郁达夫从广州回到上海整顿创造社，第二年的10月，鲁迅也从广州来到了上海（从此，郁、鲁二人结为终身好友）。郁达夫在与鲁迅相聚6年左右的时间里，在翻译方面，鲁迅曾对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也促进了他的翻译活动。
针对翻译问题，鲁迅曾指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553）在鲁迅热情的鼓励和影响下，这段时期郁达夫也把翻译工作置于重要的地位，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
在1928年，郁达夫不仅与鲁迅一起合作创办了旨在“揭载关于文艺的著作、翻译，以及绍介著译者”（455）的文艺月刊《奔流》，而且在主编刊物《大众文艺》时也强调：“我国的文艺，还赶不上东西各先进国的文艺远甚，所以介绍翻译，当然也是我们这月刊里的一件重要工作。”（《〈大众文艺〉释名》）因而郁达夫的翻译再也不拘囿于自己的创作范围。在这一段时间，他发表了众多的译作，如仅在《奔流》刊物上，他就发表了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哈孟雷特和堂吉诃德》、高尔基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以及芬兰作家约翰尼·阿河的小说《一个败残的废人》等9篇译作。他先后出版的《小家之伍》、《几个伟大的作家》和《达夫所译短篇集》三本译文集，其中大部分译作都是在这期间翻译的。翻译的面也比前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开拓，翻译的作品除英国、德国外，还有俄国、爱尔兰、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作品。在文体上，所译作品除了诗歌外，还有小说、散文和文艺论文等。可以说，这一阶段是郁达夫翻译活动中的黄金时期。
（三）移家杭州后（1933年4月以后）
1933年4月，郁达夫由于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原因，离开了鲁迅，离开了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上海，全家移居杭州。这不仅给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带来了严重危机，也给他的翻译活动带来了严重影响。从这以后，郁达夫对翻译也曾一度怀有满腔的热情，并曾有过种种的打算，从他所记的日记中我们便可窥见一斑。例如在1935年9月13日的《秋霖日记》中，他写道：“晨起寒甚，读德国小说《冷酷的心》系Hauff作……有暇，很想来译它成中文。”同年12月7月的《冬余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检点买来各书，并无损失，有一册英译Marlitt小说，名A Brave Woman，系原著名Die Zweite Frau之译本。此女作家在德国亦系当时中坚分子，有空当把她的小说译一点出来。”他还曾打算翻译一些美国的短篇小说，计划出版一本《美国作家短篇集》的译作。但因他当时在杭州忙于建筑“风雨茅庐”，后又到福建省政府任职，开始忙于公务。这段时间他仅发表过一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理发匠》的译作和日本兼好法师随笔集《徒然草》中的8段译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富有强烈爱国心的郁达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又加上家庭风波迭起，此时他已无暇顾及翻译。
1938年，郁达夫离开祖国到了南洋，此后他想在翻译上再度奋起，并且也曾经作过一番努力。这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国恩斯脱·詹姆斯的《温斯敦·邱吉尔》等三篇散文，并且着手翻译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使身居新加坡的郁达夫又失去了平静的生活。在日本法西斯野蛮侵略的险恶环境中，郁达夫并没有停止翻译工作，此后他又翻译了加拿大作家斯蒂芬·巴特勃·里科克的《幽默的谈话》，并且于1942年2月发表在成都的《创作月刊》创刊号上。后来，郁达夫又渡海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上，在民族敌人的残酷统治下，他开始隐姓埋名，过着隐遁的流亡生活，从此无法再进行翻译活动。尽管如此，郁达夫仍关注着外国文学，并相机收藏了不少外国作品，以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后，再作翻译介绍。不幸，正当正义战胜了邪恶，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际，郁达夫却惨遭民族敌人的暗杀，使他永远失去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