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作家中，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人数实在不少，但对现代传记理论作过潜心研究的人并不多见。郁达夫却是较早探讨现代传记理论并有所收获的不多的几个作家中的一个，他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和崭新的理论见解，尤其是对传记文学的分类特征、体式等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如果说郁达夫的传记文学创作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他创新的传记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和对于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更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具体说，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回答了什么是“现代传记文学”
郁达夫对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他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现代传记与中国古代传记以及与外国传记的联系和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研究，并且作出了精当的论述和准确的概括。通过探讨和研究，郁达夫回答了“什么是现代传记文学”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
郁达夫在1933年、1935年发表的《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文中曾明确指出，传统的传记文学自太史公《史记》开“列传”一体以来，一千余年非但没有“新样”出现，而且还范围“日窄”，终于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什么是传记文学？》）。那么，“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郁达夫说：
新的传记，是在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什么是传记文学？》）
郁达夫的这段论述，很准确地概括了现代传记文学的主要艺术特征，即要写出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将传主的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外在的起伏事迹与内心情感的变化同时抒写出来。郁达夫还认为，传记文学应该像英国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皇传》，法国Maurois的《雪莱传》、《皮贡司非而特公传》那样“飘逸的笔致，清醒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传记文学》）。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而不应是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
“从郁达夫传记文学创作的实际来看，这种艺术上的要求基本上落实到了他的传记作品中。郁达夫的自传、日记和书信，基本上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其自我情感的投入特别浓厚，主体特征的显现自不待言。就是他费力较多的文人传记，也同样表现出这种特征。郁达夫虽在理性上强调应全面真实地写出传主的思想性格，但他一旦进入创作心境，便不由自主地任凭情感和兴趣的驱使，塑造出极具自我情感色彩的传主形象。”如他笔下的施托姆、卢梭、屠格涅夫、道森、鲁迅、徐志摩、蒋光慈、曾孟朴等传主，其一生的主要事迹大致不差，都是在“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但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心理就未必完全贴近传主。而更主要的是郁达夫眼中的传主，由于创作主体浓浓的自我情感的注入，所以其作品的主体特征特别的明显……而实际像郁达夫的自传、日记和书信等，基本上也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他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
二、对日记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郁达夫的日记文学理论也是他对现代传记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日记是传记文学的一种样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日记具有鲜明的个人性和隐私性，通过它可以窥探日记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准确把握其思想特点和气质性格，并且它历来为传记作家所重视。
郁达夫不仅有日记作品的创作实践，而且还有对日记文学理论的探讨。他曾写下了《日记文学》与《再谈日记》两篇专论，详尽地阐述了作为文学门类之一种的日记文学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以及西洋日记的创作概况等。郁达夫认为，日记主要用来“记交游的来往，叙俗尚的迁移，遇见了伟人，发生了一种怎么的感想，留下些如何的印象，逢着了大事，受到了些怎么的刺激，写下了怎么样的批评，也是日记中常有的事情。所谓社交与文艺的日记，就是指这一类的日记而言”（《再谈日记》）。当然，郁达夫的这种分类并不完整，因为除了社交与文艺日记之外，更大量的是生活日记。他自己的日记作品也大致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别。
郁达夫关于“日记文学”的理论很引人注目。他认为日记体属于散文的一种，它的重要特点是具有真实性，他以不少中外日记作家（特别是英国人亚米爱尔）为例，认为“解剖自己”、“批评文化”、“穷究哲理”的日记足以传世，乃至不朽。对于日记文学，他不仅认为是散文作品里头最便当的一种体裁，甚至认为“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因为“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有自传的色彩”，“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不会说你在作小说，因为日记的目的，本来是在给你自己一个人看，为减轻你自己一个人的苦闷，或预防你一个人的私事遗忘而写的”（《日记文学》）。而读者也都有一种探究作家私事的阅读心理，所以，日记便就成为人们爱读的作品了。
郁达夫自己也很爱读一些作家的日记，如他在《日记文学》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亚米爱尔（Amiel）的日记，说他“三十年如一日，中间日日在自己解剖自己，日日在批评文化，日日在穷究哲理”。亚米爱尔既怀疑自己与世界，又信仰神的存在，这种矛盾心理既使他一生苦闷，而同时又拯救了他的灵魂，这一切都可从他的日记里看出。在《再谈日记》一文中，郁达夫就前文所说的真实性问题再作补充说明，他说：“读日记时，若记载虚伪，读者也同样可以感到幻灭，此论极是”；“好的日记作家，要养成一种消除自我意识的习惯，只为解除自己心中的重负而写下，万不可存一缕除自己以外更有一个读者存在的心”。并进一步说：“好的日记作者，不一定是文人或名人，也有一生并不知名的人，能写下很好的日记来。一个人的事功职业性别年龄以及道德学识之类，也不一定会影响到他的日记的好坏；大人物大作家写的日记，有时候也可以比无名作家或盗贼小贩写的更干燥而无味。”（《再谈日记》）同时他还列举了西洋日记文学史，以论证这一观点。
郁达夫的这一论述，是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要求日记作者保持纯一的自主意识，不应在写作时存有戒心，而故意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深层次的心理真实观，体现了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本质要求，不仅仅对日记文学，即便是对整个现代传记文学的繁荣，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对传记体式的突破与创新
郁达夫从小就会作诗，又由于他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创作的真谛就是表现“赤裸裸的天真”，再加上受中国古代文人喜欢在诗后加注这种形式的启发，他发展了一种新的“诗注体”形式。郁达夫用诗这种形式来作为他抒发情感的自传体，由于诗体形式的限制，所以他就采用了给诗加注的形式来完成传记的内容，从而在传记体式的创新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他17岁以前写的一组《自述诗》，因其诗后所记内容与他的9篇自传基本相同，因而曾经轰动一时。发表在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上的那组《毁家诗纪》（诗19首，词一阕），也是用这种“诗注体”的形式，来记录他与王映霞感情破裂、家庭被毁的经过的。
郁达夫的“诗注体”除了少许是在诗前加注的，其中大部分都是注在诗后的，但也有在诗的前后都加注的，归结起来它大致有四种形式。为使人们对郁达夫的“诗注体”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引录几首（及注），以供欣赏。
（一）诗前加“注”的
如《钓台题壁》一诗，就是用诗前加“序”（即“注”）的这种形式来写的。其“序”云：
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这是郁达夫于1931年2月，即在左联五烈士被捕后写于上海，不久又题于严子陵祠壁上的七律。这诗、这序，悲愤而沉痛，把南京政府比为“暴秦”，嘲讽了无耻文人谄媚趋势的丑态，它表现了作者不向权势者屈服的凛然气概，但也流露出一种悲抑、苦闷的情绪。
（二）诗后加“注”的
是用诗后加“序”的形式来进行写作的。如《毁家诗纪》第4首诗（及注）：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其“注”曰：
这是我在福州王天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6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似亦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
这是发表在1939年3月5日香港《大风》上的，曾经轰动一时的最著名的那组《毁家诗纪》中的一首诗，作者采用了“诗注体”的形式来记录他与王映霞感情的破裂及家庭被毁的经过。看了这首诗后，我们对郁达夫的“诗注体”更会有一种直感的印象。
（三）既有“前序”，又有“后注”的如1918年12月郁达夫写的18首《自述诗》，便是这样的形式（诗略）。“序”云：
春风秋雨，感逝水于流年；夜月银筝，忆繁华于昨梦。自来海外，屡见霜飞；检点平生，不无泪落。况托生箕口，飘零有王右掾之悲；作客江亭，流落感韦中郎之遇。辽东只鹤，栖近鹪鹩；光范三书，运逢张角。嗟乎，人非木石，谁独无情？我纵猖狂，天何太忍！盖闻日斜庚子，贾生陈伤鹏之词；陬正摄提，屈子有怀沙之赋。题诗答问，青莲已创作新声；自述成篇，小子徒追随后武已耳。
郁达夫《自述诗》18首除第1首诗无注外，其余17首诗，其后篇篇加注（注略），所记内容与他的9篇自传基本相同。
（四）用题目直接当“诗注”的
郁达夫写于1939年1月21日的一首诗，就是直接用题目来“作注”的（既是题目又是“注”）。如下：
抵槟城后，见有饭店名杭州者，乡思萦怀，夜不成寐，窗外舞乐不绝。用谢枋得《武夷山中》诗韵吟成一绝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
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
粗略统计，在郁达夫所写的旧体诗中有50多首采用的是“诗注体”形式，这不能说是作者随意而为之，而是在传记体式上所作的一种大胆的突破，是一种自觉的创新。这种形式，既具有传记的功能，又有诗体的审美价值，两者和谐统一，相得益彰。可以说，郁达夫“诗注体”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学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刘炎生：《郁达夫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
蒋承德：《郁达夫南洋散文漫评》，《宁德师专学报》，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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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久明：《郁达夫与外国文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郁云：《郁达夫传·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汪亚明，陈顺宣：《郁达夫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独特贡献》，《浙江师大学报》，19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