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当中，虽同是写出游记之作，同是‘实录游踪’，但由于在审美观念、艺术风格及文化修养等方面的主体差异，不同作家的纪游作品往往呈现着各异的禀赋特征和个性特点。”在郁达夫撰写的游记作品里，作家以传神的文笔，不仅对各地的风景名胜进行了准确生动的艺术描写，充分揭示其独异的美，而且他更为擅长的是，在描摹景物的同时，凭借自己对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与浓厚兴趣，对所游景点的兴衰沿革、相关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代文人诗词、文人逸事以及佛教的掌故与传闻等，无不披阅古书典籍而进行细致周全的描述与考据，而这些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因此，郁达夫的纪游文字不同于一般纯写景抒情的游记。总括起来，郁达夫纪游散文中的文化色彩大致可表现为三方面的内容：
一、历史文化
郁达夫在某一个地方旅游之前，总要认真搜索、阅读有关该地的资料，诸如地方志、导游书或前人写的游记等，并事先认真研究，作好充分的准备。有了这种坚实的创作准备，作者在他的游记里就能够展现出比较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对历史上地名、山名、路名的考据在郁达夫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引用了不少风光名胜所在地的有关方志的史料，它们或介绍风景名胜的由来和发展，或记述当时当地的风俗人情……这样不但能让读者深入了解他所描绘的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的来龙去脉，同时还会使游记增添不少色彩。例如他到浙东旅行，就阅读诸暨、龙游等地的《县志》和徐霞客的游记；他到浙西、皖东旅行，则阅读《临安县志》、《东山志》、《休宁县志》、《安徽通志》等；他在游天台山时，携带着清代张联元所辑的《天台山全志》，以便随时查阅……
在游览中，作者不满足于简单记述游程中的见闻，而是放开他的视野，从比较广阔的历史范围里来写作他的游记。如他在《杭州》一文中，引用柴虎臣的《杭州沿革大事考》，对杭州的“杭”字作了这样的解释：是关于郁达夫游记，解放前后虽然出过几本集子，但所收作品并不完全。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文友编的《郁达夫游记全集》，算是目前较全的本子，共收了34篇游记。其实细查起来，郁达夫游记还应包括《苏州烟雨记》和《玉皇山》两篇文章。
因“禹末年，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乃名杭，始见于文字”。“因之，我们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总还是一个泽国。而这一个四千余年前的泽国，后来为越为吴，也为吴越的战场，为东汉的浙江，为三国吴的富春，为晋的吴郡，为隋唐的杭州，两为偏安国都，迭为省治，现在并且成了东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别庄满地，简直又要恢复南宋当时的首都旧观了。”（《杭州》）
郁达夫不仅对一个地方注意了解它的历史发展、地名考证，即就是对一座山或一条路的建成，他也要搜集史料、追根究底。例如他游玉皇山时，通过反复查询考据，了解到“这山唐时为玉柱峰，建有玉龙道院；宋时为玉龙山，或单称龙山”，“入明无为宗师，创建福星观，供奉玉皇上帝，始有玉皇山的这一个名字”（《玉皇山》）；再如他游临安县玲珑山时，从《临安县志》中查得：此山“两峰屹峙，盘空而上，故曰玲珑”（《西游日录》）。寥寥几笔，作者就为我们勾画出了这些山名的来历。又如在《杭江小历纪程》这篇游记里，郁达夫详细地介绍了从杭州至玉山这段铁路原来设计的路线和后来的改变、建筑经费的筹划、全路的里程、筑路的时间、路权的归属等等，从而使人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段铁路建设的历史概貌……
（二）对历史的追想与回思
朱自清曾说过：“游记也不一定限于耳闻目睹，掺入些历史的追想”和回思，“也许别有风味。这个先得多读书，搜集资料，自然费工夫些，但是值得做的”。郁达夫写作游记正是这样，在他的创作中，作者并不是纯粹描绘自然风光，没有把自己的游记写成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小品，也没有满足于对历史资料的旁征博引，他对自然景色的荒凉残破的描写，总是和社会的动乱不安相联系的，写出了与自然景观紧密相连的历史踪影，扩展了游记的审美内涵。因而“在他的游记作品里，人们总能够呼吸到比较强烈的特定时代的现实气氛”（200）。
如写衢州的烂柯山上，“从前有一个塔，造在这最高峰上，现在却只能看出一堆高高突起的瓦砾”，许多旧迹名碑“都已断残缺裂”，不少翁仲石马都“乱倒在荒榛漫草之中”，作者为此叹息道，“中国人变乱太多，私心太重”，以致使这些古迹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浙东景物纪略·烂柯纪梦》）。他到了仙霞关外的二十八都，看到“许许多多的很整齐的人家，窗户都是掩着的，门却是半开半闭……地上只散乱铺着有许多稻草”（《浙东景物纪略·仙霞纪险》）；“兵去则匪至，匪去则兵来……和尚的逃散也是不得已的。就是蜀冈一带，三峰十余个名刹，现在有人住的，只剩下这一个观音寺了……”（《扬州旧梦寄语堂》）
特别是《马六甲游记》一文，最富有代表性，这是郁达夫纪游作品中的最后一篇，也是郁达夫游记中的精品，极富有深层民族文化的情感。在作品中，郁达夫娓娓地向我们叙说着马六甲名的来历以及它的历史演变：那是个仅有720平方英里的南洋群岛中最古的地方，这个小小的港口，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却已经历中国、葡萄牙、荷兰、美国东印度公司，复归荷属，最后又到了英国人手中的数番更迭，历史虽短，而“这中间的杀伐流血，以及无名英雄的为国捐躯，为公殉义的伟烈丰功，又有谁能够仔细说得尽哩”！这种历史的沧桑感是郁达夫过去的山水游记中所少见的，文中的“杀伐流血”、“为国捐躯”、“为公殉义”，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国内正在进行的抗战……
走到圣保罗教堂，那已是“颓垣残垒”，昔日的“壮丽堂皇”已不复见。站在这块五百年前郑和下南洋到达的地方，面对眼前之景，“想起了三宝公到此时的这周围的景象”，想起了远祖的英雄们那种艰辛探海、异域拓土的精神，“想起了我们大陆国民不善经营海外殖民事业的缺憾”。鸦片战争后，中国累败于夷，“到现在被强邻压境，弄得半壁江山，尽染上腥污，大半原因，也就在这一点国民太无冒险心，国家太无深谋远虑的弱点之上”。忧心深远，伤情难抑。郁达夫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他追想历史，遥接古人，是想为现实注入一种失落了的精神，他的探古，寻找的正是这种精神。这样，“历史与现实就有了结合点，游记也就不复是娱山玩水和述性咏情的闲文了”。
二、民间文化
郁达夫游记，除为我们描写了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外，还不时地为我们展现了较为丰富的民间文化的内容。
（一）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
由于历代游客的创造，凡是著名的景点和胜地，一般都会存在一些与之有关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作家搜集这些东西，并将其写进自己的游记里，往往为他们所描绘、咏唱的对象，涂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从而也丰富了内容，增添了诗意，读来更令人心驰神往。
如在《杭江小历纪程·金华北山》一文中，作者插进一段有关“白望峰”来历的民间传说：金华北山的白望峰，“相传宋玉女在这近边耕稼，畜鹿，能入城市贸易，村民邀而杀之，鹿遂不返，玉女登峰白望，因有此名，玉女之坟，现在还在”；衢州的烂柯山有晋王质伐木遇仙，“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倚柯听之”，忘了回归，顷刻即世上数十年，以至斧柯尽烂（《浙东景物纪略·烂柯纪梦》）；《西游日录·游西天目》一文中描述，天目山中有一最古的传说：梁昭明太子，因被谮“不能自明，遂惭愤不见帝（武帝），来临安东天目山禅修”，并因遴选《文选》辛苦而双目俱瞽，后取天目山“池水以洗之，双目皆明。不数年，帝遣人来迎，兵马候于天目山之麓，因建寺为等慈院”；在《皋亭山》游记里，记载山上有“半山娘娘庙”，据传说：“半山娘娘是小康王封的。金人追小康王到了这山的半腰，小康王无处躲了，幸亏这娘娘一把沙泥，撒瞎了追来的金人的眼睛”，有一个老农夫订正说：“小康王逃入了半山的山洞，金人赶到了，幸亏娘娘把一篓细丝倒向了洞里，因而结成了蛛网。金人看见蛛网满洞，晓得小康王绝不会躲在洞里，于是又远追了开去。”
再如写安徽的齐云山时，作者在描绘了齐云山上的壮丽景色以及明朝嘉靖年间建造的太素宫内的器物情况之后，则穿插了一个发生在齐云山上的有关海瑞慎独廉洁的民间传说：海瑞在到齐云山进香时得罪了圣帝菩萨，“圣地菩萨命王零官密随海公，伺有过失，即击杀之”。但暗伺三年，“对这位慎独不欺的刚峰先生，终是无隙可乘”，便回去复命（《游白岳齐云之记》）。其意在影射当今腐败的社会现实，拿海瑞的事迹去讽刺那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以此谴责蒋介石当局卖国求荣，要把包括像太素宫这样历数代都完好无损的名胜古迹在内的祖国大好山河都拱手让给日寇的罪恶行径。一则短短的民间传说，包蕴着丰富的内涵，而它又是那样紧密地和游记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既使齐云山、太素宫的景色描绘富有立体感，又巧妙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此外，如诸暨五泄、方岩的胡公庙、天台山的塔头村和桐柏瀑等等，也都有与之相应的神奇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和某一景物相联系的神话或传说，既开拓了作品的深度，又赋予了游记以更为动人的艺术魅力，无疑也加强了人们对作者所描绘的山川景物和名胜古迹的印象。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代人民群众生活的理想、善良的愿望与高尚的情操。
（二）民间长期保留的历代文人的诗词及逸闻趣事自古以来，只要是山水名胜，总少不了文人墨客们的游览，并且他们在游览时，常常会为自己所喜爱的山水作诗、填词，故而只要是旅游胜地，一般都会留有历代文人的笔墨遗迹或逸闻趣事。郁达夫在游览中，对此也进行了有意的搜寻，因而在他的纪游作品中，时常会穿插一些民间长期保留的历代文人的诗词与逸闻趣事。如在《杭江小历纪程·龙游小南海》一文中，想起了汤显祖“过凤凰山”的诗篇：“系舟犹在凤凰山，千里西江此日还，今夜消魂在何处，玉岑东下一重湾。”在《扬州旧梦寄语堂》一文中，则穿插了晁无咎《赴广陵道中》的诗句：“醉卧符离太守亭，别都弦管记曾称，淮山杨柳春千里，尚有多情忆小胜。”在《西游日录》一文中，写临安县的玲珑山留有冯梦祯的《琴操墓》诗一首：“弦索无声湿露华，白云深处冷袈裟。三泉金骨知何地，一夜西风扫落花。”文中还穿插了一段有关苏东坡与杭州名妓琴操的逸闻趣事：
苏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颇通佛书，解言辞，字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戏语琴操曰：“我作长老，汝试参禅！”琴操敬诺。子瞻问曰：“何谓湖中景？”对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谓景中人？”对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云。”“何谓人中意？”对曰：“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答，子瞻拍案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言下大悟，随削发为尼。
在《闽游滴沥之三》中，作者则更是大量地引用宋、元、明等时期文人吟唱“灵泉洞”与“鼓山”的诗作。这种对名胜古迹有关诗词及名人逸闻趣事的适当征引，使得郁达夫的游记流动着一股沁人心脾的诗情，同时也增强了吸引人的力量。
（三）对民间传说的考证
所谓“名胜古迹”，当然越出名、越古老越好，但也因此有人无视历史的真实，故意编造一些传说来吸引游客。郁达夫在旅游中，不相信那些无稽的传说，并提出了科学的论证。
例如超山有一株古老的梅树，世代相传是宋梅，但是否真的是宋代之物，引起了郁达夫的怀疑：“大明寺前的所谓宋梅……是一株老树，起码也要比我的年纪大一两倍，但究竟是不是宋梅，我却不敢断定。去年秋天，曾在天台山国清寺的伽蓝殿前，看见过一株所谓隋梅；前年冬天，也曾在临平山下安隐寺里看见过一枝所谓唐梅。但所谓隋、所谓唐、所谓宋等等，我想不过‘所谓’而已，究竟如何，还得去问问植物考古的专家才行。”（《超山的梅花》）
再如前文提及的有关“半山娘娘的传说”，郁达夫也不敢深信，他从历史考证出：“其实呢，半山庙所祀的为倪夫人。据说，金人来侵，村尼避难入山，向晚大家回村去宿，独倪夫人怕被奸污，留居山上，夜间为毒蛇咬死，人悯其贞，故立庙祀之。所谓撒沙，所谓倒丝筐，都是由这传说里滋生出来的枝节，而祠为宋敕，神为女神，却是事实。”
上述例子说明了郁达夫在他的记游中能注重历史，常以科学求实的精神来对待一些传说，这与那种“以讹传讹”的习气迥然不同，这种大胆怀疑、实事求是的精神，“无疑正是出于对祖国名胜古迹的执著真情，这也是历代著名游记作者如郦道元、徐霞客等所倡导的”。
三、佛教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向来关系密切，千百年来，山水、佛教与文学之间的三者融合，一直就是纪游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缘由很简单：“第一，天下名山僧侣多，佛教倡出世，离人间，避尘嚣，结庐僻野，造寺深山，结果山以寺名，寺以山名，名山与大刹并称，参禅拜佛也就成了游山玩水的一个主要项目。第二，深山、远水、荒野、草堂，以其幽寒空寂的色调氛围，为文人寄托禅思、彻悟文理提供了观赏与描写的对象……第三，僧人又称行者，芒鞋破钵，随处化缘，萍踪浪迹，云游四方。这种无牵无挂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刺激着士大夫文人们的逸兴闲趣，并且使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以见山拜佛、入寺闻道作为纪游文学之雅韵。这种传统一直贯穿到了以白话美文为语言载体的现代纪游文学”中，如朱自清的《潭拓寺戒坛寺》、徐志摩的《天目山中笔记》、俞平伯的《阳台山大觉寺》、徐祖正的《山中杂记》等等。
郁达夫无疑也是这类纪游作品写的最多而又最为出色的一位。郁达夫屐痕到处，有对名山大刹的描述（如描写闽中第一大刹涌泉寺、天幕山禅源寺、天台山国清寺等），也有对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寺的记载（如记载凤凰山竹林禅寺、临平山安隐寺等），无论大刹还是小寺，郁达夫都有一种浓厚的考据兴趣，叙述得有板有眼，如数家珍。总括起来，大致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对寺院来历的考据及佛教掌故的穿插如《南游日记》中作者对天台山国清寺的介绍：“寺为隋时智者禅师所手创，因禅师不及见寺成，只留一隐语说‘寺若成，国即清’，以彰其名称来历。”对天目山禅源寺的介绍竟上溯到开山始主宋嘉熙年生下来的吴江人高峰禅师，并考证出禅源寺于元、明两代“屡废屡兴，直至清康熙年间，玉林国师始在现在的禅源寺基建高峰道场”（《西游日录·游西天目》）。当然，对大刹的考据应是比较好作的，它有地方志的记载与历代名人的笔墨可作凭证，而对龙门山金莲寺之类的无名小寺庙，郁达夫也能指出其来龙去脉，这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为考证金莲寺为何供养着一尊圣帝菩萨，郁达夫曾遍阅道书，最后从一部不能当作正传看的草本书里才找到答案，知道他是一位在武当山出家修行的太子，并由此引出了作者对佛道两家关系的一番高论：“大约这一位圣帝菩萨，受的一定是佛家的影响……大约道家见到了佛法的流行，这我们中国固有的正教行见得要被外来的宗教征服了，所以才倡始了这一种传说。”（《龙门山路》）
在对寺院考据的同时，郁达夫还不时穿插和记取一些饶有风趣的佛教掌故。如超山大明寺中关于“大名寺水，天下无比”的隐语；涌泉寺中跷起一只脚坐在那里的韦驮菩萨托梦送米给小和尚的故事；智者禅师在佛陇讲《净名经》时，忽风吹经去，遂在经坠处建高明寺的传说……这些考据与掌故的穿插，加深了读者对佛教文化的印象，使得游记生气盎然。
（二）对寺院建筑形式和特点的介绍
佛教作为一种本土化了的未来宗教，其寺院的建筑形式基本上是采用了中国建筑传统的院落布局格式，即以一座殿堂式的“正房”为主体，加上侧座、耳房、回廊等次要建筑，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封闭式的建筑群。游人进寺看到的往往是同样的佛像，同样的房屋形式与结构：如头山门、二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后大殿、藏经阁、方丈室等，只不过气派、方寸的大小不同而已。郁达夫游记的长处在于，它对寺院的介绍不局限于大小或者布局的说明，而是“能够以一种文人的敏感，从同一的单调的佛教建筑群中找出它们可能具有的差异性或者说特点”。
如写齐云山的太素宫：“尤其使我们诧异的是这道观内的钟鼎香炉，铜器、石器之类，都还是明朝万历崇祯的旧物，丝毫也没有损坏”，“那一尊所谓百鸟衔泥所成之宋代玄帝像……不像旧时的黧黑了”（《游白岳齐云之记》）；金莲寺供养的是道家的圣帝，但寺中僧侣“穿的却是和尚的衣服”，这当然是佛门的一大怪事（《龙门山路》）。
再如写闽中第一名刹涌泉寺，除了略写建筑布局外，抓住了该寺与别的大寺不同的特点：第一，寺中的龙爪松年纪比寺院还要久远；第二，里面的一尊韦驮菩萨，跷起了一只脚坐在那里（按常例是应站立着的）；第三，寺里藏着一部天上地下独有无二的经典，此外，还有一部血写的金刚经、几叶菩提叶画成的藏佛以及一瓶舍利子（《闽游滴沥之二》）。如此介绍，比起那种按部就班、抓不住主要特点的叙述，当然更能够突出该寺院的特点，更能加深读者对该寺院的印象。
（三）对寺院与僧侣生活现实状况的介绍郁达夫除了对寺院的佛教文化景观引经据典、详细解说外，还很关心寺院与僧侣生活的现实状况，“在这方面，作者不仅是对寺院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有所注意，而且着力揭示了现代佛教僧侣生活的世俗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僧院经济的世俗化。在郁达夫游记中，作者重点为我们介绍过三个寺院的经济状况：“西天目禅源寺有田产极多，故而每年收入也不少；檀家的施舍，做水陆的收入，少算算一年中也有十余万元。全山的茅屋，全寺的二三百僧侣，吃饭穿衣是当然不成问题的”（《西游日录·游西天目》）；五泄寺的和尚并不多，但“吃肉营生——造纸种田——同俗人一点儿也没有分别，只少了几房妻妾，不生小孩，买小和尚来继承的一事，和俗人小有不同。当家的和尚，叫做经理”（《杭江小历纪程·诸暨五泄》）；“金莲寺是有田产的寺观，每年收入的租谷，竟可养得活十二三位寺内的僧侣，寺的组织继承，是和浙东的寺院一样，大有俗家的气味……因为富有寺产，所以打官司、夺产业这类的事，也是免不了的”（《龙门山路》）。
以上记载说明，寺院僧侣的生活方式已由传统的化缘转变为自我营生，僧院由法场圣地已改变为“经济实体”，僧侣由守戒修行而转向家居生活。
第二，僧侣精神的世俗化。由于僧院经济的世俗化，故而也带来了僧侣精神的世俗化。如《国道飞车记》中，写僧人“对于两毫银币的力钱的谢绝”；《西游日录》中，作者游西天目时，写“山僧的谈吐，更加是悠闲别致”，使作者感受到了僧俗的界别。在《花坞》一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花坞的住民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建筑物和器具之类，并且处处还受着欧洲的下劣趣味的恶化。”
面对上述情景，郁达夫怅惘不已，敏感地觉察到了出家人无著无往、无私无畏的精神正在沦丧，这种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世俗化倾向，无疑已说明佛教僧团已失去了政权的支持而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况中，高僧名尼已寥若晨星而无力弘法，善男信女也在日益减少。为了自保，僧侣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策。
综上，郁达夫纪游散文洋溢着浓厚的文化色彩，他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纪游作品中保持着对历史文化、民间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某些浓厚兴趣：或借古喻今，针砭时弊；或抚今追昔，兼披心怀；或据今溯往，牵出渊源……充分显示出作者知识的渊博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可以这样说，郁达夫笔下的景物并不是游记作品的点缀物或装饰品，而且他根据自己的审美观，从原始的自然风景中选择、取舍然后加以描绘的，它已不是现实景物的原样翻版，而是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情感、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说到底，这也是其“名士派”与“才子气”的具体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