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天，北大哲学系学生、江苏青浦人张厚载（字豂子）给陈独秀写信，对胡适的白话诗、戏剧观，沈尹默的诗，刘半农的戏剧改革，以及钱玄同的过激，均提出了异议，一竹竿打了一船人。
张厚载认为胡适的白话诗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胡先生之尝试集，仆终觉其轻于尝试，以此种尝试，（沈先生之宰羊诗等，皆统论在内。）究竟能得一般社会之信仰否，以现在情形论，实觉可疑。”
沈尹默的《宰羊》诗，发表在《新青年》上：“你不见屠户杀猪羊半夜起，猪声凄惨，远闻一二里，大有求救意。那时人人都在睡梦里，哪个来理你？”这诗视角独特，以凄惨的叫声譬作“求救”，拟人化处理，增加了可悲性。但张厚载认为，这样的诗意乖戾，也“轻于尝试”。
对于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说：“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乃起而代之。”并为“俗剧”下注云：“吾征之征调，与今日京调高腔皆是也。”张厚载反驳说，这是胡适的误点：“盖‘高腔’即所谓‘弋阳腔’，其在北京舞台上之运命，与‘昆曲’相等。至现在则‘昆曲’且渐兴，而‘高腔’将一蹶不复起，从未闻有‘高腔’起而代‘昆曲’之事。”胡适提出废戏剧中的唱，代之说白，张厚载也认为绝对不可能。
对于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里说的“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等，张厚载更不同意。他反驳道：
只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则“二进宫”之三人对唱，非中国戏耶？至于多人乱打“乱”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国武戏之打把子，其套数至数十种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优伶自幼入科，日日演习，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过合，尤有一定法则，决非乱来，但吾人在台下看上去，似乎乱打，其实彼等在台上，固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也。
一个北大的学生，如此直白地反对他的老师们的新主张，一旦观点站住了脚，新派还有什么退路？正在苦于四处寻找敌军，而无可奈何地设计“王敬轩”的新派，一下子找到了出击的方向。张厚载的信寄到后，遭到了新文化派四大台柱子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的合力反驳。为了增加反响，他们的反驳文章集中刊登在6月15日《新青年》四卷六期上。
陈独秀以回信形式反驳张厚载，他写道：
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剧之为物，所以见重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耶？尊论谓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剧曲固有之优点，愚诚不识其优点何在也。
至于胡适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张厚载说“绝对的不可能”，陈独秀不置可否，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胡适的文章。其实，陈独秀也不赞成“废唱而归于说白”，没有唱，还叫什么戏？那不完全成了对话？但他不能说这个话，免得递炮弹给别人打自家人。
冒冒失失的张厚载冲撞新派大堤，是新旧思潮交战的第一个回合。这次交手，引起了旧派林琴南等人的同情和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