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鬼子
！上课半个多月了，要来个插班生，而且是德国人，西德人。我禁不住地开玩笑说：
“啊，来了个德国鬼子。”
我的职业告诉我，决不允许对任何学生持有偏见。可是说心里话，第一次要接触德国人，我心里总有一片不能抹去的记忆。
记得小时候，我刚刚能把句子和句子连成篇，在那书页中磕磕绊绊地去寻一个新的世界时，我便大着胆子走向书店了。新华书店的台阶高高的，门也好像特别沉。我像一只小瘦猫挤进了门。然而当我一站在那又高又大的玻璃柜台前，我竟忘记我的口袋里只有一百块钱（现在的一分钱）。我至今还能记得，向我探出身的是一个老营业员。他那推得短短的头发，发梢白了，像挑着一片雪花。不知道是他那张慈祥的笑脸，还是柜子里，那本书皮上，震我心魂的画面使我竟止不住怦怦地心跳，伸手去要那本书。老售货员细心考察的目光，紧紧地包裹着我，最后，他在我长满黑皴的小手上，掠过一瞥责备眼神。我立刻感到周身冰凉，心里别提有多后悔了。不用看，也知道我的那只经常用来抓杏核，抓布子儿玩的手有多脏。我急忙把手背在了身后，然而脚却迈不动步子，不肯离开书柜。我不知道是我的什么精神感动了“上帝”，那个老营业员竟把书递给了我。他用袖子在书面上擦了一下，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看看倒是可以，就是不兴用手指头蘸唾沫翻书。”
我使劲地点头，高兴得连脖子都感到在发烧。也就是从那天，我终于改了用手指蘸着唾沫翻书的坏习惯，而且每次上书店前都要使劲地洗干净手。于是一连好几天，我便蹲坐在冰凉的洋灰地上，靠着墙跟看那本书。洋灰地是冰凉的，然而，那书中的字字句句，却在我心中燃着熊熊的火。那本书就是《卓娅和舒拉》。那高高威立在绞刑架下的姑娘，她那清秀的面容和那一双有许多话要说的眼睛，连同她那短短的头发。还有那群龟缩在姑娘脚下的德国鬼子兵，他们手持枪刺，面目恐惧又狰狞。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又过了许久，我终于攒够了钱。《卓娅和舒拉》便是我买的第一本书，那书教给了我爱和恨。至今，我不能从心中抹去那震人心魂的画面。
我的插班生来上课了，当然不是头戴钢盔的德国鬼子兵。相反，那是我从不曾意想到文弱得像一个姑娘的青年。他长着一头极软的金黄色的头发。白嫩的脸庞上，一层淡淡的绒毛还没有退去，看上去实在像一只出壳不久的小毛毛鸡，可爱之极。他上课好像总是低着头，于是我经常看到的是他像毛茸茸球一样的头顶。偶尔，他也抬起头来，我便立刻看到一双碧蓝碧蓝的眼睛，极为温和。只是此刻，那里都是问号。我明白，他不能全听懂我的课。我早就忘记了我对德国人的积怨，于是，在授课之中，我不断面向他，有意放慢语速，把教课重点重复给他。但我很快就知道，我的这种慈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每次在我对他作了特殊关照之后，他都是头也不抬地，用生硬的汉语说：
“我知道的。”
那天我也知道了，我眼前的这个毛茸茸球，原来是个针刺根根直立的刺猬。但我毕竟是老师啊，何况，我又总是喜欢有个性的学生。然而，我们中间还是不能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战争。
那也是在课堂，我忘记了因为什么扯到了希特勒，自然也便谈起由这个战争狂人挑起的，那场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素来不会装点自己的感情，也忘记了我的面前还有个德国留学生，和其他国籍的留学生一样，对这个杀人的魔鬼、刽子手表示了极大的愤恨。
那天，课堂上气氛非常活跃，连从来不发言的我的那个德国学生也发了言。他也说了希特勒，但我没注意他又怎么讲起了德国的历史、文化、文学……他为我展示的一幅顶顶美丽的画面，而那画面的转换又是那样自然，以至我刚刚还鼓得满满的怒气，一下又都烟消云散了。最后，他竟怡然自得地背诵起了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席勒《阴谋与爱情》的最后一幕。那是剧作主人公费迪南多因中了身为皇家要臣父亲的诡计，而误解了自己的恋人露易丝。他自己饮了毒酒，也叫露易丝饮了毒酒。费迪南多在与恋人生离死别之时，弄清了真情。面对虚伪、冷酷的父亲，费迪南多发出了悲愤的控诉。那独白可以说声声是泪，句句是血。我的学生背诵时用的是英文，语速很快，我不能全懂。但不知是我的形象思维帮助了我，还是因为我读书时，也曾背诵过这段独白，而早已熟悉它的内容，我又立刻为那作品深刻的思想所打动。我禁不住要称赞我的学生了。而我的学生背诵之后，他那一双淡蓝的眼睛里，突然跳出一闪狡黠的目光，他像是随意地问了我一句：
“老师，席勒是哪国人？”
“德国人。”
他坐下了。好哇，这个貌似温柔的小子，原来早已是浑身甲胄。我正要说点什么，一个美国学生路见不平了。他英汉混用地打着哈哈。他说，大日耳曼人自古就是优良人种，连他们的鸡都是傲慢好斗的。两只鸡决战起来，一直打到身上一根毛都不剩，最后，被挂起来送进烤炉。在烤炉里还要抡着骨头架子厮杀一阵。到烤炉里，打完了，就休战了吗？没有。一直到被端上盘子，在碟子里，还要动胳膊动腿。最后，被人们拧着脖子撕下大腿地吃下去……
听到他讲到这，我想这两只鸡总该休战了。我那个美国学生还是慢条斯理地说个没完。他说，德国的烤鸡被人吃下去，如果只是同一只鸡的肉，还尚且平安。倘若有两只鸡的翅膀，或者什么大腿、爪子呀，那么一定还要争斗不止。所以我那位美国学生劝大家，谁要是去德国，最好不要吃鸡，否则弄不好，就要肚子痛。
整个教室里哄堂大笑，我还想接着茬，说说中国人对鸡肠子的说法（小肚鸡肠），可是当我发现，我的这位德国学生脸变得煞白，我立即转变了话题。最后我表示我崇敬民族自尊。
下课，我思索良久，我不能不自责，自己情感简单。我应说明那是历史啊！我决定去找我的学生谈心了。可是他去北京历史博物馆了。他的德国导师来华指导他的论文。原来，他是汉堡大学东亚历史系研究生。这次来中国是专为完成他的论文的。我只有表示遗憾了，可不久我竟收到他的一篇文章。为他代劳的，还是我那个风趣的美国学生。他们原来是同屋。他一边为那次课上的事安慰我，一边告诉我，他常常把那个德国佬怎么怎么气得鼓鼓的，而同时他又不断地称赞他的同屋，学习是多么多么认真、刻苦。我读了他的文章，便立刻同意了这个美国学生的看法。文章的题目是《一次有趣的旅行》，全文如下：
1984年，我跟三个好朋友一起去苏联旅行。这三个朋友是两个同学（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和我的俄文老师。我们7月14日离开德国，坐了两小时的飞机就飞到了Moskau（莫斯科）。我们到了莫斯科的时候，天气很好。晴天，有太阳，有30多度。夏天Moskau很暖。
在Moskau我们观光了许多地方。第一天观光了克林姆林宫殿。这个地方是苏联的政府。在那儿也常常有大会，最有名是苏联共产主义政党的大会。我还看了有名的教堂，在最大的教堂有古代俄国皇帝的坟墓。夏天在Moskau有很多从西方国家和日本来的旅游者。我们四个人因为已经看了许多地方，我们不喜欢人多，所以第三天，我们坐火车去Biel。Biel是一个俄国南方的城市，差不多有20万人。
我们晚上离开Moskau，所以我们买了卧铺票，在车上有很多老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节车厢里，一个年轻人也没有。夜里我们跟他们谈天，我非常高兴练习我的俄文，我的俄文老师说得更多。很快我们知道了那个原因。原来，他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1942年到1945年他们和德国军队打仗。现在他们都来这，就是为了那个时候的纪念。我们知道他们的目的后，很不舒服，也担心我那么嘴快，想说俄语；人家并没问我时，我就告诉他们，我们是德国人。我们以为他们很不喜欢我们，因为我们是德国人，是他们原来仇人的儿子。我们想最好的方法是钻进卧铺去睡觉，可是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给我们泡茶，叫我们吃鱼子酱。我们更吃惊啦，他们约我们一定和他们一起过那个节日。
我们到Biel的时候，一个三天的节日非常热闹地开始了。原来，1942年到1944年很多德国士兵驻在这里，1944年也是夏天，苏联军队把他们从这驱逐回国。现在我们四个德国人，四个他们仇人的儿子，在这里跟20万俄国人一起欢庆了那个节日。这个事以后，我们高兴地在那儿玩了三个星期。8月10日我们才回国。
现在我好好想一想，这是我最有意思的一次旅行。
我读完了，现在轮到我好好想一想了。他不失为一个研究生，汉语文章写得算得上基本通顺。不过我认为他的认真，却不只在学业上了，他无疑在继续着我们那次课上问题的思考。这家伙对我这做教师的，也使用启发式了。是啊，我想了很多。
假若那些做了违背人民意愿的事的人，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他们可曾知道，他们的罪恶，何止为害于一朝一代。他们给他们的后世子孙也留下了如此沉重的心理负担啊！他们应该自责，自束。相比之下，人民，无论中国的，苏联的、德国的……他们的肩头历来都承负着重担，而他们的心却包容着整个世界……
我提笔为我的学生修改了文章，也第一次，在外国学生的作业上，写上了自己带有情感色彩的批语：
“如果人类把用于战争，或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战争的经费，都用于谋求人类的幸福，那世界将是一种怎样美好的情景啊！我多么渴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都消除占有的欲望，而又全都能平等、民主、友好地相处！”
作业仍托我的美国学生转交。我的这位从来都是一脸嬉笑的美国学生，他看了批语之后，忽然一脸肃穆。他大睁着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站在我的讲桌旁，竟要求和我握一下手。我莫名其妙地把手伸过去，等着他说点什么，他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我的手使劲一捏，疼得我差点叫出声来，他这才转身快步走出教室。我真想要回那份作业，再看看我到底写了什么。平时，我们中国教师，对于任何国家的外国学生的批语，都是不带任何色彩的，而这一次……我猛然地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需要心灵的沟通啊，无论他属于哪一个国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机会和我的德国学生去见面了。他到历史系听课，我又整日在忙碌之中。直到结业式之后，我收到一个小纸包。一张小纸包着几张邮票：
小纸上写着：
何老师：
知道你一直关心我，我感动了。
我的论文题目是《德国在天津的租界》。我毕业后要作有关中德友谊的工作，为他们还债。
魏爱夏（我爱华夏——中国）
我真够迟钝的，他上课的第一天就告诉了我他的中国名字呀。
我又看那邮票。邮票里有一张和平鸽，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毕加索在西班牙的名作。
哦，人们的爱和恨有多么相似……
1992年2月3日于南开园北村
小林千大泉
！她叫大泉，是日本短期班学生。个子在班里最小：小手小脚、小鼻子小眼。钱包好像最鼓，气儿也最大。她那神情气势简直就是个敢于目空一切的小老鼠捷吉。进出教室总是背着手，高抬步，像个微服私访的高官。她父亲是木材富商。听说，跟中国人做生意，后来出了点疙疙瘩瘩的什么事。大泉是学经济的学生，还听说也是她老爸的御旨，但我觉得她对政治也颇为关注，好像还带点儿刺。
一次在阅览室，我正为学生做个别辅导。不知哪个学生说了一句：“中国政府对我们日本历史教科书提出质疑。”我就听大泉说：“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是那个国家自己的事。别人无权管。”
我想如果大泉的汉语再好一点，她会使用更厉害的词。因为说完，她便瞥了我一眼，那目光显然带火药味儿，也在试探，因为我是这个屋中唯一的中国人。说实在的，我是临时给他们代课，刚代课又要结课。老师难当！（师生没有足够时间沟通），而且政治敏感的事应该远离我们的课堂，但于此，我却不能沉默。
我起身走到屋前说：历史教科书是说给子孙万代的，当然应该是真实的，应该是历史。接着我说，听我母亲告诉我，我的外婆家就是在抗日时期被日本鬼子烧光的。我还说了我们村里受难的事。
阅览室里，没有谁说话。日本学生很少当面提意见，大泉却像个律师。小姑娘起身，我觉得她好像一下高了一块儿。不用说，准踮着脚呢。小姑娘懂礼貌，不好意思问我的年龄，只是“请问”我什么时候出生的。我告诉她1943年。她长长地“噢”了一下，说：“我明白了。谢谢。”坐下了。非常像个资深的政治家，也特别像一个大律师在做她颇有心计的陈述。表情和声音里都有潜台词。我知道那弦外之音是：“听说的，不足为证。”我心里有些难过，但我仍真诚地告诉他们，事实总比语言来得坚实，尽管话语可以天花乱坠。我请他们在中国大地上多走走，多看看，也多问问。
结业，我们走出了校门。到中国广袤的大地，读历史，看今朝，思未来。
出门，大泉好像早就忘了自己政治家的形象了，倒真像只小老鼠。每到一处，她就一下钻进工艺品小卖部里。她个小，人家扒在柜子上看，她在人家身子底下钻来钻去。每次集合，我必须亲自提溜她出商店门。同屋敦子说，她买了一大提箱东西啦！简直是采买的人！还要买。
在西安看大雁塔。小老鼠在高耸的大雁塔前“啊啊！”美妙了一通便钻进工艺品展卖部了。我等在外面，没等我叫学生集合，忽然大泉却自报家门地出现在我眼前。样子怪怪的：她双手叉着腰，伸着脖，向我仰着脸，不说话，光是一声一声地：“啊！啊！”我睁大眼等着她，好一会儿她才说：
“老师，为什么？为什么？”
我知道，一定有麻烦了。可我的日语不好，大泉好像一时忘记了说汉语，一边叽里呱啦说日语，一边用手在空中划个圈，然后伸开手掌像个刀，再一切。我不明白。她又用英语说：
“Cut！Cut（切）！”
我的天！什么地方砍了一刀？我忙看，原来大泉内裤的裤带断了。难怪她一直叉着腰不动呢。我当时真是啼笑皆非。怎么回宾馆呢？心想，小日本的产品，原来也不怎么样！（我根本就没想到，我的学生连内衣都在中国买。后来知道这里东西比日本便宜几十倍。）我想去找条带子吧，可大泉满脸惊疑，满脸困惑仍不肯挪步：
“为什么？我刚买它，在中国。”她把中国两字说得重重的。我看到大泉圆睁的小眼睛里跳出一抹鄙视的火花，好像我就是那商人。我没吭声，没办法，谁叫我们的同胞不争气呢。
那天我们至少有三个人的鞋带都支援给了大泉的内裤头，因为她穿的是短裙。我们的队伍，叫人哭笑不得。一个兵不断地叉腰；三个兵趿拉着鞋。后头还有几个不断“哧哧”拾笑的。回到宾馆，我在精品屋给大泉买了一条内裤头。不知是因为我送给她东西，还是因为那东西确实精致，大泉礼貌地向我道谢。
我问她：“你在中国哪儿买的？”
大泉回答：“在大街上。”
说完大泉翻了一下眼睛，立即又说：“您胜诉了。”
我当时只是顺口问问，没想到，大泉又想起阅览室的弦外之音，像个律师。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大泉又说：
“您胜诉了，其实不是。”
原来，大泉刚才说了半句。这个小鬼头！她说：
“您真的没胜诉。大街、商店仍是中国。在日本不是精品，一定要全部销毁。”
于日本，也许我心里总有堤坝。当时我并没有理解学生的诚意。现在我修改这篇文章，想来那确实值得我的国家深思。我想起在俄国和爱沙尼亚的商店，我都看过这样的招牌：“这里没有中国货。”开始我还挺得意，以为中国货走俏。后来才知人家是表示没有假货。
还有在拉脱维亚，我爱人买了一双旅游鞋，谁知刚一个星期，后帮子就破了。我俩理直气壮找到商店。老板一看鞋底，眉毛得意地一扬，大声地“哈！”了一声：“柯塔亚！”“柯塔亚！”（拉语音：中国）我现在还能想起我俩当时的狼狈相，真是慌不择路地跑出商店。在国外，中国商品就是中国人，中国。
可惜，面对大泉时，我还没有这么深的体会。但我还是同意我没胜诉。那就是假冒伪劣商品。我说中国经济刚转型，以后会好的。但我强调任何国家都有社会不良现象，否则，国家机器也就消亡了。大泉勉强点头。和日本人接触，一谈政治经济，我常感觉，日本的教育绝对有大日本帝国的阴影。
第二天下午了，当骄阳收起烈焰向西天退去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又踏上驶向南京的列车。雄浑的西安古城楼，镶嵌在一片玫瑰的晚霞之中。那显示古城轮廓的曲线苍劲、遒健，恰似一条昂首欲飞的蛟龙。远望古城楼，忽然我心生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渴望着祖国的强大，渴望祖国形象的完美。
到南京，我们又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37年12月那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里发生。30万同胞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向世人昭示着当年日军的野蛮与残暴。那真实照片所示的日本侵略者杀人手段之残酷，使我真的不能忍视；那依然还在的累累尸骨，那依然历历在目的血迹，好像都层层叠压在我的胸口，使我难以喘息。30万同胞的冤魂啊……
我真不相信，那些提着人头的刽子手，和我身边的学生一样都是日本人。我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名状，因为我不由得又想到我那被日本兵烧死的哥哥，烧成一片废墟的家乡故土。因为这些屠杀我父辈同胞的刽子手，他们的后代就在我的身旁，他们是我的学生，是我和我的同胞用心血抚育的学生……
我极感疲劳地坐在大厅里的木台上。头在疼，心和情都在分着瓣……
大厅里参观的人一队接一队，却显得寂静、空旷。除去讲解员的声音，偶尔可以听到人们挪步擦地的声响，静得甚至可以听到人们的喘息声。平日吵吵闹闹的学生，三三两两挤靠在一起，一脸肃穆，一脸惊骇。小个子大泉躲在伙伴的身后，摽着人家的胳膊，从伙伴的肩头上看。小姑娘红扑扑的小脸变得苍白，她往日高抬的步子今天却在一步步地挪蹭。
忽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的日本弟子们，今天都讲起了蹩脚的英语。他们看展览说明的样子，也怪怪的：人站在英文说明之前，眼却不时地瞥向日文。我问学生，参观时为什么讲英语？他们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在那里，我们怕人知道我们是日本人。”唉，他们毕竟还是些孩子。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我同时又感到，任何一个人的命运乃至情感，都是那么紧密地和自己的民族相连。
出来集合又没了大泉，还加上班长。正要问，他们回来了，看不见大泉的脸。他们各自抱着一大抱鲜花。日本学生最有钱，可花钱最会算计。那天，他们买了那么多花。他们每人拿一束，整齐地排好队。
悼念广场上设长明火，迎面石壁上刻着“遇难者300000”的黑色大字。全班默默地把花恭恭敬敬献在了石壁前。全班恭恭敬敬站好默哀，深深地鞠躬敬礼，也向我深深地鞠躬敬礼，向周围的中国人深深地鞠躬敬礼。我在心里告慰我的30万屈死的同胞，如真有在天之灵，就收下日本青年们的这礼，这花吧。
回宾馆上车，大泉又是怪怪的，她等着我（我总是最后一个上车）。她把她的小胳臂小腿伸成一个“大”字，一脚踩在轿车上，一手拉着我，对我说：
“车上是日本，老师是中国，我要作大桥。”
哈，我们这个小老鼠捷吉（她可爱时，我这样叫她）真是180度，转满舵。接着她使劲踮起脚，伸着胳膊扒着我的肩头，把她凉丝丝的小脸儿贴在我的面颊上。我感到一阵热浪扑来，我心里的堤坝一下冲垮了。可爱的年轻……
那天，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人类的教科书第一行字就要大写上：良知！和平！
第二天破晓，我的学生要去上海机场飞回国了。大泉来告诉我，他们班有向我说的话。我来到宾馆门前，看到我的学生们把手中一只只小白鸽高高举起，放向天空。小白鸽不多，几只，然而，那翻飞的白鸽在碧蓝的天空上顿时写满了“和平”！“友谊”！
真不知他们什么时候，从哪儿买来的。我扭头找大泉，大泉把一抹调皮的微笑和许久的激动留给了我，转身跑了。
回校上课了，又一律忙，和大泉的恩恩怨怨也就没时间提了。过了许久，收到大泉的一封信。那是一封真正的道歉信。大泉为日本的教科书道歉；为南京的惨案道歉；也为她向老师发的小脾气道歉。还为她父亲买中国的红木道歉。这最后一个道歉是我后来去云南昆明开会才明白的。红木是中国濒于灭绝的珍贵树种。
大泉说：“老师，我现在学经济法律。如果我将来真能做国际经济法律律师，老师放心，无论面对哪一国，我都将站在事实一边。”
这个小老鼠捷吉！
1991年7月18日于南京宾馆一稿
2003年2月修改于南开园西南村
意大利学生凡玛朵
一
她的名字叫凡玛朵，大家叫她麻烦多。我叫她凡玛，省事。教她可是心分八瓣也不够使的。一个女孩子既不漂亮，又不文静。不漂亮也罢，爹妈给的。安稳点儿总可以吧，不，她几乎一刻不停地给你制造麻烦。她的调查表写着父亲是意大利籍，母亲是美国籍。住意大利，又在美国上学。得！无拘无束加傲气，她都有。你和她谈话，她用两个鼻孔对着你，头总是高昂着。她的鼻子翘翘着，周围像撒了茶叶末儿一样，长了一层小雀斑。脸上的每一个部位，连那小雀斑仿佛都在宣布：“不屑一听”，要不就是“嗤之以鼻”。她个子不高，却叫你永远感觉她在君临天下。
上课，学生守则的第一条，就是着装整齐。她穿一双50年代的木呱嗒板来了。坐下吧，还不。她“呱嗒呱嗒”走到大家眼前，抬起脚说明：
“看，比荷兰的木鞋科学，脚自由。”
是呀！我小时也穿过，倒没注意它的宝贵。新鲜的视角！当然不能批评她啦。只是弄不清她从哪淘换来的？
过两天，她又来了新花样。仲夏三伏天，穿游泳衣在水里都热，我们的“麻烦多”竟穿了一件男人的中式对襟夹袄。紫蓝色的绸缎面上面是团型的寿字图案。我怀疑是从寿衣店买来的。一问，还真是。我埋怨卖衣服的人，怎么也不告诉人家，人家是外国学生。凡玛立即解释，老板告诉她了。那我就不明白了，凡玛，怎么活着，你就穿在身上了呢？凡玛朵毫不以为然，脸上的每个零件又都在炫耀：
“看我多美！”
凡玛朵说：“它是漂亮。死的、活的都是人。穿它非常漂亮。美啊！”凡玛朵眯起眼睛，大有陶醉之感。
想想看，你上课，眼前竟坐着这样一位美人，你有什么感觉？知道什么叫文化休克吗？我就差点休克。中国人关于死的忌讳是砌造了五千年的传统观念，叫我一堂课就跨越过去，那真是奇事。然而，我也不知道我的哪根弦叫她牵动着，我竟然同意为她说情，允许她参加日本文教大学的语言实践课（旅游。我是陪同教师）。日本文教大学短期班都是女生，亚洲人，加一个欧洲人。领队说：
“羊群里出骆驼，而且她是猴骑骆驼（——高去了）。”
我只有开着玩笑宽慰他：“人家个儿也不高呀，不过是群小毛鸭子中出了只小斗鸡。”
老有城府的领队给了我一队删节号：“呵呵……”。一上路，我就知道那删节号的丰富内涵了。
二
上车，宣布了旅游路线、活动时间、地点、旅馆名称、联系办法。我逐个发下日程表。没发到她那儿，小斗鸡就和我奓开了翅膀：
“为什么到洛阳不下车？洛阳是文化古城。”
没办法，我带来的兵。自讨苦吃！我这么着、那么着一通安抚，总算无事。车过洛阳，一看窗外，我的心一下就悬到了嗓子眼。车启动了，站台上却还站着一个我的兵。凡玛踮着脚把一声“放心”从窗外扔给了我：
“放心——明天的明天我去西安宾馆找您——see you again！（再见！）”
这回轮到领队开导我了：“她找我啦。放心，她几万里都飞啦。”接着给了我一个“哼！”字就闭上了嘴，但我分明读出：“看您的宝贝弟子！就她事多。我行我素！难以理喻。”
第三天，她赶到了。上帝保佑！我的心落了地。
参观完秦始皇陵学生集合了，却不见领队，也不见凡玛。等了好一会儿，俩人来了。领队气气囔囔，凡玛喜气洋洋。一问，原来有个小贩把他卖煮山芋的小铁炉，摆在了去秦始皇陵的砖道上。凡玛一定要他搬开，让出砖道，他们这才过来。凡玛眉眼飞扬地向我炫耀：
“我胜了。红薯老板说我是狗捺耗子。哈，我是有责任的狗，我是优秀的狗。”
说完，扭扭地走了。她那一扭一扭的背影都在表明，她美得像得了个什么大奖似的。
无可奈何。凡玛的思维真是“猴吃麻花——满拧”。其实当时我并没明白凡玛和小贩争吵的原因，只觉得自己这个语言老师失职。
要进兵马俑博物馆，领队的弦拧得更紧了。他转达馆里要求：“不准大声喧哗”；“不准拍照，违者罚款！”接着是一番叮嘱。前脚说完，后脚进馆，忽然就有人大声地“Oh！Oh！”起来。大概因为在大厅中有回声，那声音大得简直叫你震惊。
领队急忙召唤我：“又是您的‘麻烦多’！快看看去！”
我从后面赶到队前，“啊！啊！”那是我，只是我没有喊出声。我心里却真的止不住在惊呼，因为在我眼前展现的是怎样的一种壮景啊！
那由几千名武士集合起的陶塑大军；那由神态各异、姿势各异的士兵、战将组成的方队，栩栩如生、磅礴浩大。你可以听到他们的撼天震地的呐喊；可以听到他们踏地“刷刷”的脚步声；携带兵器铿锵的碰撞声。你可以感到他们的喘息；他们气冲天宇的豪情壮志；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你真可以看见：前秦“带甲百余万，车万乘，骑万匹”驰骋疆场，威震四海，统一六国的壮举。你真可以看见，那打开的历史史页上，昔日征战的辉煌。
是啊，古长安兵马俑“是世界最壮观的，最珍贵的考古文物群”。“是世界的罕见和奇迹”，“是东方的骄傲”——那是世界的评论啊！
我自己也激动不已，为自己祖国璀璨的文化，只觉得脊梁骨不由得挺得直直的，早忘了领队的圣旨。凡玛还在“Oh！Oh！”我忙叫学生小声点儿。凡玛两眼都直了。她呆立着，不断地用手捂着嘴自语：
“Oh！Oh！Great！Wonderful！（伟大！奇妙！）Un-imaginable！（不可思议）”。看着，看着，她竟忘情地“咔嚓咔嚓”地照起相来。我想她是忘了，因为她答应我不照相。我没注意，我也要看啊。到最后，她竟然把相机伸出栏杆去照。我忙制止她，但晚了。一个保安气势汹汹赶来，一把按住凡玛的照相机。
可想而知，我们这个盛气凌人的女皇，气也不盛了，也凌不起来人了。保安一定要把胶卷曝光。我忙说情。我想她回去宣传我们的祖国有什么不好？保安说这是规定。没办法。凡玛不说话，更不求情。她慢慢打开相机取出胶卷盒，我以为她要交出胶卷。谁知她“啪”的一下交到保安手中的是相机。胶卷，她先举到保安眼前，然后放到自己的胸衣里。哈！鬼精灵。这回她说得可是很温柔：
“回去我要说中国！我要展览中国！非常非常的惊奇。对不起，胶卷给我留下吧。相机你罚去。Sir！（先生）”
学生一下把我拉进了她的战壕里。我的心感动了。我想保安也一定和我一样，从里到外一样：心暖暖的，眼睁得大大的。保安，这个陕西大汉似乎有着女人心肠，嘴看来是笨嘴拙舌。他只瓮声瓮气地说：
“都给你，都给你。展览吧，展览吧。”走了。
我对人家千恩万谢，我的学生却毫不领情，拉着我就走。我有些生气。弟子却说：
“他是不执法的管理人。说说话就改变规定。”
嘿，人家放了你，你还得便宜卖乖！我的大弟子却说，那是奇怪的规定。在欧洲，哪个展览馆都允许照相。她说的不假。后来我两次去欧洲，只在法国凡尔赛宫就拍回很多照片（只是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弟子说着说着，好像又想起在秦始皇陵的事，顿时来了气：
“中国管理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要管。山芋老板的铁炉子会把古砖道弄坏，没有人管；照相却要管。美是世界的！”
凡玛还告诉我：在意大利，一个警察见到一个小偷和一个在古迹上乱刻乱画的人，如果警察抓住了小偷，而放走了损害文物的人，他一定被解职。损害文物，就是刻刻画画，最少也要坐五六年牢（我明白了为什么意大利现在仍是小偷多，而文化古迹保护绝好）。
凡玛还说：“在意大利的修复工作，一定是复古复旧。如果像中国这样，面貌全新的修历史遗迹，设计师永远解职。”
是啊，我后来在爱沙尼亚塔林，就看到过一座现代建筑，而它的一边完整地镶嵌着一个古代城堡。你一眼就可以非常分明看到历史和现代，看到光阴的步伐。美真的是世界的。是啊，一路看来，中国的历史遗迹的保护真有许多问题。
凡玛越说越激愤。我想起“意大利激情”一说，一旦意大利人燃起爱情，或什么追求文化艺术的烈焰，便不存在“不可能”这个词。凡玛真的叫我感到这种灼热的情感。她说，回去她一定给中国的总统写信。我立刻表示帮忙。说这些话时，我们正走在队里。凡玛听到此话，越过她的伙伴，冲到我面前，张开两臂拥抱我。
三
那天一直到回饭店，我都很不平静，为自己祖先磅礴壮观的伟大的杰作，为我中华文化的魅力。当然，也为我那个浑身带棱带角的弟子的一个拥抱。当老师的就是这样。然而，没有幸福一会儿，领队气哼哼来了：
“您的大弟子，这回不但自己又颠儿了，还拉走五个，去小吃街了。多亏纯子报个信。饭都定了，你看费事不。”
等吧！缺觉，困得提落耷拉。十一点她们回来了。个个吃得油光焕发。六个孩子争着告诉我，她们吃了什么。羊肉泡馍、刀削面、拉皮儿、辣羊蹄……我的意大利弟子手提一个血灌肠。她把那肠儿在我眼前晃呀晃，请我吃：
“老师，最科学的食品。马可波罗的书上就说，中国饮食文化是最神秘的。”
其实我早已看出了，我的弟子想说的是：“为什么不安排吃西安的风味小吃？”果然，她要求明天补课。
我早听说，灌肠的血都是生的，真不敢恭维。顺便，我说了食品卫生呀，带队的责任呀。但小姑娘的脸在发红，鼻子周围的雀斑在变深。我知道她心里又在冒刺：
她说：“吃生食是人的本性。”
老师说：“吃熟食是人类从蛮荒到文明的进步。”
她说：“但人类的文明使人的本能在退化。”
是，深刻。我同意她说的，但到大街的小吃课不能补。
小姑娘一扭一扭，昂着头带着一百个不满意走了。临走又给我留下了一句：
“自己民族的文化还不歌颂。”
我笑了，还挺能上纲上线。不过，我发现，我的弟子的汉语真的满有水平了。这真是羊群里出了骆驼。忍不住夸起她来。周围的一群日本小羊也都赞美她：
“凡玛朵是太努力的学习。”
“凡玛朵正写‘中国文化面面观’论文。”
“老师，她天天学习到一点。”
小羊花合子是她的同屋，佩服凡玛朵简直五体投地：
“我们日本女生是胆小，她是太大的勇敢的人。她着迷中国文化。”
是啊，她们不说，我也喜欢上了这个做什么都铿锵有声的小铜豌豆。意大利人对文化艺术都很敏感，还真的不假。她对我祖国的这份真情，我真的感动。可是我们很快就要分手了。
在上海，日本学生飞回国了，我也要返回学校。凡玛朵却要返回西安，看她没有看够的中国古代，然后，还要去看神秘中国的神秘西藏。我真遗憾，还有课。真想同她一起去。
我该走了。没有想到，这个浑身长刺的弟子，这个头上长角的弟子凡玛朵给我提着包，送我进站，送我上车。紧紧地紧紧地拥抱我，我甚至感到她的体温。她咬着嘴唇，强忍着眼泪塞给我一个纸包。
我的车开了。铁的车门在我心上拉过，一下把我们分离，隔开。那时，我还没出过国。我觉得，我和许多弟子一旦分离，便终生很难再看到了。
火车呼啸着冲出了车站，把我的学生留在了站台。看着她使劲挥动的手，看着她那娇小的身影在慢慢远逝，我的心阵阵酸楚。
坐定，打开纸包，一张小纸条烫着我的心：
“老师你是真心，I love you！（我爱你！）”
纸条的下面是一个做工精美的小镜框。那里镶着的不是她给我的照片，而是画的一张彩笔漫画，那是我。额头上的头发卷成一个圈儿，一张圆脸上，三个大圈：眼吃惊得变成两个大圈儿；嘴惊奇得张成一个更大的圈儿。呀！那原来就是我呀！家门、校门、国门刚挤开时的我。
小镜框的另一面还是一张彩笔漫画：那是她。鼻子周围点着一群小黑点儿。一张脸上还是三个惊讶得大得没法再大的圈儿。那就是她，第一次来到神秘中国的意大利留学生——凡玛朵。
我忘记了是在车上，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说给了同车的旅伴，他们也“哈哈”起来。我笑出了眼泪。刚分开又在想念她。
1988年8月6日上海到北京列车上一稿
2004年2月5日修改于南开园西南村
厌厌川下胜美
一
我素来不大喜欢日本人，日本侵华战争给我留下的阴影太浓重了。抗日战争时，我的哥哥因为日本人的细菌得了霍乱，又叫日本人烧死了，现在我没有哥哥了。
叫我教日本留学生（那是国门刚开之时，头一次教日本学生）。我是受了国际主义教育的，可是见了日本人，心里还是起波起皱的。有一个学生也像心里有什么草呀，棍儿的，好像总在生气。她叫川下胜美，一个胖墩墩的姑娘。不爱理人，上课也不抬眼睛。紧闭着胖胖的嘴巴，不说话也像卡通电视《蓝精灵》中的厌厌。厌厌总在说：
“我讨厌……”
听课，她不抬眼皮，回答问题也不看我。但从不缺课，笔记一篇不落。可是有一天，她没来。想到教师的职责，我到外宾楼去了。轻轻地敲门。没有人回答，又敲，还是没有人。我看灯亮着，于是又敲了三下。这回，门开了，只开了一个缝。接着，挤出一个蓬乱的头，一张睡意矇眬的脸，那神情没开口，我似乎已经听到：“我讨厌……”果然她很不高兴地说：
“今天，您没和我约定要来。”
我也不高兴了，问她：
“怎么没去上课？”
她忙向我道了歉，告诉我，她病了。声音有了歉意，却并不请我进屋。堂堂的中国老师叫学生拒之门外！哼，我走了。中国老师可不是一见了洋人，就变成浑身没有四两沉的人。
第二天上课，她来了，垂着眼皮只看她的笔记本。可这天下课休息，她似乎有很多问题，说这问那。她的同窗们也帮嘴帮舌，话题也是东南西北。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还是弄明白了：原来日本教师不管考勤。出勤是学生自己的私事，考勤算学分，由班长统计。教师也不必屈尊家访以示关怀。登门，没有事先约定的不速之客，当然不受欢迎啦。我圆睁了眼睛“噢”了一声，不由得瞥了胜美一眼，正好和她那双正在偷眼观察我的目光相遇。我立即看到，她那黑眼睛里跳出一个调皮的火花。我们俩都笑了，都有些难为情。我想好啊，难怪人们都说日本学生内向，原来还耍了个小心眼。那天，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的栅栏叫她拆除了一半。
二
可没几天，上课，我学生脸上的每一个零件都在呐喊：“我讨厌……”瞥眼看，哈！我差点笑出声来。真不知这是日本的什么新潮发型。头前该长头发的地方，剪没了。后面该剪齐的地方，却七长八短地向后翘翘着，像半朵垂下的喇叭花。我不由问：
“哈，川下在哪儿做的这么时髦的头？”
川下的嘴鼓得跟肉包子一样，眼皮仍不抬地说：
“太大的没办法。”
川下的女伙伴们跟着唧唧喳喳，男生们也跟着帮嘴帮腔。老半天我总算明白了（他们是零起点班的学生，生活交际用语都没过关）。
原来，周末川下去了美发厅。理发时，川下想说前头的头发不要剪短。她指着前额说：
“这个不要……”
想说“剪”，但不会。于是她用手指比作了剪刀。理发员干脆麻利“嚓”一剪子，她就变成这副尊容了。川下一看镜子里的川下，怒火中烧，立即忙说：
“不要！不要！”
川下想说，不要这样剪。师傅也生气了：
“你不剪头发，干嘛来这儿？”
川下告诉我，理发员真的态度不好。不停地说，大概是唠叨。可不是呗，你说“不要”，那人家就给你剪了呗。剪了，你又不干。川下一劲儿说：
“不要！不要！（这样）”
我想，准是师傅以为川下不让剪了，当然就不敢再剪了（汉语的多义词真是跨语言交际的沟坎儿）。师傅也只好这么洗，那么吹，这么梳，那么卷。这些词，全是伙伴们帮川下表演出来的。川下没有动。胖墩墩的川下，本来坐在那儿就像是一个面堆儿。现在又剪了这么个发式，那样子就像一个面堆儿上又扣了个小簸箕。大家都忍不住地笑。川下可不笑，也没有表情。最后，她翻了会儿词典说：
“中国的服务员和日本的服务员，太大的不一样。中国和日本不一样。我抗议。”
川下真生气了。我能猜得出那些服务员老爷、小姐们的风采。我说：
“作为中国人，我替理发师傅向你道歉；作为老师，我要批评你：你实在应该努力学好汉语。”
气包子好像瘪了点儿气。唉，那天，我也给自己找了麻烦。我是老师，没办法。从那天起，我每次上课都是早来点或是晚走点儿。有时下午有空儿，我就多给她补点功课。有时也把她带回家。
结业了。川下来休息室找我，给了我一个信封。说是付我的课时费。还有一张时间表，那上面半小时，20分钟、2小时零10分、月日都记得清清楚楚。日本人真是……我笑了，谢绝了她。说实在的，我真的是没有时间。怕把自己拴上，所以也没定准给她补课。我告诉她把汉语学好比什么都强。川下站在我眼前，鼓着嘴巴使劲地捏那个信封，像要捏出点什么似的。大概想说什么又不知怎么说吧。瞅了我一会儿，给我鞠了一个躬，脚拖着地“突突”地走了。咦？是生气了吧？
第二天，川下的带队忽然和我聊天。谈日本的神社，中国的菜。没话找话。临走好像顺便问我：
“满意川下胜美吗？”
我说何止满意，我非常喜欢她。一提这个不苟言欢的弟子，我可真有的可说。我找出她最近一连几次的考核，都是优。川下真是一丝不苟。我滔滔不绝地夸奖自己的弟子。当然也为自己教学而得意。带队好像总跑题。说学生喜欢我。说我呼学生的名字，什么叶子、百和子呀，很亲切，但叫川下胜美，却叫姓：“川下”为什么？
哈！诱敌深入来了！其实，我只是哪两字方便，就叫哪个。日本人的姓氏也真够麻烦的。原来只称呼姓表示郑重、严肃，比呼全称还厉害。难怪川下胜美总是严肃。其实，带队还有不好启齿的原因。那是后来韩国学生偷偷告诉我的。
他说听老辈人说，日本人好战。古时几乎所有男人都被征去打仗，没空娶妻生子，所以人丁稀少。当时一个国主决定，让所有男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随便跟女人生孩子，以此希望人丁旺盛。休战时，日本女人都习惯了“不管何时何地”的那种方式。于是就背着枕头、被单出门，后来就成了和服后面背着的那一块。
很多女人被“不管何时何地”后，男方来不及告明姓氏，就又去打仗了，所以她们生下的小孩，就出现了“竹下、近藤、井上、平原、田中、寺内、松下、渡边、山口”等姓氏。而知道姓氏文化的日本后来人，当然就不愿叫人只称表示地点的姓氏。“川下胜美”的“川下”自然也在此例。（日韩结怨由来已久。日韩学生一提历史，好像立刻都拿矛拿盾的。这里是否有揶揄之词，我无从考据了。但关于日本姓氏的由来，真有此记载。）
那天，带队为了我给学生补课，还向我猛表感谢。不过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带队舞剑意在告诉我，日本，如果应付钱而对方不接受，那就是表示看不起对方或是骂人。
嗬！这可是供盘摆错了香案，冤枉呀！真事多，哼！白吃馒头还嫌面黑。我没多解释，只告诉日本带队，我是中国老师。剩下的就是带队向我一个劲地“阿里噶多狗扎一马斯（日语音：谢谢）”了。
三
最后一次课了，没见到川下胜美。听说她去了长春。但她却安排了她的同桌宣读她的作业。真的没想到！我成了人家难忘的人，做了人家难忘的事。心里不好意思地美滋滋的。心里的毛毛刺刺也抚平了不少。那文章的结尾是：
“中国和日本真的不一样。第一次没有钱的交换。第一次这样的真情。第一次我这么感动了。”
我也第一次被日本人感动了，其实那天我没都感动完。
结业告别宴会。出了课堂的学生们个个像出栏的小马驹，可解放了！互留地址呀，互赠礼物呀，多好的饭菜顾不上吃。没办法，我们老师被弟子们包围着，光说“茄——子”了。
谊园宴会厅，灯火辉煌，真是“葡萄美酒夜光杯”。一道道五彩缤纷的中国大菜，叫学生老外们目瞪口呆，赞叹不绝。然而，学生们的谢师表演也叫我们老师赞叹不绝，口呆目瞪。不知什么时候，一群小女生换上了中国的国服。胜美也在里面，尽管她的旗袍绷绷着，可是还真显得苗条多啦。伙伴告诉我，为了穿那旗袍，她们在集体减肥，胜美快绝食一周了。
真漂亮！华美的吊灯下，站出一排青春亮丽的女孩。她们穿着五颜六色旗袍。淡绿色的、深紫色、橘红色……金黄色的灯辉里，闪着一种柔和的亮光。女孩个个显得身材修长，典雅、华贵。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丝绸，穿在这些日本女孩的身上，那么光彩照人。我是仰慕着绿色军服长大的。旗袍都是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么娟秀华美的旗袍，不是穿在七扭八歪的妍女身上，就是绷在胖葫芦一样的泼妇身上，真是败兴。
而今，第一次看到自己民族的盛装，被外国人如此地欣赏，珍视。中国的旗袍，原来也竟有这等的高贵美！
一排阳光灿烂的日本女孩，穿着中国丝绸旗袍站在华灯之下！真像金碧辉煌殿堂上的一幅油画；像小提琴协奏曲梦幻的波尔卡；像杯杯萨贝斯的美酒……
学子们唱起了中国歌，那是我许久没听的歌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再见了，亲爱的老师，我们的小船就要起航……”
心里叫学生唱得酸酸的，想溜走。说实在的，我最不愿意参加结业式啦。朝朝暮暮和这些孩子们真是摸爬滚打，天天在一处。这一走，还真有点像把他们从我身边切走一样。我要先走了。
胜美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眼睛仿佛一直包裹着我。胜美抬起眼睛，真好看。她笑得那么生动，嘴巴在她的胖脸蛋上，笑得像一个向上弯的单括弧，两边一边一个小酒涡。我想说她漂亮，她却先开了口：
“老师，您真漂亮！”
我笑了。真的忍不住笑了。一说宴会将结束，看看这些学子们早哭得“稀里哗啦”了。有的小男生也哭。女孩们竟忘了她们化了妆，结果，都成了大眼熊猫。我故意提高声音叫她：
“胜美更漂亮！”
没叫川下。胜美使劲地答应了一个：
“到——”并激动地叫起来：
“老师漂亮！旗袍漂亮！中国漂亮！”
胜美一边掉眼泪，一边不好意思地笑。她递给我一封信，装着生气地说：
“也是课时费。”然后拉着我去说“茄——子”了。
四
回家。夜晚，灯光像一块橘黄色的台布铺在桌上。我打开了胜美的信封。那里有胜美给我的信，而那信中提出的思索，我怎么都不能把它和那个胖墩墩的小女生连在一起。但那信是她写的。我真希望能拿给我们国家的大人物看。她写：
“老师您不明白日本。”
是，我不明白：一个不足中国一个省大的小国，居然两次荷枪实弹，踏上你面积位居世界第二泱泱大国的国土。我不明白：一个资源如此贫乏，地震多发的小岛，一个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战败之国，在不足半个世纪就跃居世界强林之上。胜美写：
“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尊，又辛苦努力的民族。那是在残酷中养大的意志、意识。不战胜就死去。在日本，我从小就常听说：‘我们日本人’……”（写这样的句子，显然胜美是查词典查出来的。后来我知道为写这封信她熬了两个夜晚。）
“老师您不知道，福泽谕吉这个人，他的头像印在一万日圆的纸钞上。日本的昌盛和他在明治维新时代，提出科学文明有太大的关系。他是日本文明的父。我从小就听老师用他的话训导：‘日清战争这样团结一致的胜利，实在令人高兴，值得庆幸。日本需要这种精神。’后来我又听外公说：‘日华战争的失败是大和民族的丢面。’现在许多人仍有这样的看法。外公是侵华战争的老兵。”（原写的“日华战争”又改为“侵”字）。
“来中国时，外公叫我去长春，到他曾住过的地方看看。我去了那儿，那里成了高楼。”
胜美还去参观溥仪伪皇宫陈列馆。文章结尾处，几句并不通顺的汉语，却咚咚敲着我的心。她写道：
“……看着，我激动得太大了，我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愤怒了。我看到我们日本打仗的另一方。在日本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我不明白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怎么可以那样残忍？”
是呀，我也不明白，一个如此温文尔雅，如此勤勤恳恳的民族，怎么和残酷，和没有人性连在一起？
我学过日语，我觉得，那是我接触的语言中最难的。它不同于别国语言，有非常复杂的敬语系统。日语不只单纯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且是严森观念的表示。交流双方的身份地位、相互关系乃至所持态度都有极严格的规定。
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日本人不同于别国人，好像有一条不成文的律令。它比法律更严格地规定着人们的情感、思维乃至行动。可惜直至今日，许多人只看到日本的经济，没看到日本的精神。胜美说：
“老师，我从小跟外公长大，现在我要独立了。”
我明白那话的意思。胜美表示：
“我要努力学习汉语，将来作中日友好工作。加倍，加倍地还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歉意……可惜许多日本人不是我这样想。日本的扩张仍被看为英雄。不能忘记危险。”
“中国人的心像中国国土一样广大，中国人的心不如日本人的心精细。日中友谊要很长的努力。”
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学子，有着怎样警世的思考。她的心装着今天又装下了未来。这个胜美，最后她又说起了课时费。她说她“要向中国付一辈子。”我把她的信抄出来，这是她无价的课时费。
胜美回国了，不久来信告诉我，她一边在大学完成她的学业，一边在一家中国书店卖中国书。
1988年9月21日沙市道一稿
2004年5月6日修改于南开园西南村
美国姑娘莫当娜
！“我叫莫当娜，我从小就想来中国。中国是个神秘的地方，我要知道中国，我特别喜欢……”
姑娘的自我介绍无可奈何地停下来，她翻着棕色的眼睛，在她不多的汉语词汇中翻找“摄影”这个词。遗憾，没有。她只好把两只手举在眼前，嘴里“咔嚓，咔嚓——”起来。就在这时，她坐的椅子“咔嚓”一下腿断了，姑娘被重重蹾了一下。可是她竟能两手保持原有的姿势，把头扭向后边看着椅子腿问：
“老师，用汉语怎么说？”
“椅子腿坏了。”
“腿坏啦——腿坏啦——”
这时候，我的学生，又像发现了什么新知识一样，一遍遍学着这个汉语句子。而她似乎忘记了，她此刻，正打着赤脚盘坐的那把可怜的椅子还在“吱吱”呻吟。
这个颇具个性的姑娘，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暑期短期班的学生。她的穿着非常随便，蓬松的棕色卷发随意地系在脑后。一件大过膝的纯棉背心在腰间系一条绸带。由于也系得随意，后面翘翘着，使她很像一只随时准备跳起来斗架的公鸡。再加上那本来已经是很陡峭的鼻子，仿佛又叫谁向上捏了一下，翘翘着，于是使她整个人都显得傲慢，旁若无人。上课时，她也打着赤脚，穿着拖鞋，带着照相机（短期学生不作着装要求）。她常常提出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对念书似乎不大感兴趣。
课刚告一段落，莫当娜就迫不及待地问（她大概一上课就想问了）：
“老师，晚上我可以到大街上去睡吗？”
我奇怪，两目圆睁。教书这么多年，还没有学生提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和我刚刚讲授的课有什么联系。于是我想，必须找词儿叫我的学生念书了。那时我的脸一定有点长。我说，很快就要考试了。刚刚还神气十足的莫当娜，顿时就打了蔫：
“My dear！I've got a headache。（我的天啊！我有点头疼。）”
可是有一次，就是这位总不愿意进教室的学生，却请求我给她补课，而且是利用大家去北戴河休息的日子。实在，我有些欣喜若狂。要知道，我们的教学也要达标啊。
八点，我来到谊园会客室，没有莫当娜的影子。八点半我来到莫当娜的宿舍。不用敲门，门开着一个缝，请求老师补课的学生，正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趴在床上酣然大睡。同屋请我进了屋，她立刻惊坐起来：
“对不起，我的腰病了。”
可是她还是飞快起身，又飞快地不断地把床上的、地上的、桌子上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到柜子里。我觉得她似乎看出在我那张不高兴的脸上，正用一种奇怪的神情打量着她的房间。因为她的什么衣服、毛巾被、手提包……都不在自己应在的位置上。
“对不起，老师。我到外面忙去了，去做有意思的事……”
学生脸上掠过一抹神秘的微笑。她马上又说：
“啊，是的，昨天我也念书啦。很晚，很晚……”
学生一边说，一边伸手把书递给了老师，有书为证。确实那上面写满了一会儿英文，一会儿汉文的小注。可是那却是本《报刊新闻》。爽快的莫当娜一下变得支吾起来。美国学生自尊心很强，他们也认为中国老师一定不喜欢不学他所教的那门功课的学生。
“对不起，我喜欢你，不喜欢你的课（《经贸汉语语法》）。我不想光为了攒钱。我喜欢报刊新闻课，我想以后做新闻摄影工作。你知道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的作者吗？”
斯诺？不知道是因为斯诺的名字，还是学生的抱负，我的心和学生一下拉近了。
那一天，莫当娜的话特别多。原来从1982年起到今，她已是三次来中国了。
“每次，我都大吃一惊。第一次就感到人太多太多；第二次楼多了；第三次商店多，小摊多，摩托多，小汽车多……”莫当娜一说到这些，精气神十足。鼻子、眼睛都活起来。她兴奋地拿出一大沓彩色照片。美国学生到什么地方都带照片，我是知道的，可是莫当娜足有一尺厚的照片，我却是第一次见。那些照片不仅把我几乎带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使我好像触摸到姑娘那颗发烫的心。她对中国的一切那么动情。
是啊，在中国，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既有正在消失的过去，又有刚刚开始的现在；还有已经破土生长的未来。那天连我自己也为祖国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而心动了。莫当娜如数家珍，最后她极为得意地拿出一本专拍中国老人的相册。那里有在街头卖灵芝的白胡子老人，有练武术的老人，打扑克的，说书的，赶毛驴的，拿着蒲扇坐在大街上聊天的……莫当娜告诉我，那里许多照片都是她骑着自行车旅游，在路上拍的。这次，等课一结束，她还要一个人骑车去旅游拍照，两个月后再回美国。姑娘雄心勃勃，她说：
“真的，美国对中国了解得很少，很少。”
她回国要出摄影集子，先出中国老人的。莫当娜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在养老院工作。莫当娜做了一个撇嘴的姿势说：
“在美国、意大利的老人总是这样。”
接着她又把嘴变成微笑的月牙形说：
“看中国老人都笑。比美国笑。比意大利笑。”
接着她饶有兴趣地说，她每天晚上都看到不少老人在马路边坐着，还有躺着的，又说又笑。她问：
“他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做了如实的回答。莫当娜沉吟了：
“美国住房很大，老人都不笑；中国房子小，老人都笑。啊，真有意思。我真想也有一张席子，也到他们中间去，听听他们说什么，为什么笑？”
那天，我真想送给她一张席子。我突然觉得，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学生，原来有多么可爱。她棕色的眼睛闪着亮点，满脸朝阳，浑身都饱绽着一股劲。我知道美国青年大都在拼命攒钱，为了买双人自行车、冲浪板、帆船、跑马……他们说要及时享乐人生。至于“理想”这个词，尤其在女学生中很少能听到。莫当娜却坚定地说着她的理想：
“我一边上学，一边干两件工作。一个做导游小姐，一个做照相。可是我不能光为玩玩，快乐。我一定要干出一个‘追母’（dream梦）来，我要出太多太多相片的书，叫美国人都明白中国、中国人、中国老人、中国孩子……”
我忙帮学生纠正语病，开补我的语法课。
那天补课，如果不是有人来敲门，学生和老师都忘了下课吃饭……
1988年4月18日于沙市道
“老外”战友——大清
！在我的老外学生中，对中国持有挑剔观点的，少得很，可这其中就有他。与其说我们俩是师生，倒不如说我们俩是“战友”——争战的战友，而且我们的战地，几乎到处都是。我们第一次相识就颇带火药味。
接新班第一堂课，照例做就职演说：
“我的课上得不好，希望大家多支持……”
话音没落，“呼”地从后排站起一个大汉：
“那好，我不选您的课。”
说着，他就要走出教室。我一下僵在了那里，不知是我的聪明，还是自信救了我。我忙说：
“可是我一定能够教好大家。”
于是他又“咚”地坐回了位子。1：1险平。
一
我开始注意他了。他是荷兰一家公司派来的高级班进修生，也比一般学生大得多。他明显地带有北欧人的特点，粗犷、剽悍，像个拉着架子的摔跤将。九十月，他还穿着一条大裤衩。一件无领无袖的大号坎肩，紧绷在他饱绽着块块肌肉的上身。他一进教室，教室立即就显得小了一块。他的头发很别致，该长头发的前脑顶，没头发；后脑海却留得长长的，束起了一条辫子。难怪大家叫他大清。大清的表情也很特别，他的嘴角不说话也有点向下，两腮有两道深深的皱褶，似乎他脸上总挂着一副挑剔和嘲讽的表情。
说来有意思，在中国这五千年文明史中，我最不喜欢清代。也许那是由于黑暗的近百年史留在我心头的阴影太浓重了。一听“大清”这个词，我便觉得心里疙疙瘩瘩的。果然不久，我和大清就爆发了一次战争。
一次，我在讲到词语运用时，举例提到中国的民族风情。脑瓜极好使的大清立即做出反应。他飞快地在本子上写了一个句子，写完，便第一个把本子递到我面前，随即，也送来一抹顽童般狡黠的目光。我只瞥了一眼，就看完了：“我在新疆国看过非常有意思的民族风俗民情。”那“国”字是后加上的，显然那是在激我火。因为我的学生都知道，我这个爱开玩笑的老师，在严肃问题上却从不苟言笑。我立即用红笔在他的本上狠狠地划了个叉，又把那“国”字勾掉，然后面不露色地把本给了他。大清立刻向我耸耸肩说：
“I'm sorry， I was only joking。”（对不起，我只是开玩笑。）
我理也不理他，接着上课。下课，我忽然叫住了大清，说：
“大清，你的爸爸给你寄学费来了。”
顿时，这个已经做了爸爸的儿子，满脸绯红地呆立在那里。在独立意识极强的西方人看来，自己当了爸爸却仍要花老子的钱，那实在是不光彩。说完，我从他身边走出教室，然后轻轻地一笑：
“I'm sorry， I was only joking。”
随即我告诉他，我这还是客气。假如以后再用国家大事开玩笑，我绝不客气。
说心里话，我早想出口恶气。他不止一次地在教室大声用英语说，中国人如何地不讲卫生；如何随地吐痰；如何不排队，爱加塞儿；爱打架；小贩如何地爱骗人；当官的又怎么怎么地索贿；商人又如何地卖假货……说实在的，这些话自己人说，出气。叫一个外国人说，我心里真窝着双倍的火。
我心想，荷兰鬼子，有什么了不起，四百年前，你就是我们手下的败将。哼！那天，总算1：1扳平。我猜想，大清早晚得举枪杀出来，可是他却出我意料地按兵未动。
那是我们要到蓟县去上社会实践课。组织这些最爱旅游的外国学生外出，却意想不到地需要你去动员。说来也许有人不信，这些来自有钱国家的学生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算账。我问一个学生：
“为什么不去？”
“还交30元饭钱。”
“那可是四五天啊！在学校也得吃饭啊！”
“那不一样。自己买。”（弦外之音：“别想赚我们钱！”）
“……”没法说。我又问了一个学生。
“可怕！厕所！”
答话的女生，当时就捂住了鼻子，浑身颤抖。我无可奈何。可是我知道，他们还有一个不愿说出的原因：我的这些长期班学生，从来就不喜欢去看为他们安排好的地方。
大清那天却第一个报了名，我喜出望外。说实话，我早就渴望出去看看了。在这座高等学府的深宅大院，改革的大潮在我所能看到的，似乎只是物价的与日俱增。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都是学生用问号为我勾出的。而且那使我怀着好像重返故土一样的渴望，是因为十几年前，我作为一个新毕业的“老九”曾在那里接受过再教育。
5月，严寒早已退去，春天用绿色装扮了大地。绿是那样娇嫩、新鲜，在路边树上的枝头，在偶尔探出墙头的花枝，令人激动。我们终于去看那绿的大地了。
二
一辆高级大轿车，装载着我和我的老外学生们驶出了校门，轻快地跃上高架的立交桥，向着广阔的天地飞去。学生们仿佛出栏的马群，顿时欢腾起来，我的心也一下为之轻爽、快乐。“万类霜天竞自由。”自由的颜色是春色。
春雨，轻柔地洒浴着田间，那些刚刚舒直身腰的禾苗。远山在一片迷蒙的轻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