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源,字通伯,号西滢,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留学生,16岁赴英,从中学读到大学,在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与文学,26岁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即在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授。他是《现代评论》周刊创办人之一,因撰写该刊的“闲话”专栏文章闻名于世。1929年至1943年,他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44年再度赴英,在中英协会任职。抗战胜利后,他成为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直至1966年退休。然后定居伦敦,1970年病逝。
陈源教授因1925年北京女师大学潮与鲁迅打过笔战,站在进步学生及鲁迅的对立面,所以一些人认为陈落后的看法就此形成。他从1924年到1927年间在《现代评论》和《新月》上发表了许多篇散文,并亲手编辑了《西滢闲话》。他很少写其他文章,其后把绝大部分精力用在教书和文化交流上,仿佛从写作界消失了。他的《西滢闲话》大都是时评、戏评、影评、书评、作家评,切入时弊,臧否人物。他对于当时的北洋军阀颇为不满,指责政府当局贪污腐败。现在我把《西滢闲话》的主要论点分述于后,借此可以洞察陈源教授的为人和处世。
一、值得称赞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篇《“乌龟坐电车”及其他》散文里有这样的话:“上海依旧是上海,可是这一次(五卅惨案后)上海在我心坎上刻了一个很深的印象,在我的意想里发生了一个恐怖的梦魇,上海完全是外国人的上海,不久中国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外国的中国……你如再像我一样的到静安寺路和霞飞路(当时分别为英租界和法租界,后者现改称淮海路)及那里的附近走走,你就看见十年来添了许许多多美丽的花园和舒服的别墅,里面住的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中国人住的是好像蜂巢似的小弄里的小屋子,……工人们一家住一间半间屋已经大不容易了。”
“总而言之,他们西洋人是贵族,中国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西洋人是享乐者,中国人是供他们的生产者。”一个深受英国文化熏染的中国知识分子竟能迸发出对殖民主义列强如此的义愤,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陈源教授所见到的情况现在完全见不到了,中国人民已经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陈教授如在九泉有知,定会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二、鞭笞旧中国的官僚制度
在《共产》一文里,陈教授写道:“做事的拿不到钱,拿钱的不做事,拿钱少的做事愈多,拿钱愈多的也做事愈少。”“一个人孜孜的一天工作了12点钟还衣不蔽体,食不饱腹,妻子蓬头垢面,儿女呼号啜泣……这样的制度不扫除怎能叫中国人不想做官?”
在《官僚》一文里,陈对于官僚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且看:“官僚的秘诀,就是在虽然他不说一句实话,他却自己相信他的话句句都是真,这道理非常浅显。一个人自己还不相信自己的话,怎能使别人相信呢?所以我们猜想官僚脑部的构造与常人是不一样的;除升官发财那一个统一的机关外,其余都是互相隔绝的部分;要作弊的时候开甲部,其余部分闭塞了;好像一个柜上有好几个龙头,开一个流出来的是水,开第二个流出来的便是酒;又好像话匣子,放上一张唱的是生,放上另一张唱的便是旦”,“他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尽可能在十分钟内相矛盾四五次,而每次都剖心沥血,叫人信服他的诚意。他自己妻妾满堂,对人却高谈女权;他自己营私舞弊,在人前却能痛哭流涕地痛恨官僚的腐败。”
三、不以政见相左而轻其文
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一文中,陈说:“我要举的代表作品是郁达夫先生的《沉沦》,和鲁迅先生的《呐喊》!”“鲁迅先生描写他回忆中的故乡人民风物,都是很好的作品。”“阿Q不仅是一个type(典型),而且是一个活泼泼的人,他是与李逵、鲁智深、刘姥姥同样生动、同样有趣的人物,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配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
四、重视教书育人
在《著书与教书》里,陈教授是主张教书的,他说:“胡适之先生的著书和译书的大计划,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是十二分的赞成,可是他同时要脱离教书生活,我们就不敢赞同了。”他又说:“欧洲的大学往往因为有了几个人格伟大的教授,全校的学风甚至于全国的学风,居然一变。中国从前也有许多书院,造成一种特殊学风,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治学方法,大部分还得力于人格的陶冶。”“只有一般专心学问的教授以身作则,由人格的感化,养成好学的学风。”“我希望胡先生还是每天少写一千字,不要脱离教书的生活。”陈教授再三强调教书育人的重要性,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主张。他先后在北大、武大教书二十余年,虽不能说他的桃李满天下,而他教的学生还是不少的,如著名的翻译家叶君健学长,就是1937年武大外文系毕业的。叶曾在《陈西滢和凌叔华》一文中表达了他对陈源教授的怀念。还有1941年武大外文系毕业、与笔者同班的吴鸿藻去台后改名吴鲁芹,任台大外文系教授,是台湾著名的散文作家。他于1983年在旧金山逝世后,台大教授、另一位武大校友齐邦媛编辑出版了《吴鲁芹散文选》,曾在台湾风靡一时。
陈源教授在武大任文学院院长时,曾教过我们三年英文课,如英文短篇小说、英国文化、翻译、世界名著等。我爱听他讲“英国文化”这门课,不发讲义,不用教本,指定几本书作为基础读物。他背微驼,上课时常穿长布衫,戴金丝眼镜,慢条斯理,每隔三五句就要“这个……这个”一两次。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这个……”是讲课的一部分,像是无声的音乐,又像是让我们回味他讲过的话。于是刹那间,我们忽感有所领悟,那份喜悦是难以形容的。他在讲授“英国文化”时,旁征博引,头头是道,同学们觉得陈老师是一位通儒,这门课最能表现他的学问渊博。我每次上课如入宝山,从不空手而回。
他对学生温文尔雅,笑容可掬,从不板着面孔。他和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是朋友,萧氏主张用笑来教育人,陈教授受他的影响,也相信用笑来教育,比道貌岸然来训诲更为收效。上面提到的吴鲁芹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陈源教授说:“谈到通伯先生的学问或者文章,我都不佩服,……但对先生之风,先生的幽默感,先生的人情味,先生潇洒中不失其认真的态度,我是亲身感受到的。”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和主流。陈源教授一生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外语人才:有的成为翻译家,有的成为作家,有的成为大专院校的外语教师。在他编辑《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时,他痛斥北洋军阀政府,同情下层劳动人民。他长期居住英国,为促进中英文化交流作了不少工作。从前面谈到的《陈西滢与凌叔华》一文中还可看到,“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教授当年从海外奔回解放了的祖国,陈源教授夫妇还帮了不少忙。陈氏二十年代在北京女师大学潮问题上虽有其落后的一面,但瑕不掩瑜,陈源教授是一位对祖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爱国者。
(作者为武大老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