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瑛
抗战时期，我家随在武汉大学机械系任主任的父亲郭霖，迁往四川乐山，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少年时代。1941年小学毕业，我考取了乐嘉中学（后改名为武大附中），在中学我结识了同班同学杨衍枝，她是乐山惟一一所仁济医院院长之女。长得眉目清秀，性格内向，举止文雅，擅长书法，那时的我也性格内向，胆小腼腆，不苟言笑，只知读书。相似的性格使我们两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1942年，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叫陈小滢，她是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陈西滢）之女。她聪明伶俐，天生活泼，耿直豪爽，性格外向，颇有些男孩子气。她胆子特大，敢攀高上树，爬吊绳，落地时双手磨破了皮，鲜血直流也不在乎。她的个性虽然与我和衍枝截然不同，但是我们居然一见如故，坦诚相交，每天上学都是结伴而行，畅谈个人理想抱负，议论战争，谈论形势，关心国家的存亡，很快就成为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武大是一所学术空气很浓的学府，从1937年开始，周恩来、陈独秀、郭沫若等人曾先后来武大演讲，传播进步思想。武大附中的历史老师上课时，结合国内形势，分析战争情况及当前中国危机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的思想，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生活在这样一个进步思想氛围中，我们虽小，也令我们小小年纪就树立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抗击日寇的强烈愿望。
当时小滢家订了很多报纸，其中有一份《新华日报》，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共产党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感觉到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我们三人憧憬着有一个民主进步的新社会来替代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我们愿意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份菲薄力量，可惜报国无门。那时我们最敬佩《水浒》中的绿林好汉，无事时常在一起背诵一百单八将的名字及绰号，还各自选择了一个与自己性格相似，自己所崇拜的好汉名字作为自己的外号。小滢性急自称“霹雳火秦明”，我则因做事动作鲁莽，选择了“黑旋风李逵”，这还不算，看了《三国演义》后我们又想当英雄，学桃园三结义结拜成乐山三姐妹。三人中我长得比她们两人高，被称为刘备，衍枝是关公，小滢年龄最小，只能当张飞了。说心里话，我们并非想当什么英雄好汉，只是借古讽今，对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宣泄怒气而已。
由于志趣相同，我们课后经常一同去武大校园看壁报和进步刊物。主办者与地下党有联系，有时也如实报道《新华日报》的内容，刊载一些来自沦陷区流亡学生思念家乡和充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要求抗日的文章。这些报刊使我们认清了腐败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险恶用心，更加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树立起牺牲自己，保卫国家的远大理想。
乐山当年是处于四川西部的一个偏僻小县，靠近西康。刚到四川时，生活还算稳定。可是，1939年8月18日日本侵略者出动了36架轰炸机，飞临乐山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顷刻之间小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三分之二的街区被夷为平地，约两万人在熊熊大火中丧生，其景象惨不忍睹。短暂安定的生活随即被日寇的轰炸毁灭。
从此，武大师生的日子每况愈下，学生靠贷学金生活，经常以酱油加水当菜下饭。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十分拮据。物价飞涨，有时竟然百倍增长。当时武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中文系教授苏雪林，曾将自己准备养老用的积蓄“两根金条”捐献给国家作为抗日之用，由于物价飞涨，生活极端贫困，她只得靠自己种菜维持生活；我的父亲胸怀满腔爱国之心，捐出积蓄的1000银元，并日以继夜地设计水雷快艇以抵抗日寇的水上侵犯，但未被国民党采用。他还为了减少作战时前方战士的伤亡，亲自设计了钢盔和防毒面具，在校办工厂制造，供前方战士使用。由于生活贫困，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父亲于1942年2月英年早逝。武大历史系主任教授、我班同学吴令华的父亲吴其昌伯伯，在“九一八”事变后，为要求政府出兵抗击日寇而绝食到南京政府请愿。他在武大期间，一直坚持把授课科研与宣传抗日结合起来，宣讲撰文以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为宣传抗日写论文百余篇。终因生活贫困，劳累过度无钱医治，在我父亲去世两年后，也被疾病夺去了生命。那时我们看到吴令华为父亲穿戴的孝衣非常难过。
不久，日寇大举进攻四川周边省市，广西、湖南、贵州等省的大城市相继失守，四川处在日军包围之中，国家危在旦夕。凡有一分爱国之心的人，都不能容忍日寇欺侮我中华民族，都不甘当亡国奴。这时报上刊载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青年志愿军的号召，提出招收十万知识青年入伍，组织青年远征军，抗击日寇，保卫中华民族。街上贴出大标语：“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们的血沸腾了。
1944年12月1日，年仅十四岁的我、小滢与衍枝破指写下血书，弃学报名从军，终因年龄太小未被批准，小滢难过极了，彻夜未眠。在灯下读《正气歌》。她干姐看了心疼地说，小滢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了国家。
小滢激动之余，还给这时被国家派往英国帮助宣传中国抗战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小滢的信于1945年1月才寄达英国，陈源教授读后十分激动，为女儿的爱国行动自豪。他当即将此信交给在英国出版的《中华周报》编辑看，编辑看后颇为激动，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国家有如此杰出的青年，绝不会灭亡。”当即决定将此信加编者按刊登在报上，原报摘录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一封十四岁女孩子的信。
编者按：陈源教授十四岁女公子从乐山来信给她爹爹，要求从军。编者捧读再三，实在爱不忍释，我们中国将来必然有灿烂的前途，因为有这样爱国的女孩子。我们中国的教育不曾失败。编者征得陈源教授的同意，发表原信，一字不改，以飨读者。想我们每一个留英同胞读后，都将感到惭愧和奋勉。下面是陈小滢小姐的信：
最亲爱的爹爹：
这几天你和姆妈都没有来信，你可以想得到我的不安与焦虑的。本月一日，我和玉瑛、衍枝都报名从军了，我想你一定很惊骇的。但是我们为了多种理由终于决定从军，一方面敌人已经攻至六寨，昨天听说已到独山，我们的军队步步退却没有一点力量反抗，国家的危亡就在旦夕之间。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都不能忍受下去，都要与敌人去拼。国家给予我生命，培育了我，我要把生命还给国家。将血肉之躯供置在祭坛上，以生命的代价争取国家的生存。虽然多我一个人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相信国家亡了，战争失败了，我的学习及事业都会完全废了。何况上前线并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受不了、看不惯这些后方官吏们的淫靡生活，这无耻及黑暗的社会，若是这样下去，我会疯狂毁灭。他们那些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是什么东西呀！
但是，我痛苦的是想到你们，若是我死了你们会是多么的悲痛，我不敢设想。虽然我用忠孝不能两全来安慰自己，但是她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到陈家除了我，只有贻春（堂弟）一人，我去了，陈家又少了一个后代。
前夜我一夜未睡着，干妈等劝我说：犯不着从军，长大后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以下报纸残缺）
今天看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时刻，我们国家有这样多的人发誓与侵略者抗战到底，中国能亡国吗？
果然时隔一年，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最令人难忘也最令人高兴的一天，日本宣布投降了。乐山全城沸腾，鞭炮声大作，人们举着火把自发的游行。武大和武大附中的学生游行队伍，绕着乐山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子夜才散去。我们苦苦盼望的胜利终于来到，中国人民终于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站起来了，这时的小滢，又怀着激动的心情给她的父亲写了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爹爹：
我在极度大兴奋中写这封信给你，今日晚上听广播中称，日本投降！晚饭后八时许，忽听山下缪恩钊家大嚷，日本投降了！我听了狂极跳了出去和缪家的一个女孩拥抱起来。我和同学克强、永直一起跑下山，疯狂地跳着、喊着，我一只皮鞋底掉了一半。我买了炮（爆）竹，一路点一路奔跑耍舞，人火混在一起都分不清楚了，我们一直跑到公园门口又碰到一些男孩子，遂点着火把高呼口号，我们都疯狂了。后来我们又跟着一批大学生一起跑，一直跑到半边街，大喊“中华民族万岁”，“祖国万岁”等等。后来永直头发全起了火，头发烧光衬衣烧烂。我和永直及方家的一个孩子站在路边高跳喊着“抗战军人万岁”。走回家中冷静下来，想到一些死亡了的受伤了的军民，遂很严肃地起誓我要将身体献给国家。我是真高兴又难过，真的我要疯了，写不下去了。深夜近安！
女小滢上卅四年八月十四日
又：现在深夜三时，我独自徘徊在满乱坟的山上，我大哭了。彷徨看到无数的同胞在空中向我呼怨，向我求救。爹爹，我哭了，当时我又立誓“一定报仇！”今夜我不睡了，我要等到黎明，看那九年来第一次光明的日出。
抗战胜利以后到建国前夕，我们三人天各一方。我大学毕业报名参军，终于圆了少年时的从军梦；小滢到英国以后很长时间音信皆无；衍枝继续了父亲的医学事业，在北京从事医务工作。岁月如梭，今天我再捧读这两封经历了一个甲子漫长岁月，发自当年少年小滢肺腑之言动人的信，不禁感慨万千。
在我们分别半个世纪后的1996年3月，小滢自北京专程来武汉看我。2000年10月，我又专程去北京看望小滢和衍枝。我们畅叙往事，圆了离别半个世纪以来的相聚之梦。我们都深切地体会到，由抗日爱国共同理想建立起来的友谊是值得终身珍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