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朗山（1910—1978）广东中山人，又名灵珠，是特殊时期需要改的名字。1944年后历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香港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等。
小滢回忆
复杂心绪与童诉
这是缪朗山教授当年留给我的一首诗。他是武汉大学的俄语教授，也教过我俄文，灵珠是他在特定时期用的名字。他在抗战后就面对坎坷，但是我那时候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正如缪朗山所言“小滢未识天下事”，只有以一种愉快与冲动的畅想，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憧憬着将来长大建设国家的理想而已，根本无法了解和体会他的心境。
缪朗山教授在给我写这篇文字时是什么心境，难道他已经洞察了以后他颠沛流离的“我将亡命走山泽”的坎坷一生？果然他厄运难逃。时隔不到两年，在武汉大学的“六一”惨案中遭到通缉。而后在五十年代的反右和“文革”中又遭受迫害，听说要平反，为他整理文集，一激动突发病去世。他给我写的留言是诗歌，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我想当年他有多少思绪想同人诉说，又无法表达，面对涉世不深的我，也只好笔中留情了。所以，才有“且待小莹（滢）长大时，当忆颠沛有灵珠”的慨叹。今天，我在这里回忆他，这是他半个世纪前就预见到了。
以下是他的后代写的回忆父亲的生动文字，我想读者就可以全面了解缪朗山教授了。
亲情回忆
回忆爸爸缪朗山缪铁夷
爸爸缪朗山，1910年5月18日生于广东中山县。因为家里贫困，他12岁就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徒工。美国老商人见其聪慧，资助他学习英、法、德语言文字，还阅读了许多名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爸爸在澳门圣罗萨教会中学任校长，帮助犹太学者魏纳解决生活困难，同时也向魏纳学习古希腊语和数学。后来爸爸以同等学历考取广东中山大学统计学、生物学专业。
爸爸除母语中文外，还精通古希腊、拉丁、英、俄、德、法、日等各种语言文字。
当时正值国难当头，全民奋起抗日。孙中山先生的原配卢夫人在澳门，在她身边聚集了一批爱国华侨，澳门成为华侨支持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爸爸带领学校的师生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澳门有三所中学的校长是澳门抗日救亡运动的知名人士，爸爸是其中之一。爸爸任校长的学校是教会学校，他的爱国活动受到教会指责。爸爸愤而辞职，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广州、香港相继沦陷，澳门成了华侨支持抗日的重要口岸。日本特务在澳门张贴海报，勒令爸爸等三位抗日救亡运动的知名人士日内离开澳门，否则格杀勿论。三天后，一位姓梁的中学校长在演讲时被杀在街头。爸爸被迫离开澳门，到桂林参加了由郭沫若和李济深领导的抗日宣传队。在那里他结识了于立君、汤晓丹，成为好友。在桂林爸爸还结识了朱光潜先生，他们两人在美学、哲学上有相同的观点，相见恨晚。朱先生表示，如有机会请爸爸到武汉大学共事。1943年下半年，我随妈妈来到桂林，一家人团聚了。
在桂林时，国民党特务常来骚扰。有一次，特务闯到家中搜查。桌上放了一本德文版《资本论》（爸爸说他学通德文得益于背下了两本书——《浮士德》和《资本论》），特务翻开书，用手枪指着首页的马克思头像大声喝道：“这是谁？”爸爸说：“这你还不认识，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史迪威当时在缅甸指挥抗日战争，在国内很有名气）。特务对着马克思头像敬了个军礼，走了。
1944年桂林沦陷，我们全家流亡到重庆。为了谋生，爸爸在电线杆上张贴教授外语的小广告。汤晓丹看见广告，找到爸爸。汤先生当时在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工作，就推荐爸爸到中央电影制片厂教外语。重庆中央电影制片厂直属国民党中宣部，厂长是特务头子，当过上海警备司令。爸爸在厂里翻译过两部对外宣传片，受到厂长赏识。他突然宣布提升爸爸的职务，封上校军衔，还要他填表加入“中统”。爸爸只得装病拖延时间，准备逃亡。这时恰好收到朱光潜先生的信，信中说，武大有位教授去英国，有个空缺，请爸爸到乐山教书。在汤先生的帮助下，全家逃离重庆，沿江而上去乐山。制片厂长对爸爸逃走十分恼火，通电沿途追截。晚上，轮船靠在一个码头，突然宪兵上船检查。一个军官走到爸爸跟前，拿着一封电报说：“缪先生，这是给你的电报。”爸爸接过电报说：“这上面写着缪朗山先生收，这不是我的。”又指着我们行李上贴的名字说：“我叫缪灵珠。”缪灵珠是爸爸的笔名，我们带的行李上都贴着“缪灵珠”的字条。就这样我们一家逃过了一劫，来到乐山武汉大学。
在乐山武汉大学，爸爸开了英国文学课，并积极参加学运，经常发表演说，还开班教俄语。不久乐山警备司令就“请”爸爸去赴宴，警告爸爸不准再作演说。爸爸没听那一套，再次被抓起来。朱光潜先生出面保释了爸爸。为避免意外，爸爸在朱先生家苦恼了几个月。
日本投降后，武大迁回武汉，学校发了一笔钱作路费。但这些钱不够，爸爸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打了一段工，赚够路费后才来到武汉。
1947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全国各大学兴起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爸爸成了武大学运的头面人物，国民党特务机关误认为爸爸是共产党。1947年6月1日，早晨4点钟爸爸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国民党还调集军队，出动坦克，血洗了武大，抓走了数十名教师和学生，并封锁了武汉大学，宣布爸爸是共产党，要就地处决。
武大当时有几名美国派来的教授，他们设法开车到汉口，将武大“六一”惨案电告美国几所大学。美国几所名校发起援助武汉大学的活动，要求派红十字会的人到武大。蒋介石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下令释放了被捕师生。为防止国民党特务当面释放，背后暗杀（像闻一多先生一样），被捕释放的师生一起被接回学校开大会。会后，三名美国教授及一些名教授直接送爸爸到机场飞往香港。
在香港，爸爸的联系人是胡乔木。爸爸在胡乔木的领导下协助共产党办报，在海外发行。报馆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在内地上了黑名单逃亡到香港的教师和学生。当时在香港有一些反蒋的国民党将领，他们愿意支持共产党办报，但又师出无名。爸爸就以当家庭教师的方式到他们家里讲课，他们以付学费的方式出钱支持共产党办报。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统战部租了一条英国海轮，将逃亡到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到北平（不久改称北京），我们全家从此生活在首都北京。
到北京不久，百万雄师过大江，全国解放。有一天李先念同志到家里，要我们全家三天后随他去武汉。爸爸被安排任武大副校长，随南下工作团去接收武汉大学。爸爸希望今后好好教书做学术工作，不愿担任行政职务。他找到主管分配工作的周总理，提出想在北大创办俄语系的设想。周总理写了封信，推荐爸爸到北大创办俄语系。
爸爸创办北大俄语系之后，上级派来了系主任。爸爸与他在办学方针上意见不合，后来分歧越来越大，1952年爸爸离开了北大俄语系。
1952年，中科院文学研究院所开始筹建，郑振铎先生任所长。郑先生对古希腊的文学、哲学、艺术十分感兴趣，爸爸是国内少数精通古希腊语的专家，郑先生邀请爸爸到文学研究所开展古希腊文学、艺术的研究。
在文学研究所主持工作的领导要求学者们配合政治运动写文章，爸爸以及从国外留学回国工作的学者对此不满。爸爸是个敢据理力争的人。1956年的年终总结会上，爸爸要求发言，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因此，得罪了那位领导。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所里的那位领导到家里来，先是一连串道歉，检讨工作没作好，对不起诸位学者，然后通知爸爸明天学部大会专门安排爸爸发言。他还诱导爸爸在“政治与学术研究”、“外行领导内行”、“一党执政”等问题上畅所欲言。爸爸没有上当，他在大会发言中不涉及任何政治敏感问题，只是说，他过去对所领导有意见，都是为了搞好所里的工作，希望今后大家团结起来，帮助党搞好整风。就这样他逃过了“反右”这一关。
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爸爸被定为重点。爸爸有两个研究生，“反右”之后，一个被定为“右派”，一个当了团总支书记。所领导对两个研究生施加压力，两个为了自己的前途被迫揭发老师。从爸爸日常言谈话语中找了一堆“右派言论”。所里已打印好文件报科学院批准，爸爸被补定为“右派”，降三级。当时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先生，郭先生救了爸爸，没有批准所里上报的文件。
1962年，中宣部和文化部在人民大学开办文艺理论研究班，爸爸被调到人民大学主持研究班。研究班的学员是各省市主持文化工作的领导。课程有毛泽东文艺理论及古今中外其他文艺理论。爸爸主讲古今中外各流派的文艺理论。这段时间，爸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不停地写讲义，为学员翻译阅读材料。这段历史使爸爸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专讲“古人”“死人”的反动学术权威。
爸爸立志要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从古希腊原文用中国古诗词的韵律翻译过来。从1952年到1962年，他每天工作到深夜。爸爸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有许多译著，商务印书馆及高教出版社一再要求出版，但爸爸总想修改得更完美后再拿出来。他翻译的著作中只出版了古希腊史和俄国文学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被抄了四次，爸爸一生努力工作的成果大部分被毁了。
1978年，“文革”后人民大学重建，校长找他谈话说：“你一生的译著被毁了，是国家的损失，学校决定成立一个研究室，并为你配五名助手，把丢失的东西再整理出来。”爸爸一时高兴，当场突发脑溢血，7月28日离开人间。
名家后人群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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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公亮
1944年，乐山建南师管区突然抓走了缪朗山教授，当时王星拱校长立即营救，质问为什么抓人？师管区司令韩文源说，讲授俄语，赤化学生。王校长说，教俄语赤化，教日语岂不是培养汉奸吗？韩无言以对，只好释放了缪朗山。1947年武大发生了“六一”惨案，6月1日清晨三个学生被军警枪杀，许多师生被捕，其中有外文系教授缪朗山被营救出来后，缪决定去香港，当时外文系主任吴宓冒着白色恐怖危险亲自护送到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