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樱（1907—1988）中国新文学早期著名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
亲情解读
关于我的母亲
梁思薇
我的母亲沉樱，当代青年或许不太熟悉。她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就成名的女作家，原名陈锳，后来因为去了一次日本，喜欢日本的樱花，则将笔名取为沉樱。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母的情感就出现了问题。后来父亲对母亲发生情感背叛。（许多年后我才知，同为翻译家的父亲当年是掉进了一个陷阱，无法自拔而已。）本来父母之间彼此互相尊重，钦慕对方的学问与才华，但因性格不合，很多事情格格不入。他们之间感情紧张以后，并没有因此而闹家庭大战。1947年，母亲未与父亲离婚，便毅然决然带着我的外婆、她的家人，以及不满十岁的我们三个姐弟同赴台湾，旋而在地处斗换坪的大成中学教书，几年后又受聘于“总统府”对面最有名的台北女子第一中学任教。母亲在那所学校的教学极显示了她的才华和实力，深受师生爱戴，直至退休。退休后的母亲长期生活在美国北卡罗来那州，后来又到马利兰州弟弟那里安居。
母亲到台湾后，在教学之余和退休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教学与翻译中。她早期的小说曾为读者喜爱，而她的翻译作品更令读者爱不释手。她翻译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在台湾畅销之极，竟在一年内再版十次，之后又连续出版达几十次。母亲的翻译，如同阅读原著，读来丝毫没有异国文学之感。因此，母亲的译著曾掀起台湾阅读翻译小说的热潮，也可以说，母亲将翻译小说推向一个很高的阶段。她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作品吃透，易于中国读者接受。正如章洁思女士写母亲的文章中所言：
沉樱来访不久，我们收到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沉樱译作《女性三部曲》。这是她离开大陆后的部分译作，内收不同国家的三个中篇，其中有我喜爱的屠格涅夫的小说。因我对屠氏作品早已烂熟在心，所以没加在意，就把书随便放置书架。没曾想，一天，年幼的妹妹告诉我说，书，好看极了！我立刻拿出翻阅，竟一口气读完。我学的是英文专业，从事的是外文编辑，而眼前沉樱的译本，竟是我所读过文笔最优美最流畅，而且感觉也最切合原文的。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后来实在好奇，就用她的中译文去还原英文，居然很容易做到，再找出英文本对照（限于自己的专业，我只能找英文本），禁不住大声惊叹。后来才知，沉樱在每篇小说翻译之前，都要先为孩子们讲述多遍，等到故事在脑中全部融会贯通，才拿笔写下。试问这样的翻译，当今还有几人会做？
洁思女士真是一位母亲的知音，一位母亲作品的真诚读者。她介绍的母亲表达贴切，我从内心感激她如此熟悉和了解母亲及她的翻译工作，并借此机会表达我对章女士的谢意。
长久以来两岸隔绝，我对许多往事印象已经不深。许多母亲那个年代的朋友和往事，国内“文革”期间的家庭，凡是有海外关系是很避讳的事情。在台湾也是一样，也是回避提及大陆的亲人。加之母亲那时全身心投入教学和文学翻译，以此来抚平自己往日的情感痛苦，所以对往事很少提及。我所知道台湾的林海音、罗兰、钟梅音、潘琦君（《橘子红了的时候》一书的作者），这些朋友与母亲年龄差距不是很大，但都称呼母亲为“先生”，我想，这是对母亲人格与学问的尊重。至于母亲以前在大陆的文坛朋友，有徐志摩、朱自清、朱光潜、丁玲、巴金、赵清阁、方令孺、章靳以……还有翻译家罗念生等。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与她结识的人不是母亲的朋友。
1980年，母亲回国拜访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巴金、靳以家属、赵清阁等，更多的我也不十分了解。大约在1996年我去医院看望巴老，我当时曾经问他：“您是先认识我父亲梁宗岱，还是先认识我的母亲沉樱的？”巴老马上回答说：“我是先认识你母亲的。”从这一点可以想象母亲当年的知名度与影响。
林海音在母亲去世前，将母亲多年的散文结集在台湾编辑出版，书中也收入许多前辈对母亲人品和文品的评论，书名为《春的声音》。我想这个书名正显示了母亲就如春风一般，她到哪里，哪里就充满春意。章洁思女士所记述的，从她母亲口中知道的热情心灵手巧的母亲，照顾产后洁思母亲的往事，我读了就如同看录像一样把母亲再现了。母亲温和、大度，没有妒忌心，喜欢青年，豁达宽容。看到小滢女士保留的六十多年前母亲的留言——“后生可畏，前途无量”，或许她是随意为小滢写的，但那正是她善良人性的自然反映。她喜欢孩子，喜欢青年，喜欢她的学生，她一生对于青年非常提掖。母亲给小滢题字留言时才39岁，可那时她就以一个“长者”的身份，来表达对于青年的厚望。
几天前我从海南回到上海的家，见到编辑高艳华在几个月前给我的来信和母亲的墨迹，心中荡起许多往事的涟漪，马上与高艳华取得联系，才知道本书的编辑工作已进尾声。但是艳华告诉我，在这个时间我与她取得联系就是母亲冥冥之中对我的希望与期盼，所以我庆幸搭上《散落的珍珠》出版前的末班车，向读者介绍我的母亲。以后我要抽些时间请大家帮助寻找和我父母有文学接触的人，也从而加深对母亲的研究了解。我这些年也想静下来写写回忆父母的文字。台湾、香港和大陆很多出版社都找过我，由于我有多个住所：美国、上海、海南、台湾、香港，我又喜好旅游和绘画，故因为忙碌而未与他们联系。（明天我又要飞回海南）或许，“百花”这次与我的联系，就是我的一个新的开始，使我了解国内出版界，了解“百花”做的这件有意义的出版工作，也觉得把父母及文化前辈的许多故事记录下来是很值得做的事。我还从艳华编辑口中得知，为了寻找母亲的照片，罗家伦、梁实秋和浦薛凤等名家在海外的后代都不遗余力，借此机会，谢谢这些热心的人们。现将母亲一些照片送给你们，送给读者。
梁思薇口述于2007年11月15日晚
高艳华整理
名家后人群言堂
美丽的樱花
章洁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接到一个电话，之后便告诉我们，有远道客人拜访。那天母亲郑重其事，准备了一桌子的菜，又几次跑到门口恭候。
我们都在心中诧异，平日冷静而不太会激动的母亲，是什么客人令她如此张罗。远道的客人终于来了，她个子不高，脸色非常白皙。她仪表端庄，说话声音轻轻细细。她比母亲年长得多，身体也似乎有点虚弱。
母亲向我们介绍，让我们称她“沉樱阿姨”。原来她1947年就去了台湾，后来又移居美国。母亲与她已经一别三十多年了。
时空向前推移。那是1941年8月10日，重庆乡间的老店子，那个燠热的八月天的中午，在那所孤楼上，父亲靳以刚写完他的长篇小说《前夕》。父亲这样描述道：
那正是大热天，中午的太阳吊在空中炙烤着，我一身都湿透了，把笔向桌上一丢，便跑到××那里去，好像喘不过一口气来似的和她说着：
“我完了，我完了……”
“什么完了？”
“我的长篇，我的……”
不等我再说下去，她早已伸出她那揉面的手，握着我那满是汗水的手，由衷地笑着：
“我恭贺你，我恭贺你！……”
挂在脸上的汗珠纷纷地落下，因为我也笑了，她就赶紧送给我一条毛巾，使我能好好揩拭一下，免得总是那么湿润。她是我们一个姐妹般的可敬爱的朋友，她能了解我，知道我并不夸大自傲，她所恭贺的并不是它的空言的伟大，而是三年间不断的辛苦的工作。
文中的“她”，正是沉樱。那时她的丈夫梁宗岱先生，正与父亲一起，在内迁的复旦大学任教。那年，因学校所在地黄桷树镇屡遭敌机轰炸，父亲、沉樱梁宗岱夫妇，还有其他几位复旦教授连同他们的家眷，就一同迁居到这个更为偏僻的老店子，大家在这座属于当地乡绅的大楼房里分室共居，同甘共苦。
时空再往前追溯一年有余，那时的父母正迎来他们的头生子。二十刚出头的母亲什么也不懂，她是为了离开孤岛上海，而与父亲偷跑到内地的。产后的母亲手足无措，正在思念远方的双亲时，沉樱就像一位慈爱的大姐，来到母亲身边。她天天跑来照料母亲，还变着花样，为母亲烹制不同的饭菜。
那些香喷喷的鲫鱼面、腰子面，令置身穷乡僻壤的母亲体验到亲情和温暖。母亲赞叹沉樱那一双灵巧的手，难忘她为刚出世的我的哥哥缝制的许多婴儿衣袍，还有她用碎花布做出的一双双可爱的婴儿鞋，排列成行，犹如艺术品一般。这令年轻的母亲很受感染。沉樱，正如父亲所说，是“一个姐妹般的可敬爱的朋友”。
缘于这段经历，母亲那天才会如此激动。
沉樱来访不久，我们收到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沉樱译作《女性三部曲》。这是她离开大陆后的部分译作，内收不同国家的三个中篇，其中有我喜爱的屠格涅夫的小说。因我对屠氏作品早已烂熟在心，所以没加在意，就把书随便放置书架。没曾想，一天，年幼的妹妹告诉我说，书，好看极了！我立刻拿出翻阅，竟一口气读完。我学的是英文专业，从事的是外文编辑，而眼前沉樱的译本，竟是我所读过文笔最优美最流畅，而且感觉也最切合原文的。我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后来实在好奇，就用她的中译文去还原英文，居然很容易做到，再找出英文本对照（限于自己的专业，我只能找英文本），禁不住大声惊叹。后来才知，沉樱在每篇小说翻译之前，都要先为孩子们讲述多遍，等到故事在脑中全部融会贯通，才拿笔写下。试问这样的翻译，当今还有几人会做？
自1928年以《回家》成名于文坛的沉樱，一生从未放下手中之笔。纵使人生坎坷，生活艰难，她对于文学世界的美丽追求，始终执著不变。她，正像当初为自己取名“美丽的樱花”所憧憬追求的，一直在文坛美丽地绽放，至今令读者流连。
写于2007年8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