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个人称公子的人就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呀，那时候他还没有当赣南的督察专员，是江西省新兵督练处的处长大人，督练新兵的营地设在离城区十几里的通天岩山脚下，通天岩山上有蒋经国的一个住处，城里励志社招待所是他的另一个住处。他的老婆儿女还没有跟随他到赣州来，我就像他的跟班，他去哪儿都带着我，当时通天岩山下有三千多新兵在接受训练，他天天早上领着这些人在山道上跑步，然后集中在山脚下的广场上给他们训话。有一天下大雪，跑完步，他突然在那个给大家训话的土台上说：‘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说什么啦，现在大家鼓掌，欢迎刘仁勇小朋友给大家讲话、唱歌！’“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他已经将我抱到土台上了，硬着发麻的头皮，我大声地喊道：‘亲爱的叔叔们，你们在这儿集训，练好本领，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我是督练处抗日宣传队的队员，我给大家唱个歌，慰劳大家。’
“我当时唱的是《大刀进行曲》：
大刀—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向前进，
看准敌人，
把他们消灭，
把他们消灭，
杀—
“激越的歌声和士兵们震耳欲聋的掌声一道在四周回响，山谷里堆满了积雪的树叶被震得飘飘而下。蒋经国又一次抱起我，在我脸上亲了又亲……”
当年的练兵广场现在是停车场，公刘指着山上的大树说：“古木依然，那个土台却杳然了……回想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人生苦短……”
我们漫步来到山上的蒋经国旧居，简朴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铺木板床、一张小行军床……公刘忽然脸色煞青，下意识地喊了起来：“物是人非事事休……一片冰心在玉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我呢……”
他泪水如注，厚厚的嘴唇不断地战栗着，我伸出手要去扶住他，他推开我说：“不！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让我的良心在这儿……”
他终究站不稳了，我将他搀到一边坐下，良久，他慢慢地说：“记得那天的雪花巴掌一般大，早晨我先醒来，发现我睡的小行军床和他的木板床并放在一起了，我身上盖的是一件厚实的大皮袄，这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而他自己盖的却是一床小棉被……那是舐犊，是人性的光辉盖在我的身上……可那时，我不知道这是比金子还要宝贵的人性之光……
“正是他，不久便对我说：‘刘仁勇，你应该去上学读书，我给你写封信，你拿我的信到赣州中学去住校，我在信上会告诉他们，你的一切费用由我负担……’
“那时候，他已经当了赣南区的督察专员，很忙。当时的赣州中学在乡下，我去到那里不久，他又派人把我接回赣州，告诉我说，吉安建了一座国立十三中学，专门招收沦陷区的失学孤儿，他要我去报考，考取了的话，一切费用全免……我果然考取了，送我去吉安青原山读书的那一天，在建春门码头登船时，我看见他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可我在吉安读了六年书之后，却奉了某些人的旨意，写了好几篇批判他的文章，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他说不下去了，一脸肃穆。
记得那天到虎岗去拜谒蒋经国旧居时，公刘看见蒋经国书写的“音乐家—张明先生之墓”的墓碑（音乐家张明，是当年抗日宣传队的队长）立时跪在墓碑前，失声痛哭：“张明大哥，我—无良心的刘仁勇—来看你啦……”
良久……他在袁清夷先生书写的《新赣南家训》屏风面前，大声朗读：
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堂，天天运动，身体健康，内外清洁，整齐大方。
时间宝贵，工作紧张，休息睡觉，反省思量，吃饭吃粥，种田艰难不忘，穿衣穿鞋，要从辛苦作想……
此刻，满脸泪水的公刘，已经站立不住……
他抹干眼泪，在孙中山先生和蒋经国先生肖像前一再鞠躬，他说：“蒋经国先生是个心肠非常善的、爱百姓、为百姓着想的政治家，从他所做的大事来衡量，他是中国现代名列前茅的大政治家……
“在政治魔鬼的耍弄下，我是一个曾经丢失了人性的人，我做过反对蒋先生的急先锋……
“我被历史捉弄了一番之后……啊！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人性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是如此脆弱……这个问题我不知思考过多少次了……我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蒋经国先生凭他的善良的心，‘溺爱’过我，而我后来在政治面前却丢失了我的人性……我们这些人的人性为什么这样容易丢失？”
他忽然指着我问：“阳春，你读到过‘文化大革命’时，广东作家欧阳山被押到台上批斗时，他的儿子竟走上台去拳打脚踢他父亲的那张报纸吗？正是读了那张刊有照片的报纸，我忽然醍醐灌顶：是阶级斗争论的学说，使多少人失去了人性，使多少女人失去了母性；阶级斗争论的运用者们将人们的生存环境变成了一种对人性异化与摧残的恶性循环，从而使人们纷纷失去了人的善良本质，让人沦为了某种学说的奴隶……”
我赶忙四周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在旁听我们的谈话。
半晌，他仰首自语：“不久前看了一部内部放映的台湾新闻纪录片，蒋经国先生在台湾逝世后他的灵柩出殡时，台湾人民沿街悬帐路祭，双膝跪地，泣不成声者数不胜数，而这样的机会，历史却没有给我……”
他潸然而下的眼泪落满了我搀扶着他的双手……
“呵！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磨难！磨难……”
情爱·婚姻·友谊
“《阿诗玛》的作者到赣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的爱诗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有几位女诗歌爱好者对我说，公刘现在是鳏夫，我们这些女诗歌爱好者中有一位是寡妇，她想毛遂自荐，跟公刘回安徽去，做他的生活伴侣……
我和李一痕老师立即将这个信息转告给了公刘。
“我来赣州是访旧和写文章，等我写完了应该写的文章之后，我们就情爱和婚姻问题各自说说自己的看法吧，到时候不妨请那位女士也一同来讨论。”
6月下旬，公刘写出了《四百里水路捡脚印》和《毕竟东流去》的初稿之后，他要我陪他去八境公园抄录苏东坡当年流放海南从赣州经过时留下的即兴诗。
去到八境台，抄完那组石刻，我们来到古城墙边的柳树丛里，想在那儿坐一会儿，有一对情侣，却突然在我们身边旁若无人地拥抱着热吻起来……
那对情侣终于走了，公刘笑着问我：“阳春，你有过这样的浪漫吗？对了，我们今天不妨就在这儿来探讨探讨情爱与婚姻问题。”
我赶忙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瞧你，又来了不是，今天是我们互相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虽然有过三次婚姻记录，但我一直说不清真正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31岁我才结婚，30岁之前一直颠沛流离，进入青春期之后，心事都放在革命事业和写文章的大事业上，再说我也知道自己虽然有点才华，但貌不出众……说我有自卑感吗，也不是。总之，与那些风流才子相比，应该说，我在这方面是没有作为的人，你呢？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故事？”
我告诉他：“我更可怜，四十岁那年我才有幸捡到一个没有饭吃的乡下姑娘……对了，文坛内外都传说你的第一次婚姻极富传奇色彩，是吗？”
“刻骨铭心！不堪回首……”他站起来，仰首闭目，被风吹拂着的柳丝在他的美髯上荡来荡去，“1956年，我的创作欲望如火如荼，这时，我在北京也有了个窝……有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他夫人那里有一位从昆明师院来京进修的调干生，读了我的诗歌，很想见我一面……就这样，我与这位爱读我作品的湖南妹子相识了，那时候我已经31岁，写了第一首所谓的爱情诗：盛夏已经逝去/在荒芜的花园里/只剩下一朵迟开的蔷薇/摘了去吧，姑娘/别在襟前，让它/贴近你的胸膛枯萎……”
我又一次看见他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