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
从一位物理老师说起
1957年夏季快来临时，教我们物理的熊老师，忽然兴趣盎然地给我们上了一堂“诗歌欣赏课”。他是南昌人，普通话说不好，他用南昌话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了王勃与滕王阁的故事，然后说：“如今，人杰地灵的南昌也出了一个可以与王勃相提并论的诗人，他叫公刘，是我的邻居，青云眼镜钟表店的穷小儿。这个真名叫刘仁勇的小男孩，小学尚未毕业，他家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之后，便和我们一道流浪到了赣州，不久我去了西南联大读书，据说这个刘仁勇，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捡了去，做了抗日宣传队的演员……沧海桑田，如今他竟成了洛阳纸贵的大诗人，口说无凭，我来给大家朗诵几首他的短诗……”
熊老师当时朗读的是《致中南海》《运杨柳的骆驼》《夜半，车过黄河》《五月一日的夜晚》《故乡的灯火》。当他朗诵《故乡的灯火》时，这位身高一米八的老师，竟在同学们面前呜呜哭泣起来……
这件事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教政治的老师拿了一大叠报纸到我们班里来“消毒”，他说公刘是蒋经国的干儿子，是大“反革命”，大“右派”……
晴天霹雳，熊老师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找了一个机会，将一册剪贴本交给我，要我代为保管，我翻开一看，里面剪贴的全是公刘的诗歌，那时我是学校幼芽文学社的社长，却不知道它的严重后果。熊老师突然失踪了，一年之后，他不知从哪里被五花大绑抓了回来，宣布他从今以后是受管制的，清扫厕所和猪圏的“右派”分子，是勤杂工。不到两年，熊老师郁郁而逝。
1960年，我也因“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而被送进了“劳动教养大营”。临行时，我把那本《公刘诗歌剪贴本》交给我父亲，告诉他这是一位老师的遗物，等有机会时转交给他的家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从“劳动教养大营”回到家，父亲将《公刘诗歌剪贴本》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我。这册剪贴本的主人是熊老师，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回南昌去了。我没有能够找到他的夫人，我想，这册《公刘诗歌剪贴本》能转交给公刘本人就好了，可是公刘当年是被宣布为大“反革命”的人，他现在的情况如何？我同样无法得知。
1991年，我去通天岩石窟寺游览，那里正在恢复蒋经国的旧居，一位老方丈在指挥人们摆设一张行军床时说：“这张小行军床，当时是蒋经国先生最喜欢的刘仁勇小朋友睡的……”
刘仁勇不就是公刘吗？在老方丈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事实之后，我写了一篇《魂系通天岩》的散文，文章最后，我用那位老方丈的口吻说：“刘仁勇小朋友，你现在在哪里？”该文在《中国市容报》发表后，我收到几位读者的来信，他们告诉我，诗人公刘（刘仁勇）现在是安徽文学院的院长……
我和公刘开始通信了，1993年初，他告诉我，他将在5月下旬到南昌开“建筑与文学”的研讨会，希望我能从赣州到南昌去认识他，“你不是编著过一部《古城赣州》吗？我想请你这个赣州通陪同我到赣州去捡拾我‘旧日的脚印’。路线该怎么走（便捷，安全，经济），想请你指授……”
客居在赣州郊区的老诗人李一痕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找到我说：“公刘到了赣州，就请他住在我这里，吃，住，交通，我全管。”（诗人李一痕，笔名丁东、石羽、青藜，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诗刊《火之源》的主编。他与公刘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们的名字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常常在报刊上“互相见面”的诗友，新中国成立后他同样被打成“右派”，发落在赣南的矿山上改造，“文革”结束，他平反后因为有个“美籍华人”的好爸爸，他在赣州市郊区建了一座“惠园”别墅。）
噩梦，青原山
我是5月31日到达南昌的，在诗人李耕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在南昌宾馆接到公刘后，立即坐昌赣公路的班车到吉安去。公刘说：“我之所以要在吉安待一两天，那是因为我的整个少年光阴是在赣州和吉安的青原山度过的，正是这两个地方，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宿命……”
车到吉安，已是华灯初上的傍晚，青原山离吉安十几公里，既没有去青原山的班车，也没有去那儿的出租车。望着大雨倾盆的夜空，公刘说：“我有个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在吉安技工学校当校长，他叮嘱我，到了吉安就给他打电话，剩下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来办。阳春君，你觉得我们能试试看吗？”
“师生之间联系一下，应该不算越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规矩’吧？”
吴校长很快就开着车来了车站，由于大雨滂沱，激动的吴校长背起公刘便往小车跑……
我们在吉州旅社住下之后，公刘对吴校长说：“我是私人返乡，请你不要与任何人说我来了吉安。”
天蒙蒙亮公刘就起来了，正准备在床前做气功时，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人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文化局和文联的，我是文化局的刘欧生。”
文化局局长刘欧生是著名作家，公刘立即认出了他。文联的张主席、刘秘书长是部队转业的干部，他们当然知道曾经是解放军文化部专业创作员的公刘。一屋子“自己人”，公刘高兴得满脸的胡子都在笑。
“我叮嘱吴校长不要把我私人返乡的事告诉任何人，看，骚扰你们啦！”
“吴校长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呢，让工业部门来接待你，那是我们的失职……”
吃过早点，前两天扭歪了腰的文化局长刘欧生无法陪同我们去青原山，他将自己的拐杖递给公刘说，青原山古刹年久失修，带根拐杖，有备无患。
车到青原山净居寺前，一路兴奋的公刘，立时脸色灰青：“这儿是青原山吗？我们当年集体背诵总理遗嘱的大礼堂呢？刘天浪（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老师指挥我们合唱过抗战歌曲的音乐厅呢？当年是满目青山呀！如今怎么会这样呢？荒草萋萋……满目苍凉……”
他孤零零地在荒草丛中来回彳亍，一滴滴眼泪落在荒草上……
万籁俱寂。
“这里曾经是国立十三中学的校址呀！这个学校专门招收抗日战争中失去了家园的流亡学生。1939年我从赣州考区考入这所学校，从初中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地下党的领导，与同学们一道和国民党的军事教官作斗争，做了反蒋、反内战、反饥饿的冲锋陷阵者……后来地下党又举荐我去香港做文化工作，直到参加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我是从这里走向社会的……”
他用拐杖拨开一人高的荒草，步履蹒跚地觅路前进，终于找到了大雄宝殿。
“不错，这就是当年的大雄宝殿，可如今疮痍满目……嵌在墙壁上的诗碑呢？黄山谷精妙绝伦的书法呢？四大天王、弥勒、韦驼、观世音、释迦牟尼、阿难、迦叶诸神的雕像呢？它们不仅是一千多年前的文物，更是中国佛教屈指可数的顶级艺术品呀……唐开元盛世，这儿是有一千多僧人的江南一大佛场呀，也是宋代青原书院，清代阳明书院的所在地呀，文天祥、杨万里、刘振翁、解缙等人都曾在这里求学、讲学……我就曾在这里临摹过黄山谷的书法……可是这一切，如今却荡然无存……”
他昂昂然，不是在说话，而是在放声呼号，手上的拐棍“笃、笃、笃”地狠击着地面……
“沧海桑田？不！五十年前我还和它们朝夕相处的呀……”
他气冲牛斗地举起拐杖，指着天空，张开嘴，却说不出话，厚厚的嘴唇只是战栗着……
静寂，静寂……让人难堪的静寂……
“公刘老师，你有什么话，放声说吧，我们这些后辈聆听着呢。”文化局的一位同志说。
“这儿原来有文天祥留下的真迹—遒劲、雍正、沉着的‘青云山’三个大字，哪儿去了？”
“‘青云山’！偌，‘青云山’被那块匾牌遮着呢。”文联的同志回答说。
公刘走过去，用拐杖拨开那块悬挂在壁上的匾额，“青云山”三个石刻正书果然被这块巨匾遮蔽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吉安人，这是吉安的骄傲。他有墨宝留在吉安，是吉安的福气……你们却用一个宗教头目的涂鸦遮盖着文天祥……”
他的呐喊声和手杖击地的“笃、笃、笃”声在青原山的峡谷里撞来撞去……
“公刘老师，是这样，这里是卫生部门的地盘，不归我们文化部门管……”
说话的人伸手拦住公刘：“请老师别再往前走了，这里做了精神病院已经数十年了，前面就是关管病人的病房，他们养了恶狗……”
公刘仰天长叹：“兴衰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宋朝、明朝、清朝在这座寺庙里做书院，我们在这里做精神病院……这就是历史……”
静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评判历史为人们留下的一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战争，幸存的人们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然而最终要看我们能否建立一种新的文明……我们一直生活在荒诞之中，可我们却没有丝毫荒诞的意识感……呵！长的是磨难……长的是磨难……”
文化局的同志给公刘递了一瓶矿泉水。
“人是需要道德、需要宗教、需要信仰的高级动物，而我们恰恰没有这些，这就是我们经历了那样漫长的黑夜的主要原因……”
他时而沉郁，时而愤懑，时而仰天无奈，时而又气势飞扬……
披肝沥胆，凄怆悲壮……
从他的秃顶到他脚上的那双老布鞋，都充满了苍凉之美。
他突然回过头来指着我说：“阳春君，你一直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记我的这些疯话？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为陈毅辩护时怎么说的吗？他说，陈毅是诗人，诗人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公刘也是诗人，你以后把我今天说的疯话写在什么文章上，我会不认账的……好在今天没有人带了照相机、录音机，否则，有照片，有录音佐证，我要赖账也赖不掉！”
大家一阵大笑，原来肃穆的空气被笑声驱散得干干净净。
“我想要清醒，而我的秉性却偏偏让我糊涂……我们回去吧，再待在这里，我恐怕也要进精神病院啦！”
公刘后来在他的《四百里水路捡脚印》一文中写道：“青云山之行，完全是一场噩梦！这一天，无论是扫兴还是高兴，自赣州到南昌来接我的阳春先生和吉安文化界的几位名流，都亲眼目睹了我毫无遮掩的情感波澜，我并不为自己缺少城府而害臊……”
蒋经国情愫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们就到了赣州，惠园的园主、诗人李一痕已在门前等候，两位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紧紧地拥抱着，老泪纵横，语不成言。
“……半个世纪了，我们这些相见过或未曾谋面但却相知的昔年老友，唯有在梦中相见，自然都是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模样，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你，竟是个美髯公……”
“……日本投降，抗战结束，我们又投入了解放自己的战争，终于建立了共和国，不料接踵而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自己人整自己人的运动……当我被投入地狱时，我总希望别的朋友能安全无恙，谁知道你也是被改造了几十年的‘右派’……”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然而，终于‘天若有情天亦老’……”
“……不错！‘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我们这些人，从本质上说，是不愿与那种消灭文化的文化生态认同的人，结果遭受到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压迫流放，更重要的是人格上的侮辱，多少文化人自尽了，与其说他们死于政治，不如说他们死于一种文化。‘文化已死，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据说，这是老舍投湖之前说的话，而我们这些所谓的幸存者，实际上是残喘地苟活到了今天……”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进屋，为你洗尘，喝酒……”
“不！不！我想现在就去赣州公园捡我儿时的脚印……也好！我们先喝酒，洗尘……”
第二天，我们去到赣州公园门口时，公刘兴奋地指着一棵老樟树说：“当年抗日宣传队招收演员的海报就贴在这树干上……我走进公园，找到这个宣传队的排练间，正准备闯进去，一个身穿夹克衫，头戴鸭舌帽，腿上打着灰色绑腿的汉子走过来拦着我说：‘小孩，你是来乞讨铜钱的吧……我给你开张票，你到西门的难童学校去，那里有饭吃，有书读……’当年赣州到处都能看到向人讨钱的乞丐。他以为我是讨钱的小乞丐。我说：‘我不是来讨铜钱的，我是来报考宣传队的。’“‘你是来报考宣传队的？’这个穿夹克衫的人睁大了眼睛，他双手叉着腰，围着一身脏兮兮的我转了一圈，‘真不可思议，我们的海报没有说会招收小孩呀！’“我想了想回答说：‘可你们的海报也没有说不招收小孩呀！’“‘唔！好厉害的小嘴！’他听出了我的南昌口音，并且认定我是个孤儿。“‘你是从南昌流浪到赣州的？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哦！叫刘仁勇，仁义道德的仁，勇敢的勇，好，刘仁勇，你给我立正站着，让我仔细看看你……告诉我，你会什么文艺宣传？’“‘我会唱歌。’“‘那好，你就唱个歌给我们听吧。’“我当时唱的是《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人们早就屏住了呼吸，可是我却抱着头泣不成声了，我满脑子都是日本飞机炸毁我家时我父母捶胸顿足的恐怖画面。我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那位穿夹克衫的汉子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然后抱起我，在我脸上亲了又亲。他满脸的泪水全都粘贴到我的小脸上了，又咸又甘……
“‘莫哭，莫哭，你考取了！考取了！从现在起，这儿就是你的家……张明老师（宣传队的队长），从今天起你就是他爸爸，只要他愿意，我们大家都是他的爸爸、妈妈……走，我们先上街去，买几尺布，先给你做两套衣服……’”
当年做了抗日宣传队的励志社招待所，现在是赣州市老年宫。
公刘说：“当年这位身穿夹克衫的汉子牵着我走出赣州公园往左拐，经过一家小馆子时，我便赖着不走了，那馆子店里飘出来的米粉肉香味，让饥肠辘辘的我岂止是垂涎三尺……牵着我的这位汉子立刻明白了我赖着不走的缘由：‘对了！对你来说，填饱肚子比穿新衣服更为紧迫。’他牵着我走进这家馆子店，店伙计们都认识他，全都点头哈腰地问他，公子要吃点什么？
“今天不是我吃，是我请这位小朋友吃，问他想吃什么。‘米粉肉！’我说完之后，牵着我进店的人又补了一句：‘来两钵。’我们俩面对面坐着，他的一双大手放在桌子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耳朵，他嵌着一粒肉珠的耳垂又大又厚，脖子、脸、手臂、皮肤都很粗粝，让我不胜惊讶的是，他的鼻翼至双颊，竟散布着若干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白麻癍点……他一直微笑着，那是一种永远不会凋谢的笑容，他的宽厚的下颏，他的略带沙哑的嗓音以及他那双又短又粗、只有劳苦工农才有的手……两钵米粉肉端上来了，赣州的米粉肉是粘了淮山粉之后用文火慢慢蒸烂的，那是神仙吃的佳肴。我狼吞虎咽吃了一钵半，剩下半钵吃不下了。‘你真的吃不下了？’他问我，‘那好，这半钵我来替你吃掉它。’他的吃相恰似一头猫，吃完那半钵米粉肉之后，他竟伸出长长的舌头，猫一样地用舌头去舔粘在钵子壁上的油水……他发现我睁大了眼睛望着他，这才放下钵子说，刘仁勇，你小学没读完，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诗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