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想像中把古印度和现在的印度混同起来，其实它们几乎是两码事。古印度因其神秘，使得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真实面目！
百年之误
公元前443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罗多德告别了文化之都雅典和好友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等人，来到意大利南部的新城图里奥伊。他一踏上这块美丽安静的土地，就暗暗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过四处飘泊的生活，我要把自己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研究写出来，以“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
沐浴在地中海海风和亚平宁半岛灿烂阳光下，希罗多德文思奔涌。自30岁起，他就开始了长时间的游历和考察，足迹遍及希腊、意大利、埃及、两河流域及小亚细亚……每到一地，他都潜心钻研当地的历史、传说，认真观察古迹文物。现在，是到了该把它们都记下来的时候了。
在书中，希罗多德写道：
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
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组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像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
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却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一样。……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天空中飞翔的生物，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都非常丰富。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希罗多德自己并没有亲自到过印度，他记下的是自己所听到的东西，因此有些荒谬内容不可避免。但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的富庶，这里的人民栽种棉花(长在野生树上的毛)，人们穿着棉织品：他还告诉我们，大流士皇帝在派人调查了印度河的入海口之后，征服了这块土地，将这里分割为一个行省和另一个行省的一个部分，并要求这里的居民缴纳黄金。希罗多德虽然没有记下大流士征服印度的准确时间，但却提示后人，早在波斯帝国兴起之前，印度文明就已存在，印度就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富饶之国。
10世纪时，一位阿拉伯学者比鲁尼到达南亚次大陆，他发现，眼前的繁荣程度大大超过了过去所能见到的文字记载的繁荣程度。这一切大大激发起他探索这一文明源头的欲望，可是在经过一番寻访贤者、探查古迹之后，他悲观地写道：“印度人不十分重视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喜欢讲故事。”他的看法成为后来许多接触古印度文明的学者的共识，文明之源的探索便这样长期停留在希罗多德的水平上。
1784年，离希罗多德撰写《历史》已过去了2000多年，一轮新的尝试开始了。英国梵文学家、比较语言学家威廉·琼斯倡导成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对印度存在的大量古代梵文古籍进行翻译和研究，“吠陀学”由此诞生。琼斯对包括古梵文在内的东方语言有很深的造诣，在对《薄伽梵歌》、《吠陀》等文献和西方古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之后，琼斯宣布这些远隔千山万水的居民使用的语言文字之间有着“姑表之亲”的渊源关系，这激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古印度文明研究的热情。
1806年，33岁的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詹姆斯·穆勒喜得贵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功利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不过此时詹姆斯·穆勒并没有因喜悦而忘乎所以，他开始了一项艰苦的工作——撰写《不列颠印度史》。11年之后，这部凝聚着他心血的3卷本着作出版了。在这部巨着中，穆勒指出古印度文明的源头可上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吠陀时期，这种观点被西方学者普遍接受。但有不少西方学者怎么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的思想，他们提出了古印度文明外来论。1922年出版的《剑桥印度史》就明白地写道：“史前印度没有什么值得人们注意的考古发现，……南印度并不存在铜器时代，这一事实证明，当雅利安人携带铜器进入印度时，本地居民还基本上处于石器时代。”
由穆勒明确提出的古代印度文明始于吠陀时代的观点是当时这一领域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因为希罗多德称印度河流域以东已经没有其他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吠陀文明早在希罗多德生活年代之前1000年就已兴起，并兴旺于恒河流域。因此，尽管许多印度民族主义学者坚决反对古印度文明外来说，但仍同意穆勒的古印度文明发端观点。一百多年间，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权威的位置。
然而神秘的印度又一次向人们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以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印度教文明是以印度河命名的次大陆文明之始，这一名称上的矛盾是否暗喻着一种错误？当20世纪20年代人们把目光从恒河移向印度河的时候，世界才明白：所谓的权威观点原来却是一个百年之误！
发现“死亡之丘”
印度河的上游有五条大河，它们像五个指头并列于旁遮普平原上，这里土壤松软，原是一片富庶的土地，但由于过度开发，气候干热，植被稀少，放眼望去，满目苍凉。当五条河流终于合而为一之后，便奔腾而下，直贯入海。印度河及其支流年复一年定期泛滥，把过去的一切都掩埋在洪水带来的泥土之下。
在今日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西南不到200公里处，有一个叫哈拉巴的地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的居民发现只要从松软的浮土上挖下去一点，就能找到一块块规则的长方形“石块”，用来建筑房屋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挖掘这种免费建筑材料的行列。
随着开挖范围的扩大，有人察觉这里是一个过去居民区的遗址，那些“石块”是用火烧制成的泥砖。1826年，英国探险家查理·马森在沿印度河探险时来到这里，当他看到那些残墙断壁时，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座已经死去的古城，并猜想这可能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然而他的想法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5年后，另一位英国人亚历山大·伯恩斯运送英国国王赠送给锡克族首领的5匹马途经哈拉巴，对印度古代文化兴趣浓厚的他特意停下来进行了一番考察，但除了得出和查理·马森一样的结论之外，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意的看法。
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对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考古大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古代东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人们开始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那些存于泥土之下的东西。考古学在英国被十分看重，当大英帝国最终将印度纳入自己的版图，使这个海外省成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之后，他们还在印度设立了考古局。
1853年，亚历山大·坎宁安作为考古局长来到印度。坎宁安在对哈拉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手工艺品，特别是在废墟中找到了石制的印章。1875年，《印度考古年鉴》刊登了他撰写的题为《哈拉巴》的文章，文章中他论述了对这一遗址考察的结果。坎宁安称哈拉巴是拉维河岸地区众多遗迹中最大的一处，并首次绘出在这里发现的印章图。他指出这不是印度现代文字，但却错误地认为是“外国传入印度的”，伟大发现的机遇便这样从他的手中一滑而过，他也被后人讥为“有眼无珠”的考古局长。
1856年，英国当局修建一条与印度河走向相同、纵贯这一地区的铁路，当铁路伸延到印度河中游地区时，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技师们的面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掘地数尺，仍是松软的土壤，到哪里去找石头来铺设路基呢？这个问题不久就被“聪明的”英国人解决了。他们根据当地人的介绍，在一个被称为“死亡之丘”的地方挖出了数不尽的方形“石块”。历史又一次重演，不过此次这些“石块”并没被用来建房，而是被捣成道砟铺在路上，成为从拉合尔到卡拉奇这条大铁路中的一段辅轨石。
1902年，印度考古局来了一位新总监约翰·马歇尔。这位出生于1876年的英国人从着名的剑桥大学毕业之后，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考古事业。他先后参加了在希腊和土耳其的考古发掘工作，当一件件沉睡千年的器皿和那些古城重见天日，一段段被人们遗忘的过去再现光彩的时候，马歇尔总监体会到巨大的喜悦，同时又产生新的冲动：什么时候能再有一个新发现，给世界一个新的轰动？所以，他一踏上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就跃跃欲试。可是。从何处下手呢？在主持犍陀罗文化遗址和佛教遗址发掘工作的同时，一则来自印度河流域的信息引起了马歇尔的注意。他的印度助手报告说被捣碎铺铁路的并不是石块，而是古代人用来建城的砖块。
敏感的马歇尔凭直觉预感到这些道砟后面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1911年冬，他指令考古局西部地区主任班达卡尔对“死亡之丘”摩亨佐－达罗进行全面考察。可是，在第二年提交的报告中，班达卡尔认为，这是一座真正的死城，其历史不过200年左右，谈不上有太大的考古价值，眼看这件事就要最后被搁置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一年，另一位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弗利特又把马歇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里，并从此没有移开。弗利特对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出土的三枚印章进行了研究，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过多地注意印章上的图形，而是认真地研究了那些古朴的刻画符号。在经过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古文字比较之后，弗利特提出这是一种在其他地区从未发现过的古代文字。
一石激起千层浪，考古学界被震动了，经过考虑和筹划，马歇尔的印度助手拉·巴纳吉于1920年率领一支考古发掘队进驻摩亨佐-达罗，1922年，马歇尔也到达哈拉巴，亲自领导了对该遗址的发掘。
系统的考古发掘全面展开不久，马歇尔就欣喜地发现他脚下是一个足以让他扬名百世的宝地。1924年9月，在经过认真研究之后，他向外界宣布，这是一个久远的未知年代的人们所创造的高水平的文明，“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后来，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
从那时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印度河流域的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被称为考古学大师的惠勒在1944～1948年担任印度考古局总监时，将细致严谨的工作方法运用于发掘和研究，使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除了英国人之外，美国、法国等国的考古学家也积极参加了考古发掘和研究。
印度河流域文明首先发现于哈拉巴，所以又称哈拉巴文明，研究表明，它是约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700年间存在于印度北部的一支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比吠陀文明早了约1000年。从分布的范围看，属于这一文明成熟时期的遗址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萨雷·科拉和坚戈，南至濒临阿拉伯海的坎贝尔海湾附近的坎吉塔尔，东达今日印度共和国首都新德里附近的阿拉姆吉普尔，西抵今巴基斯坦与伊朗交界地区的苏特卡根·杜尔，其覆盖地域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文明遗址达250多处，远远超过与这一文明同时存在的西亚地区的另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的地域。
马歇尔看到的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很快就成为辉煌的文明之星，照亮了对这一文明的探索之路！
文明之门
1954年11月，坎贝尔海湾附近的新一轮考古发现又一次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印度河流域。印度学者子S·R·拉奥宣布，他所领导的考古发掘队在距坎贝尔湾19公里的波戛瓦和萨巴马提河之间发现了一个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代港口城市——罗塔尔。“罗塔尔”是当地的古吉拉提语，意为“死亡之家”，与摩亨佐-达罗“死亡之丘”之意相同。
对罗塔尔的发掘一直持续到1960年，共发掘出各种物品17万多件。拉奥和他的同伴发现，罗塔尔和其他遗址一样，也存在着至少5个文化层，而且时间的下限可能持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如果这个观点得到确证，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存在时间就将延长约700年。
在罗塔尔，我们看到了与文明古都同样的情景，城市规划严谨，在四条主要街道和其他街巷边排列着各式建筑物，排水系统四通八达，不过罗塔尔最吸引人之处是它的港口。在城南有巨大的船坞和港口平台、已发掘出来的船坞用砖块砌成，高约5米，面积约8000平方米。人们还发掘出一条长约25公里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这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开挖的通往坎贝尔湾的运河。在河道的边上，排列着不同时期建造的码头，可以停靠长18～20米，宽4～6米的大船，每当涨潮时，人工河道中可并排行驶两艘大船。来自西亚、北非以及更遥远地方的商船将各种宝石、工艺品、食油、矿产筹运到这里再输往各地，次大陆出产的纺织品、象牙制品、木材等也从这里经海路运往世界各地。
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罗塔尔就像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一道海上大门，它使全世界了解这里，也使古老的南亚次大陆对外开放。
尽管发现了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罗塔尔等古印度的城市，历史学家们仍不敢确认，古印度的真正面目已完全揭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