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监狱是个完全没有人性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囚禁的目的并不是对犯人的罪行施以惩罚，而是要通过对被囚禁者的虐待和折磨来显扬王法和霸道，用暴力威吓百姓和官员。所以古代的监狱总是尽可能地虐待囚徒，从肉体上折磨他们，从人格上侮辱他们。诏狱则是一切折磨和迫害的集大成者。
诏狱里的牢房都是半地穴式的，狭小潮湿，墙角一个两尺宽的土台子就是床，受了刑伤的犯人们就蜷缩着身子躺在上面，囚室里血污便溺臭气熏天，墙缝里爬满了各种寄生虫，牢房的窗子都尽可能开得最小，上面还用手臂粗的木栏遮挡，与其说是防止囚犯越狱，不如说是故意要切断照进囚室的光线，以至于就算是白天，囚室里的犯人不用油灯也无法看清文字。
当然，被囚在这里的人，也没有文字可看。
在这所监狱里，囚徒们几乎得不到什么食物，也禁止发出任何声响，喊冤、哭泣甚至过于频繁的咳嗽都将招来一顿暴打。他们随时面对的是锦衣卫特务机关的提审和毫无人性的刑罚，任何一名囚犯都可能悄无声息地死在牢里，如刑伤、病痛，或者被东厂特务暗中杀害——然后对外宣称是伤病而死，那些被害死的人被趁夜抬出囚室，从狱神像的砖墙上开的一个小洞拖出去，立刻掩埋或焚毁，彻底毁尸灭迹，死因无从查证，也根本无人敢查。
现在王阳明受了很重的刑伤，却得不到任何治疗，被下狱时已经是十一月，深冬天气，牢房里冷得像个寒水地狱，在这黑暗的牢笼里，王阳明面对着两重危机：死亡的威胁和信仰的破灭。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畏惧死亡，阳明先生也不例外，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无声无息地死在诏狱里。但如今的他正处于难以名状的绝望和焦虑中，要想养好刑伤，恢复健康，熬到重获自由的一天，他就必须给自己的精神找一个支点，先站稳脚跟，从心理上释怀了，伤才能慢慢养好。
于是年轻幼稚又没有政治经验的阳明先生在诏狱里做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深思。不过这次思考并不是一场有哲理的思辨，而是一套有关自身生死荣辱的小算盘。经过反复揣摩朝政，掂量利害关系，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能熬过刑伤，不至于病死，自己大概不会把一条性命断送在牢狱里。
对眼下的势态，阳明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这次大规模迫害朝臣的政治事件起于内阁和宦官特务集团的直接冲突，而案件发酵却源于御史、给事中的抗谏。相对于内阁和“八虎集团”的生死较量，或者御史、给事中对皇帝和宦官的正面指责，王阳明和他那道内容相当温和的奏章，真的只能算是一个小角色。所以阳明先生将来是生是死，主要是看皇帝对御史言官们的态度。
现在内阁失败，阁臣已被罢黜，没有内阁的支持，御史言官们孤掌难鸣。事实上，这些言官入狱之后居然没有几个人能出面营救，可见言官实在不足以成为一股威胁皇帝权威的力量。
在明朝，御史和给事中官职不高，但权力不小。这两类官员加起来共有一百六七十位，人数可谓不少，能上参皇帝阁臣，下参六部九卿，其中御史的级别较高，他们隶属都察院，分为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以至左右佥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是朝廷耳目风纪之臣，体系完备，从地方到朝廷所有监察参劾之事都在其权限内。他们身上穿着与众不同的袍服，胸前补子上绣着一只神兽，名为“獬豸”，它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头生独角，力大无穷，公正无私，能审善察恶，一旦发现恶人，就会猛扑过来把人撕碎。如此看来，言官们的威严不可谓不重。而官居七品的给事中，力量比御史言官们还要大一些。
大明朝廷设立的给事中共有五十二位，他们品级很低，只是一个七品小官，可这七品的给事中却掌管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另外又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各部各司的公务执行情况。甚而在乡试中担任会考官，会试中担任同考官，殿试之时担任受卷官。朝廷册封宗室、藩王或者派使臣出国公干时，给事中也可以担任正、副使节，同时还有权受理案件诉讼等事项，虽然官卑职小，权力却重，很多时候，这些七品小官的表现比御史们更强硬些。
其实说穿了，这些御史、给事中只是白穿一件獬豸补子的袍服，却并不像这头传说中的“任法神兽”那么勇猛无畏，能把坏人生吞活剥。很多时候，这些官卑职小的御史、给事中们也会与朝廷重臣拉帮结派，在权臣们互相攻讦时充当打手。而在皇帝眼里，这些徒有其名的言官们只是朝廷的“门面”，摆在那里做样子的，只长着一张骂人的大嘴，其实手里没有任何实权，虽有参劾的权力，但干预朝政的力量却微不足道，皇帝也实在没必要对他们痛下杀手。
这次正德皇帝在朝廷里发动政变，公然驱逐阁臣，手段异常粗暴，已经坏了朝廷的规矩，现在他又命刘瑾这帮特务捕拿、迫害御史和给事中，更是违了“祖制”，如果特务们再公然杀害御史和给事中，朝局的矛盾将变得愈发不可收拾。所以就算皇帝再强硬，阉党再凶狠，也实在没必要擅杀言官。
既然皇帝和他手下的特务们不愿意擅杀御史和给事中，这些特务当然更不会擅杀王阳明这个为言官们求情的小小主事。而且一旦阉党停止迫害言官，最先被释放出狱的就应该是王阳明。
想到这儿，阳明先生心里踏实了一些，干脆在牢里静养起来，自己给自己疗伤，闲来无事就和狱友们讲谈学问，还先后写了十几首诗，后来集成“狱中诗十四首”一直留传下来。其中一首《不寐》诗这样写道：
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
山崖再高，我能登上去；水流再深，我能游过去，可这日月（大明朝廷）之事呀，怎么这么扰乱我的心？山谷迤逦，烟霞错落，匡扶这个乱世让“贤达”去做吧，我打算回乡下种地去了。
这首小诗拿“日月”来指代明朝，大概是开规避文字狱的此类文字之先河。而王阳明在这里表露出来的，却是一番明确的退意。
这一次，阳明先生和他的老父亲王华的想法不谋而合。
四阳明先生的颓废
当王阳明因上奏劝说皇帝而被关进诏狱的时候，刘瑾曾派人来找过王华，提出只要王华愿意登门拜见，刘瑾可以奏请皇帝重用他——也就是说可以安排王华入阁。
这个“安排”实际上一点也不奇怪，早在前朝孝宗皇帝的时代，王华就是有实力入主内阁的候选人之一，同时又被孝宗皇帝委任为太子的辅导官，孝宗皇帝让王华这样亲近太子，本就是安排他担任太子的辅弼之臣。现在太子成了正德皇帝，而且一次就罢免了两位辅臣，内阁之位虚悬，王华身为太子的老师，有了如此“良机”，正应该在正德一朝大贵大显，成为一位阁臣，好生辅佐皇帝。
这么看来，请王华入阁显然不是刘瑾的意思，是在刘瑾背后刚刚清洗了满朝大臣的正德皇帝的意图。
王华和正德皇帝之间有很深的渊源，让他入阁，既符合孝宗皇帝生前的安排，又是正德皇帝自己的希望，同时王华在朝臣中间正直有为，坦诚君子，名声一向很好，让他入阁很能服众。有这么一个既贴心又有口碑的老臣子入阁主持朝局，对正德来说，求之不得。
但王华回绝了皇帝的邀请，不但拒绝出任阁臣，甚至拒绝通过向刘瑾等人低头，来拯救亲生儿子的性命。
王华这样做也是丝毫不奇怪的。作为一位城府极深的高级官僚，王华有他的一番考虑：正德皇帝悍然发动政变，罢黜阁臣，行为暴烈，背离祖制，在这种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内阁班子一定是不稳固的，现在即使入阁，也不可能长久保持地位，相反，他会因为在这个时候入阁而涉嫌参与迫害朝臣，使自己在政治名誉和人格方面留下污点。
王华坚决拒绝与正德皇帝同流合污，致使其调出京城充任南京吏部尚书，意味着正德皇帝把他从内阁候选人的名单中剔除了。
这种结果倒是王华愿意看到的，他对政治已心灰意懒，于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京城，到南京去做他那南京吏部尚书的闲散差事去了。
其后不久，刘瑾又找借口陷害王华，王华也极识时务，急流勇退，借着陷害迅速辞职，毫不犹豫地退出了政坛。
五年后，刘瑾倒台，被他陷害的大臣纷纷复职，王阳明也回到京城继续做官，并打算上奏为父亲辩白，希望父亲能够复出，但王华是个心思如镜的人，对政治看得太透彻，比任何人都更冷静也更实际，他清楚地知道朝廷中真正的邪恶并非来自刘瑾，而是来自坐在龙椅上的正德皇帝，所以在正德一朝，任何一位辅臣都难以保全名誉和气节。
“生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中国古代官员们一生奉行不渝的精神信念。此时的王华已经决定放弃仕途，一味关心自己的气节和名誉了。
对王华而言，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但王阳明在政治上远没有父亲那样的城府，身陷牢笼的他正左右为难，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这一刻，对皇帝的愚忠破灭了，对朝廷的期望消失了，可三十多年洗脑的结果并不会一下子消失，在王阳明内心深处仍然希望把“效忠皇帝”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现实是残酷的，皇帝和朝廷已经彻底抛弃了他，不再接受他的“效忠”了。
失去信仰的阳明先生，就像一只被捏碎了硬壳的螺蛳，碎片仍然挂在他的身上，这些碎片已经不能保护他的灵魂，反而像刀片一样不断碰撞和切割着他的伤口。随着时间推移，廷杖造成的伤痛慢慢减轻，可心灵上的创伤却不知该如何治愈。
官场的挫折，信仰的破灭，使王阳明产生了悲观情绪，他打算学习自己的老父亲，急流勇退，离开官场，从此做一个无欲无求的乡间野人。
为了验证自己这番退意“有道理”，王阳明又在牢里默背《易经》第三十四卦的卦词，用古人的智慧为自己指路，同时用这半是哲理半是“天命”的东西来麻醉神经，为逃避现实找一个借口。
《易经》是一本奇书，没人知道这本书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其中所载卦象分别针对哪种人生际遇，所指无不直达关键，而提出的解决之道又精妙至极，令人叹服，就像无数历尽沧桑的智者坐在一起，把他们一生的际遇和应对危难的智慧统统讲述出来，再由一位了不起的哲人归纳总结，成就此书。虽然这本奇书成书年代久远难考，可就算在今天看来，它也不失为实用哲学的巅峰之作。当年孔子读《易经》，赞叹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此言非虚。
眼下走投无路的王阳明在牢里给自己算了一卦，是个“遁卦”，退避之象。所谓“君子好遁，小人否也”，意思是说君子该退避的时候就退避，小人却做不到。
既然君子当退则退，王阳明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抽身退走了。
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是个性格敏感、脆弱的人。现在，脆弱的阳明先生就这样把《易经》当成治疗心灵创伤的灵药，用卦词给自己逃避现实的思路找到了合适的借口，又用这个借口安慰自己的灵魂。
有了借口，王阳明精神压力就减轻了。得意之下，阳明先生还吟了一首小诗凑趣儿：
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诗写得很一般，大概此时的王阳明实在没什么灵感，但诗里这份“精神脱困”之后自得其乐的感觉倒是很明显。这首诗里还透出了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阳明先生明知道自己门第显赫，家资不菲，就算以后不做官了，当一个地主总还不难，怎么也不至于像孔门的颜回那样“箪食瓢饮”清苦度日。想到这儿，他也忍不住说出“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这样的轻巧话儿来。
这就是阳明先生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只是这次思想上的“突围”既与心学理念不合拍，又严重违背了阳明先生日后所力行的“知行合一”的观点，更与先生后半生的事功格格不入，说是“突围”，实则只能算是落荒而逃罢了。
很难想象，这位日后名震天下的心学宗师为什么不用他那积极上进、“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来开导自己，而偏要纠缠在这些颓废消极的想法中呢？
事实上，此刻在诏狱中的王阳明不要说是什么“心学宗师”，他根本连“心学”二字都还没有入门。
在明朝，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是朱熹确立的“理学”，而理学的标准教科书就是其所编的《四书章句集注》。所有想考科举、想做官的儒生都必须熟读《四书章句集注》以作为跻身仕途的敲门砖。
王华是位状元公，能考中状元，也意味着他是理学门徒。阳明先生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是来自“理学”，在他前半生的经历中，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这位“心学宗师”在正德元年受廷杖、下诏狱之前（阳明先生时年三十五岁）曾经系统地学习过心学理论。
唯一和心学扯得上关系的，就是正德元年阳明先生在京师结识了一位名叫湛若水的广东学子，两人成了好朋友，并曾经一起讲学。这位湛若水先生是心学大师陈献章的弟子，而陈献章是一位“学患不骼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的心学传人，他的高足湛若水也于心学大有领悟，早年就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大道理，在心学方面入门远比阳明要早，其后在学术方面也一直与阳明先生齐名。
阳明先生去世后，湛若水为他题写墓志铭，其中提到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正德丙寅，就是正德元年（1506），也就是王阳明获罪下狱这一年。
湛若水是阳明先生的至交，而从阳明先生在锦衣卫监狱里表现出的“逃避”心态来看，这位后来的心学宗师，在“正德丙寅”之前，确实与心学毫无关联。
也就是说，王阳明竟是在受廷杖、下诏狱之后才渐渐入了“心学”的门径，而且无师自通，登堂入室，进步惊人。半年后，在杭州与徐爱等人分别时，王阳明留下一篇《别三子序》已满是心学味道。继而又于正德三年“龙场悟道”，前后仅一年时间就已窥破心学的奥秘。
当然，这并不说明王阳明有什么神奇之处，只能说“心学”本身并不深奥，也不难懂。正像阳明先生自己说的：“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不但心学如此，自古至今所有哲学都一样，越是简单直白，就越有哲理。过多的论证、考据、训诂、辨析，以至人为地分割宗派，只会使哲学失去活力。
正因为心学是这样一种平易朴实的体系，根本没有“字眼儿”可抠，这种哲学思想才会显得如此伟大，如此光明，如此不同凡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