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恶多端的忠臣
自从正德五年被调回京城担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以来，王阳明和两个老朋友湛若水、黄绾在京城的大兴隆寺开馆讲学，很快就在京城收下了几十个弟子，大讲良知，大谈知行合一，开始悄悄实践他那救国救民的理想，渐渐讲出几分名堂来了。
在京师讲学两年之后的正德七年，王阳明又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小小一个五品官。此时阳明先生早已志不在官场，一心只想研究圣学，多收弟子。
这期间王阳明无意之中收下了一个弟子——广东南海人方献夫。
方献夫很机灵，人很正派，极善变通，却是个性格上挺矛盾的人。早年正德皇帝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梦见自己戴着一顶白头巾，觉得不吉利，心情不好，方献夫得知此事后就说：“太子现在是‘王’，上面再加一个‘白’字，正好是个‘皇’字了，这是说太子将来会做皇帝。”一句话把正德哄得很高兴，后来正德真的做了皇帝，就把方献夫调到京城担任吏部员外郎，准备重用。这时候方献夫在京城结识了王阳明，听了几堂课，被王阳明的学识所折服，就拜在阳明先生门下。方献夫学了“心学”之后，却灰了做官的心，辞职归隐于西樵山，读书十年，直到嘉靖登极后才复出。
后来，方献夫成了嘉靖一朝炙手可热的权臣，阳明先生的晚年被这个学生捧得热闹非常，也搅得天翻地覆。
和方献夫一样，王阳明也厌倦了正德朝的官场，早有了归隐之意，可有意思的是，王阳明越不在乎官场，他的官运反而越旺，这年十二月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这是个给朝廷养军马的差事，治所在滁州，离南京不远，是个山水清幽的偏僻地方。阳明先生不会养马，也无需亲自去养，自然寄情山水，访幽探密，流连忘返，又收了大批弟子。
在滁州的时候，王阳明开创了一种有趣的“无课堂教学法”，时常带着学生们走出课堂，登山临水，游览名胜，行止之间随口交谈，处处都是学问。阳明先生的这一套教学方法让今人感到好奇，而仔细想来，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学，山野溪边，村头树下，幕天席地，无处不可讲论，阳明先生在滁州讲学的办法，似乎与孔子一脉相承。
其实要说神奇，倒也不奇。孔子和王阳明可以做到“随处讲论学问”，只是因为他们参透了“学”字的真意。学，是思考的意思。正因为“学”是思考，才能在山水丛林间随时体验，行止坐卧间处处深思，一有所得即刻讲论。如果错把“学”字理解成模仿，理解成老师一字一句地灌输，学生们照猫画虎地接受，就是把学生们给误了。
在滁州当了一阵子养马的闲官，阳明先生也实在没做出什么像样的成绩，半年工夫却又升了职，调任南京鸿胪寺卿。
鸿胪寺卿是一个负责朝会、接待外宾、主持各项典礼的差事，凡是有什么国家大典、祭祀、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各项杂事都归鸿胪寺操办，看起来似乎责任重大，事务繁忙。但王阳明担任的是个超级闲职，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几乎无事可做，因为明朝的首都搬到北京去了，这些朝会典礼当然也都在北京举行，贡使外宾之类也都到京师去了，南京鸿胪寺卿只是摆设罢了。
不管职位闲与不闲，反正鸿胪寺卿已经是个四品官职了，从这天起，阳明先生也有机会脱了一身蓝袍，换上大红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照例绣上了两只金灿灿的云雁，所谓平沙落雁，倒也稳当安逸。在王阳明想来，他这个早就无心仕途的人，至此已经算是把官做到头了，因此他也拿定主意：一有机会就辞官归隐，回家乡全心全力去讲学传道。
自到南京之后，阳明先生更是讲学成癖，弟子更多，良知之学也越发精熟，正在究贤论圣、乐不思蜀的时候，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十四日，吏部忽然来了公文，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九府。
都察院是大明朝廷里一个要害部门，设有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下面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明史》称其“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期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简言之，就是朝廷里的闲事都能管，什么人都可以参，权力很大。
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一跃而成为北京城里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虽然官职仍是四品，可是从原来的“超级冷板凳”跳到现在这个肥缺要职，真算是一个了不得的升迁。更何况又立刻委任他巡抚南赣九府，这又是一个统领军政的地方实权要职，所谓“凡政令之布、赏罚之施，皆在此。诸帅出兵、受律、献首级，亦在此。郡县百司政有弛张，亦必至此白之，而后敢罢行焉”，封疆大吏，实权在手，要功有功，要名有名，真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好差事。
但这些功名、好处在此刻的王阳明看来真如粪土一样，他立刻给皇帝写奏折拒绝上任，不但不做这个南赣巡抚、佥都御史，而且请求“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
佥都御史，不做；南赣巡抚，不当，甚而自称无能，外加身体有病，而且祖母时年九十七岁，需要奉养，以此三端为借口，阳明先生要求立刻退休。而且奏章送出后，他就直接离开南京回了山阴老家。
王阳明不接受任命，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看透了朝廷，认为教书育人比在正德皇帝手下任职更有意义，一心想回家乡去讲学，做孔夫子当年做的事，尽自己的力量培养一批“文化精英”，为这个社会真正出一把力。
二是阳明先生知道朝廷任命他担任南赣巡抚是要去剿匪的。南赣治下的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湖广郴州九个府正处四省交界，山高林密，盗贼横生，其中很多都是横行十几年的巨寇，结寨于绝险，聚集亡命之徒，根子扎得非常深。加之这几年来正德皇帝一直在横征暴敛，祸国殃民，把全国的老百姓都逼得活不下去，明朝六千万百姓中，已经有近六百万人做了流民，平均每十个百姓就有一个流浪汉！这些人不想瞪着两眼饿死，只得纷纷落草，以至于十几年间南赣一带的盗匪数量翻了几倍，每年更有数不清的百姓沦为盗匪，正是官逼民反，剿不胜剿。他一个白面书生被派到这样的地方剿匪，恐怕难以胜任。
三是明朝的官军是出了名的训练极差，军纪败坏，勾结盗匪，杀良冒功，什么缺德事都干，率领这样的军队去剿匪，不知要杀害多少百姓，欠下多少血债！王阳明这个有良知的正人君子，绝不肯做杀人放火、戕害百姓给自己邀功请赏的下流事情。
有此三端，王阳明自然辞官不做，一心只想回乡讲学了。
南赣巡抚是个要紧职位，可王阳明却不肯接受任命，坚决要求退休，这个决定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那个昏庸的正德皇帝拿住阳明先生不放，无论如何不肯让他退休，十月二十四日圣旨来催，逼着王阳明立刻去南赣上任，而且“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意思是把人事、经济大权也放给了他，算是格外恩遇了。
眼看正德皇帝对王阳明似乎越来越信任，交给他的权柄越来越重，可王阳明心里是有准主意的，他从心底里不愿意帮着正德打仗，杀害穷苦百姓。他接了圣旨后立刻再上奏章请求退休，这次提的还是“有病、无能”这几个旧借口，只想着这么一个肥缺，自己不去，朝廷里不知多少人来抢，推辞两遍之后，皇帝就不会用他了。却想不到正德皇帝在十一月十四日又下了第三道圣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同时兵部也来了咨文，说有个都御史文森因为耽误公事已经挨了皇帝的收拾，希望王阳明不要学文森的坏榜样，给自己找这路麻烦。
虽然兵部咨文拿“文森被皇帝收拾”的事吓他，王阳明倒并不怕吓唬，接了这道旨意后仍待在老家不肯动身。这一方面是阳明先生到这一刻仍不认为皇帝非要派他去当这个巡抚不可，而他自己实在不想去办这件杀人的差事；再说王阳明是个文官，没打过仗、带过兵，对地方政务也不熟悉，就算真要去办这件大事，事前的准备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兵部衙门的全力支持才行。
当然，阳明先生和兵部之间具体的商讨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阳明先生最终等来的是皇帝的第四道圣旨，这道圣旨是十二月初二下发的：“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道圣旨不同以前：一是明说“不准休致”，绝了王阳明退休的念头；二是“着上紧前去”，语气生硬。王阳明也知道实在躲不过了，只好在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初三匆匆上路，第二年正月十六到江西赣州的巡抚衙门上任。
不过阳明先生毕竟是被人逼着上任的，心里有气，忍不住要冲皇帝发几句牢骚，就借着给皇帝写“谢恩疏”的时候在奏章里夹带了几句“顾兵粮耗竭之余，加之以师旅；而盗贼残破之后，方苦于疮痍，尚尔一筹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观？”的硬话。大概在阳明先生想来，在正德手底下当官这些年，除了委曲就是别扭，现在皇帝硬逼着他出去当官，临上任前不甩几句硬话，对不起当年那一顿板子。
用硬话责备皇帝，这倒不稀奇，阳明先生是个“狂者胸次”，见了坏人坏事一定要骂，所以他后半辈子给皇帝上的奏章，动不动就把皇帝骂上几句，有时候骂得太激烈，让后人看了都替他捏把汗。可王阳明此番上的这道奏章，最后一句非常有趣：“稍俟狐鼬巢穴之平，终遂靡鹿山林之请，臣不胜受恩感激。”意思是说等消灭了山贼之后，请皇帝一定答应让臣归隐山林，臣这里先谢过皇上了。
一个没带过兵、没打过仗的文官，忽然被派到南赣的深山老林里去剿灭积年惯匪，这实在是千难万难的一项工作，可朝廷对王阳明异常信任，阳明先生自己的把握似乎也很大，还没出发就知道此战必胜，他怎么这么有信心呢？
从后来作战的情况看，王阳明在南赣剿匪得到了兵部衙门的大力支持，总结起来主要有几点：一是在兵部的压力之下，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军队都对王阳明这个从闲职提拔上来的文官俯首帖耳，任其调动，基本不敢拖延生事；二是王阳明尚未去南赣赴任之前，兵部就对南赣一带的“贼情”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做好了细致的情报工作，并及时把全部情报通报给王阳明，使他能做到知己知彼，首战建功；三是在必要的时候，兵部尚书王琼亲自请示皇帝，发给王阳明八面王命旗牌，以便有效地节制军队；四是王阳明搞的一些新政策——包括十家牌法，增设县治，疏通盐法，操练官军，编练民兵等，兵部方面都给予无条件的支持。有了兵部的全力支持，王阳明才能信心十足地奔赴战场。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怪事：王阳明自从做官以来，担任的不是小官就是闲职，根本没有什么出色的政绩。在正德皇帝脑子里，阳明先生除了正德元年上奏请求释放言官，惹皇帝生气之外，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为什么在决定南赣巡抚这么重要的人选任命时，正德皇帝会想起来任用王阳明呢？
说到和兵部的“关系”，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阳明先生确实在兵部担任过武选清吏司主事，可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何况当年他在兵部担任的只是个小小的六品主事，任职时间又很短，兵部衙门对阳明先生的全力支持，难道就因为他担任“武选清吏司主事”这么一段微不足道的渊源吗？
显然，不是正德皇帝想要重用王阳明，也不是兵部衙门特别看重阳明先生，而是阳明先生的一位知交好友想让他到南赣领兵。这位知交好友，就是时任兵部尚书的王琼。
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山西太原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臣子，历任户部、兵部和吏部尚书，历进“三孤”（少保、少傅、少师）“三辅”（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是一位著名的能臣，早年担任工部都水郎中，治理过漕运，三年下来漕运畅通，杜绝贪腐，卓有功绩，其后担任河南右布政使，正德三年担任吏部右侍郎，当时正是刘瑾专权时期。王琼为人正直，从不巴结刘瑾，结果遭到阉党迫害，被夺了官职赶出京城。一直到刘瑾死后，王琼才得到平反，于正德七年回京任职，第二年授户部尚书，正德十年出任兵部尚书，上任之后针对明军在内地征剿流民之时以杀人多寡和首级数量报功的旧例提出：“此赢秦弊政，行之边防犹可，未有内地而用首（级）功者。今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纵贼贻祸，皆此论而致。自今内地征讨，惟以荡乎为功，不计首级。”从此明朝那支腐败无能的军队不能再随便杀害百姓，用草民的头颅来冒领军功了。单就是这一项举措，兵部王尚书就值得后人敬重。
王琼精明能干，也很务实。在正德这个昏君面前，他不惜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混入豹房，成为正德皇帝身边的宠臣，以保证兵部的运作能够保持正常，不被破坏，但也因为挤进豹房去当“宠臣”，在正德皇帝死后的大清洗中王琼获罪下狱，几乎丢了性命。
正是这位兵部尚书王琼在正德皇帝面前屡次举荐王阳明，催着皇帝连下四道圣旨，才逼使阳明先生出山接任了南赣巡抚。随着剿匪战斗的深入，阳明先生为了统筹兵力，请求朝廷发给王命旗牌，于是王琼说服了正德皇帝，发给阳明先生八面王命旗牌。这些王命旗牌不但在剿匪时派了大用场，在后来歼灭宁王的战斗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后王阳明能在南赣立下奇功，王琼作为举荐和力挺之人，功不可没。
说到王命旗牌，我们又要画一个问号了：王阳明在南赣剿匪真的如此艰难，以至非要请下“王命旗牌”不可吗？
并非如此。
在剿匪战斗前期，王阳明主要指挥官军作战，虽然战斗过程不是很顺利，但官军对他的指挥还是服从的。而在后来的几场战斗中，王阳明使用的是地方上组织的民兵，这些部队王阳明调动起来很方便，所以在这几场战斗中，王命旗牌并没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兵部为王阳明请得八面王命旗牌，使王阳明获得节制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兵马的重要兵权，但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剿匪。
把这些因素连起来，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去担任南赣巡抚，并不是为了在南赣剿匪，而是为了监视在南昌的宁王。而王阳明从一开始的拒绝上任到后来的出山赴任，也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一次身担重任，不能推脱。
宁王朱宸濠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弟弟宁王朱权的四世孙，论辈分，他是正德皇帝的爷爷辈，但年龄却比正德皇帝大不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