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的无偿配给必然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有资格获得无偿配给的权利？按《中央关于各地关于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中的规定，是“社员”。由于所有的村民都是生产队的成员，因此“社员”和“村民”其实是同义语。这就涉及村籍的问题。由于村庄是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群体，每增加一个新的成员，原有成员应得的利益就减少一分，因此，村庄对新村民资格的认定是非常严格的。这种严格村民资格认定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
某一个村庄的村民资格，即被认为是“本村人”的资格的获得，主要通过几个途径来获得。其一，通过出生。所有本村男性村民的子女天然地获得本村村民的资格。其二，通过婚姻。与本村村民结婚的女人获得本村的村民资格。其三，通过收养。收养的原则首先是血统原则，即只有本村男性村民的血亲才有资格被本村男性村民收养。收养还有其他方式，如收养妻子前夫的儿子；收养交换抚养的孩子；抱养无血缘关系（或与妻子有血缘关系）的幼儿等。在平安村，后几种收养方式在传统力量强大的年代是受到歧视的，就像我们在《传统》一章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收养方式逐渐被村民所接受。在传统时代，以承祧为目的的收养对象均为男性，后来才出现对女性后代的收养。但由于村民对女性承祧做法的接受，收养的需求降低了，因为只有女儿的家庭已无必要收养他人的后代，自己的女儿也可以承祧了。
上述三种方式可以概括为身份继承的村籍取得方式。这些方式的特点是通过和社区原有成员的联系而取得成员身份。我们看到，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一个人村籍的获得都必须和一个男性村民相联系。换句话说，只有男人才是新村籍的生发之源。对于除上述方式之外的其他获得村籍的方式，如购买宅基地、长期居住等，传统习惯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费孝通先生在30年代的开弦弓村发现有10户在该村长期居住的人家，但这些人并不被认为是本村人，而且他们都不在本村拥有土地（费孝通，2001/1938：37～39）。在《满铁调查》的村庄中，大多数村庄对于村民资格的获得要求严格。历城县的冷水沟，要求新来者拥有土地和房屋。而在历城县路家庄、恩县后夏寨和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有更严格的入村要求：在该村拥有坟地（杜赞奇，2003/1988：150）。在中国传统农村，要想在一个村庄购买土地和房产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均有同族和四邻对地产和房产有先买权的习惯（前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2000）。外村人购买本村的房地产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很小。在房产和地产中，外村人购得地产相对较为容易一些，但只限于两村相邻地段的土地。在土地改革前的华北农村，广泛存在着所谓的“插花地”现象，这种现象越是临近两村交界的地方越严重。“插花地”现象就是村际地权交易的结果。距离村落较近地方的土地，不可能卖给其他村的人，其他村庄的人也不愿意买这种土地，因为这种土地的主人在发生相邻权纠纷时，必然势单力薄，因为自己所有的地邻都是外村人。正因为村庄土地界线由于“插花地”现象而变得模糊，因此仅仅拥有耕地也不会被某个村庄的人认可为村民。再者，在土改前的中国，大多数村庄都有无地的雇农，他们虽然在本村没有土地，但他们作为村民的资格是没有人怀疑的。在土改前的平安村，有在平安村无土地的村民，但没有在平安村无房产的村民。因此，拥有房产（自然拥有宅基地）的村民资格证明效力要明显高于拥有土地的村民资格证明效力。至于有些村庄“拥有坟地”的入村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对在本村拥有土地和在本村居住时间长的双重要求。这是因为，首先，村民一般情况下不会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土地里埋葬，拥有土地是拥有坟地的必然前提；其次，在一般情况下，有家人在某村居住期间去世，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这一家人在本村已经居住了很长时间。
我在平安村访问了一些老人，询问他们1949年前的土地交易情况。有一个老人叫做井水，他今年73岁，经常在婚丧嫁娶的仪式上充作司仪，见多识广。井水老人说，在解放前，如果要出售房产和土地，首先要问自己的族人中是否有人愿意购买，其次要询问房邻或地邻是否有人愿意购买。在上述人等无人购买的情况下，才可以把房地产卖给他人。而且，在和购买人达成买卖协议之后，族人和房地邻仍有先买权，但是要按照和买主商定的价格购买，不能以任何借口压价。井水老人说，实际上，大多数的房地产买卖都是在族人和房地邻之间成交的。即使不是族人和房地邻，买主也大多是本村的村民。井水老人听说过外村人购买本村土地的事例，但没有听说过外村人购买本村房产或宅基地的事例。在土改的时候，在平安村和其他村之间，“插花地”现象也很严重。在土改的时候，各个村之间进行土地置换，消灭了“插花地”现象。
据老人们讲，平安村在解放以后共接收了两个外来户，他们现在都被认为是平安村村民了。在这两户中，有一户的男主人是一个瓷器匠，他在解放前就来到平安村“锯盆扒碗”，土改的时候在本村落了户。这个男人的弟弟后来也来到了平安村做了上门女婿，由于有婚姻关系，他并不被人们认为是外来户（见第七章）。还有一家人，男主人是一个屠夫，他也于土改时在平安村落了户。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几户人家的来历，他们已经获得了完全的平安村村民资格。在60年代，有一个从河南逃难来的女人嫁给了平安村的一个中年男人。后来这个女人在河南的儿子也跟了来，在平安村落户并娶妻生子。但是，由于时间相对较短，至今这家人仍然被平安村人叫做“河南怪”，说明他们的平安村村民身份仍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虽然已经没有人能够赶走他们，“外来户”的身份仍可能影响他们和其他村民的关系。
在传统社会，对村籍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获得村籍的第一个途径是通过血缘、婚姻和收养获得某一个家族的成员资格，这种资格其实就是承祧的资格，即身份的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某个家族的成员（族籍）成为了获得村籍的前提条件，或者说，控制族籍成为了控制村籍的手段。获得村籍的另一个途径是获得在村庄内的居住权，即宅基地，而宅基地的获得受到习惯法的严格限制。房地产交易的习惯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族人和房地邻拥有先买权，这就又回到了家族原则。这样，说控制族籍是控制村籍的主要手段的判断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村籍的内涵不仅仅是居住权和经济权利，它还有深刻的文化民俗内涵。已经在本村住了很长时间的河南人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成为一个村庄的村民的最佳途径是通过过继、婚姻等方式，亦即进入该村庄中原有的家族系列。外来人口努力进入平安村的家族系列的愿望，可以通过一个外来的孩子的故事充分体现出来。
20个世纪40年代，一个来自邯郸的逃难女人嫁给了一个平安村的中年男人。这个女人在这里生了一个女孩（即长福的姨妈，详后）。后来和她前一次婚姻中生的孩子取得了联系。她的外孙来看自己的外祖母并住了下来。这个男孩名叫长福，来的时候才9岁。一是因为长福的家里比较穷，二是因为他的继外祖父没有儿子，这个长福就成了他的继外祖父的继承人。长福的户口也落到了平安村，并随继外祖父姓李。长福长大后娶了一个本村的姑娘为妻。后来长福的姨妈结了婚并想在平安村落户。但是，按照平安村的习惯，如果长福算是这一家的嗣子，他的姨妈就没有权利再招上门女婿。长福和他的姨妈打了一场官司，外祖母的房子判给了长福的姨妈。这样，男孩就和自己的外祖母家脱离了关系，并改回自己原来的梁姓。长福的户口虽然已经在平安村，但他失去嗣子的资格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宅基地问题。长福不是平安村村民的嗣子，他也就失去了获得宅基地的权利。好在长福的岳父当时是村委会的干部，通过岳父的努力，长福获得了一块宅基地。但在村民的眼里，长福岳父的行为却是以权谋私，因为按照平安村不成文的规矩，长福是无权获得宅基地的。目前，长福的地位很有意思，他不算是上门女婿，因为他的妻子有兄弟，而且他也不继承岳父母的财产，不承担赡养岳父母的义务。但他的两个孩子都姓岳父的高姓。他参加其岳父家族的一切红白喜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家庭已经成为其岳父家族的一员。用平安村村民的话来说，“长福和丰录（其内弟的名字）成了‘当家子’。”
我们看到，长福虽然已经落户平安村，但因为他失去了嗣子的身份，按照平安村的不成文的规矩，他无权获得宅基地。他的处境和我们上文谈到的刘菊英的处境并无不同。由于长福的妻子有兄弟，他不能算作上门女婿，他的妻子也无权获得宅基地。只是因为他岳父的影响，他才获得了宅基地。长福的故事中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细节是，长福参加了他的岳父的家族，参与这个家族的礼仪性事务如婚丧嫁娶等。我们在长福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外来移民融入平安村社会的努力。他采取的融入办法就是加入一个家族之中，因为仅仅有户口在平安村并不完全能保证他的村民身份。有户口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享有平安村村民能够享受的所有权益，户口和村籍是不能画等号的。我们在不能得到宅基地的朱秀花身上，在艰难得到宅基地的刘菊英的身上都看到了这一点。朱秀花和刘菊英以及她们的孩子都有平安村的户口，但她们仍不能得到作为平安村村民应该得到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相反，那些没有平安村户口的“不在儿子”，那些按照河北省的地方法规不能得到宅基地的“超生儿子”，却仍然轻易地得到宅基地使用权，原因就是他们有传统意义上的族籍。他们有族籍，所以他们有村籍，而且“不在儿子”们任何时候回到平安村，人们都仍然把他们看作是平安村的村民。
和1949年前相比，中国农村控制村籍的方法也发生了某些改变。最大的改变是出现了另一道限制村籍的闸门，那就是户籍制度。在平安村周围的农村，虽然户籍管理机关是镇里的公安派出所，但控制一个人的户籍进入某一个村的权力还在该村村委会的手中。你如果想把自己的户口迁入某一个村，你必须向户籍管理机关出示该村村民委员会的“同意接受函”，户籍机关才会给你办手续。那么平安村村委会的干部对户籍和宅基地问题的看法如何呢？我和平安村的现任主任还有一个前任主任进行过访谈。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有关户口和宅基地的政策是本村的乡规民约，村民们也都认可，所以是合理的。我向他们指出，国家的法律允许女儿落户娘家，无论她是否有兄弟，法律规定她们和男人一样享有宅基地使用权。他们对此并不否认，但认为，因为平安村这地方“地皮好”，如果允许所有的女儿都招婿，用不了多少年，平安村的人口就“盛不下”了。
应当承认，村干部的推理是有道理的。任何一种资源的无偿配给必然导致申请这种配给的人的无限增长，唯一的限制方法，就是严格设定获得配给的人的资格。这种设定应当达到一种效果，即拥有资格的人数应当保持大致平衡。如果将女儿也纳入到这一行列里，享有资格的人数将迅速增长，最终必然超出群体的资源承受极限。中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宅基地无偿配给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一样，是一种对农民的基本保障制度，它保证了穷人不至于落入“无立锥之地”的悲惨境地。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和男女平等原则发生了严重的对立。找到解决这种对立的方法，将是我们进行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