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在星期一到意大利酒吧晃晃，你就能看到所有人（无论学识多寡）都在证明这一道理。每个人都仿佛成了教练，早就知道比赛会是这种结果——队形不佳导致失误是理所当然，守备位置果然不对，传球果然传得不好，中锋果然错失了点球的机会。
你一定有过类似的经验：在公司会议上向老板或主管说明分析结果，没想到上司却说“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无论你多么努力准备，无论你的报告内容多么精彩，结果都是只得到这一句话。主管一听到报告内容，立刻觉得那些分析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我想传授你一个秘诀，下次提交书面报告或出席公司董事会议时，先邀请在场人士预测你接下来要说明的分析结果。这样做能充分展现你的分析结果的独创性，也很容易让大家明白你的分析结果和他们一开始的直觉有什么不同。
其实，“事后诸葛”的决策偏差出现在每一次董事会议上。明明“事后”才知道，但上司看到下属的分析结果时却误以为自己早就猜到了。发生某件事之后，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先前只是隐约觉得有可能发生，而是觉得先前早已料中。
“当初预告的大灾难”也不例外。四架飞机穿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许多人“事后”回想，宣称当初早有明确的征兆——阿拉伯人自愿接受飞行训练、许多针对美国的恐吓和阴谋看来都像本·拉登一干人的作为、几个月前秘密机构发出警告……“现在”回想起来有许多明显的征兆，不少人甚至觉得9.11恐怖袭击事件应该是可以预测的。
真的吗？阿拉伯人想在美国考飞行驾照并不奇怪，很可能只是想成为飞行员；秘密机构发出警告，到后来却什么也没发生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中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没有人知道危险不危险。
话说回来，即使专家明白无误地告知了某一风险，大家也往往不为所动。例如，在有涨潮风险的海岸地带修建观光设施，而砍掉红树林（红树林是天然的防风堤）；洛杉矶的居民明知自己住在地震带，也不离开洛杉矶……我们每天会接收到大量信息，渐渐无法分辨哪些才是重要的。
即使接收到的信息强调了逐步逼近的风险，我们也不觉得那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到最后依然难逃一劫。因为大家很难想象，不确定的风险能摧毁自己身边真实的一切。
不过，历史并不在意这一切。罗列所有过往发生的事，每件事的发生都属必然，因果关系明确得没有任何反驳余地。所以在回想过去时，当初无法想象的事物，也变成是可以预测的了。
事后的归因，影响客观的判断
就连喝杯水，都可能有风险。你来到水池边，正要拧开水龙头，突然电话响起，你受到惊吓，手一滑，杯子撞到水池边沿，顿时破碎。你只是想喝杯水，竟然打破杯子，还喝不到水。由此可见，一个人再怎么乐观（只要到厨房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喝），依然会遇到出乎意料的事。
即使自己的决策正确，结果也可能不如预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事物总可能因为某些与个人能力无关的因素而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验会影响我们对过往事件的看法，也可能让我们在下判断和作决策时出现错误。
先看一个例子。欧洲中央银行预估经济增长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迷，因此提出一连串提振景气的方案。假设后来景气并未衰退，其原因可能是预测正确加上经济政策奏效，也可能是预测错误（景气本来就没有变差的趋势），根本不需要靠经济政策挽救；假设后来景气恶化，其原因可能是预测正确但经济政策没有用，也可能是预测错误但经济政策把景气搞坏了。
想要知道某项决策是否正确，不能只看决策结果，还要注意决策过程。我的意思并非“结果不重要”，结果也很重要，但如果只注重结果，很容易忽略做决策之前所要面对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可能事先准确预测）。另外，仅从结果来评论决策的好坏，还会导致认知偏差，对我们将来的决策方式产生负面影响。
比如，股票分析师的工作是围绕着既复杂又不稳定的股市展开的，他们根据手头的信息作判断，可能因为错误的决策而导致投资失利，不过也可能基于诸多其他原因（运气好、行业景气度回升股票走势趋强、出乎意料的企业并购等）而仍然获利。获利的结果会让该分析师下次碰到同样的情况时，还是采取同样的投资策略。
相反，即使股票分析师的判断正确，投资决策恰当，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导致亏损。如此一来，该分析师就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有问题，而在下次交易中失败。仰赖“事后诸葛”的智慧，会让你积极采取错误的行动，犹豫不决而放弃正确的行动。
格陵兰岛某综合医院以临床病理学协会160位与会者为对象进行相关调查，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第一组与会者在得知正确诊断结果之前，根据病人的临床状况预测该诊断结果正确的几率。结果，正确诊断结果被视为正确的几率不到30％。第二组与会者先得知正确诊断结果，再回答同样的问题。这次有50％的人一看到病人的临床状况，立刻觉得该诊断结果的正确几率最高。
年轻的实习医生与经验丰富且责任重大的同事一起工作，也会落入类似的陷阱。实习医生常常依照临床数据（尤其是病例结果）和同事的诊断（或决定）做事，于是他们渐渐分不清，究竟现在是相信自己的诊断和决策能力、自己思考何为正确诊断与处方，还是只按照他人的指示工作。简言之，事后评断的习惯会妨碍人的合理判断，使得基于观察、经验、训练的临床诊断变得不可信任。
总之，从以往经历中学习教训，看起来既简单又不花时间，但实际上却“陷阱密布”。现在你很清楚上次杯子破碎的事只是一次意外，但你真的能分辨哪些事情是纯属巧合吗？碰到更不确定、更复杂的状况，你也能分辨哪些事与你无关、哪些事源自你的抉择吗？
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的是，不要记取错误的教训。
投资人的心理
误以为自己可以操控信息，会让自己重视不重要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过度反应，最后导致不当的行为。
一味追求低风险，不见得风险就低
按照传统的金融常识，风险与报酬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高风险、高报酬。这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1］中可看得出来。
根据该模型，与股票风险相关的主要信息表示为β系数。β系数代表某项投资的收益率（变动率）和市场整体的收益率（变动率）相比的结果。β系数为1，代表该股票和市场变动几乎同步；β系数大于1，代表该股票的风险比较高，变动也比市场整体平均来得大。
这种模型从传统观点看来并没有错，但却没有掌握投资人实际的行为。实际上，许多投资人在真正行动时会落入各种心理陷阱之中，无法认清风险和报酬之间的关系，而以不合理的方式管理股票。
我们在本书开头已经看过类似的例子，也就是人会在脑中进行不同的计算。不仅花钱购物时如此，投资股票和债券时也是如此。假设你现在坐在家里的电脑屏幕前，打开证券公司漂亮的网页，登陆账户，只要买卖股票、债券等金融商品，马上就能享受到投资的美妙滋味。高科技让股票交易变得如此便利，你当然想多多利用，可是你天生谨慎，凡事小心翼翼，投资也不例外。你很清楚风险高的话报酬率也高，如果投资标的每天变动很大，赚赔也绝不是小数目。你偏好稳扎稳打，这样可以安心地长期投资，于是决定先以国家债券为投资标的，虽然获利少，但风险也低。不过，这种想法未必正确。投资风险低的标的，的确可以让人比较放心，可是这种做法合理吗？大家一起检验看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里·马科维茨（HarryMarkowitz）曾经提出，要做出正确的选择，除了应该考虑符合报酬（换算成标准差）的投资风险之外，还应该注意该股票与其他股票的相对关系。所谓的“投资组合理论”［2］，正是为了降低投资者所选股票的整体变动率，而建议将各种投资标的组合在一起。
考虑某只股票如何与其他股票互相影响，比考虑个别投资标的的风险更为重要。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有时候在投资组合中加入高风险的股票，可能会比加入低风险的股票更能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与其把钱全部藏在地毯下面，不如把一部分放到看得见的地方（比较危险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你很谨慎，又想进行长期投资，不妨在投资所有的钱买债券的同时，追加10%的高风险股票。这样一来，投资展望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多了高风险的股票，那些低风险的债券也会改变样貌，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会变得比较低。
注释：
[1]CAPM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WilliamSharpe）在其著作《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中提出的。CAPM模型的目的是协助投资人决定资本资产的价格。对于一个给定的资产i，它的期望收益率和市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资产i的期望收益率=安全资产的收益率+β×（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安全资产收益率）[2]投资组合理论（ThePortfolioTheory）的主张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因为当所有资产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时，万一篮子掉了，所有资产都会受损。马科维茨教授的投资组合理论，将分散投资的想法理论化，建议分散投资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可以达到获利最大化、风险最小化。
对过去表现良好的股票过度乐观
思考抄快捷方式而对风险与报酬率的关系作出错误判断，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只注意到事物表面的好与坏。许多人是根据企业过去的绩效来预测其将来的展望的，所以很容易产生“优良企业的股票就是绩优股”的错觉，并断定投资这类企业的风险很低。其实不然。
优良企业提供对社会有用的商品或服务，本身可创造收益，营运的模式也很好，而“绩优股”是指股价比其他股票涨得更快的股票。优良企业的股票未必就是绩优股，可是人们往往以为可以从最近的过去预测最近的未来，而经常落入陷阱中。
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企业运营的质量及财务状况的好坏、财务制度的健全程度与该企业股票的可靠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简言之，人们一看到过去获利的股票，就断定该股票将来的风险很低。大家天真地利用某股票过去的数据来预测其未来的获利，而丝毫看不到获利和市场整体的动向（该股票显示的β系数的变动）有什么关系。人们总习惯根据事物最近的过去推测其未来的动向。赫什·舍夫林（HershShefrin，金融行为研究的创始者之一）以戴尔公司（Dell）和优利系统公司（Unisys）为对象，针对人们的这一特性进行了如下实验。
戴尔公司的获利较佳——在前一个会计年度营业额上升47％，最近3年的净利润增长两倍，优利系统公司则节节败退——工厂的设备作业率降低70％。大多数受访者因此认为，之前经营顺利的戴尔公司今后会继续成功，股票获利也会稳步上升，而过去亏损的优利系统公司会继续亏损。可是实际结果恰好相反，优利系统公司获利增长的幅度高出戴尔公司54％。
赫什·舍夫林将其称为“胜者/败者效果”，意指投资人对于股票最近的表现很敏感。换句话说，投资人对于过去表现不佳的股票过度悲观，对于过去表现良好的股票过于乐观。
投资自己熟悉的企业，有什么不对？
意大利股市有数千只股票，欧洲股市有数万只股票，全世界的股票数量更是多得惊人。我们如何从中选择自己要投资的个股呢？如何分析每一只股票的投资报酬率和风险，并与其他个股相比呢？美国股市占了全球股市大约47%，日本占了26%，英国占了13%。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基于这种情况，提倡大家投资多种标的。可是我们真的懂得善用这一原则吗？美国人的投资标的中有93%是美国股票，日本人的投资标的中有98%是日本股票，英国人的投资标的中有82%是英国股票。不只如此。可口可乐总公司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这家跨国企业的股票有16％落在谁手上？答案是亚特兰大的居民。意大利食品集团帕玛拉特（Parmalat）的债券持有人多半是意大利帕尔马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