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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赵壹并非“专事抨击草书”，而是反对当时习草中的不正之风；也不是“对从事草书研习的人们进行猛烈抨击”，而是反对那些“不思其简易之旨”的“今之学草者”。
论据：有六条：（1）赵壹在草书起源上，观点是正确的；（2）他对草书的实用功能是予以肯定的；（3）他提出正确艺术个性早于曹丕；（4）对草书的功能给予“贵”和“赞”的评价；（5）“故不及草”是赵壹捍卫草书原则的具体表现；（6）赵壹把张芝、崔瑗、杜度和“不思其简易之旨”的习草者是区别对待、区别评价的。
结论：赵壹不是笼统的反对草书。
名著《非草书》问世以后，一直被视做异说，被认为是赵壹站在“弘道兴世”的儒家立场上，对“背经而趋俗”的草书张旗征讨的一篇檄文。“自量可以比于虞、禇而已”的张怀瓘供奉就在其《书断》一文中即称“赵壹有贬草之论”，从而开创了千余年来赵壹否定草书说之先河。后世从其说者众矣！近数十年来，仍有著作认为“《非草书》一篇，专事抨击草书”，“《非草书》一文的确达到了对草书和从事草书研习的人们进行猛烈抨击的目的”。“像这样一篇反书法的文章，从书法发展角度看，是与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的。”
认为《非草书》是抨击草书的论据，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据文中“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句，认定赵壹“信奉的谶纬学神话传说，认为文字起源于河图洛书”和“反书法宗旨”“草书‘非圣人之业也’与他所崇的‘圣人’是无缘的”。
——列举“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的楷”为证，认为赵壹是用仓颉、史籀否定长于草书的杜、崔。
——“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善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以此为据认为赵壹把草书视做雕虫小技，把习草之人视做无能小人。
——“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等等。
《非草书》的本意，果真是专事抨击草书和反书法的吗？笔者以为尚有商讨的余地。
第一，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以其进步的历史观，对草书（注）产生的起因作了精辟的、符合事实的论述。“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它认为，草书的产生确实“非天象所垂”、“非河洛所吐”、“非圣人所造”，而是以社会活动的客观需要为基础的。这段记述，作为《非草书》全文立论的根据，及其在结构上所起的作用，作为辞赋家的赵壹，注：目前书学界普遍认为《非草书》所论述的指章草，而史学界如范文澜先生以为是今草，张怀瓘亦认为“张芝变为今草”（《书断》）。存疑，此不影响本文之论述。
不会无以所思。实际上，他在该文中引用崔瑗的话已作了正面回答，“故其赞曰‘临事从宜’”。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独特的人文背景，常将物质和精神的某些产品，归于某一圣人的灵机一动。书法的起源也是这样，常归于“眺彼鸟迹”、“依类形象”等天象地理、飞禽走兽的观察启示，抑或归于伏羲作图、仓颉造字、李斯构篆、程邈写隶等个人所为。对于自然景观在中国文字及书法发展史上的启蒙地位，个人在书体演流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不应否认。赵壹的卓绝之处，就是将草书产生的原因置于广阔的社会活动基础之上加以考察。在《刺世疾邪赋》中，赵壹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他以这种进步的历史观观察草书的兴起，既前无古人，又后启来者。其后，萧衍在《草状书》中即谈到“昔秦人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正是对赵壹草书起源说的继承。
抨击论者以“上非天象所垂”之“三非”句为据，得出赵壹是“反书法宗旨”的结论，完全是南辕北辙，实际上，“上非”三句，虽然是一个（对草书）肯定判断语句，但它是对其上“其于近古乎”问句的回应，也是为下句补叙张本，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独立判断句。“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见”句，是相对“上非”三句而言。“非圣人之业也”和“上非”三句正好相反，是一个独立判断句，它是对“盖秦之末”句的结论。所以“上非”三句与“盖秦之末”句在文意上和文章结构上都是相关联、相统一的，不能舍弃“盖秦之末”句而孤立地以“上非”三句为据。这里，对“盖秦之末，……示简易之指”段的描述，这一客观事实（判断根据）是否予以承认，至关重要。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无论对《非草书》一文持何种态度，但对这段记载，均认为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把“上非”三句和“非圣人之业也”独立地抽出来以为其据，是不能成立的，也不是赵壹的本意。
第二，对草书所具有的实用功能《非草书》是予以肯定的。“删难省烦，损复为单”，“草本易而速”，“趋急速耳”，这些对草书功能的自觉描述，在书法史上是比较早的。它明确指出，草书解决了以前诸书体所无法解决的“写书速度”问题，这是实用功能；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出了“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和“学步失节”的问题，这是审美功能，待述。每一种字体的出现、发展和确立，包括书风的形成，都有它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中国书学和文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表明，书法、文字是一个由简到繁、又由繁到简的往复过程，后者对前者既否定了繁琐、难写、不合时宜的部分，又保留了它的基本特征、可读的连续性。草书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展现，正是这个不断变化着的历史链条上的一环。赵壹从主观上，笔录了这一历史进程，在客观上，从一个侧面阐述了简繁互变这一发展规律，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第三，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出了草书的审美功能和书家的艺术个性问题。一般认为，魏晋时期是中国艺术的自觉时期，其标志之一即开始重视艺术个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即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所致。”这里所谓的“气”，即艺术个性。应该说最早注意（书法）艺术个性的，是赵壹。他在《非草书》中即强调：“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强烈的艺术个性，必然产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为赵壹赞赏的杜、崔、张子之草书，即属一例。同时，赵壹对不具艺术个性、勉强而为的人，予以无情地批评和讽刺，“西施以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一方面用西施捧胸之颦，喻指草书的静态之美，用赵女舞姿之媚，喻指草书的动态之丽；另一方面，对于装模作样、毫无艺术个性的“众愚”和“学者”那种“只增其丑”、“失节匍匐”之态予以揭露，接着在“夕惕不息，仄不暇食”一段中，又给以无情的讽刺。这些都反映了赵壹对草书的艺术特征和书家的艺术个性的重视。
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节”字。言“失节匍匐”在前，写“学步者之失节”于后，前者言失赵女舞步之节，形如匍匐，后者云无益于草书工拙，徒增其丑。节者，法则也，这里是指美的法则，其内容若何？《非草书》未于匡订。但它已与文中之“旨”、“楷”等精神一起，构成了赵壹认为的草书应具有的法度和原则。
第四，赵壹对草书的功能不是述而不评，恰恰相反，是予以歌颂和称赞的。《非草书》写道：“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故其赞曰‘临事从宜’”。此不仅是对崔瑗及其《草书势》的评价，也是赵壹对草书的态度。对“删难省烦、损复为单”给予“贵”的评价，对“临事从宜”赋以“赞”的美誉，可谓至矣！他在批评不遵守草书法度时评道：“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查，“指”通“旨”，具“美好”意。这难道是赵壹“反书法”“专事抨击草书”的吗？
第五，“故不及草”亦是赵壹捍卫草书原则、“惧其背经而趋俗”的又一笔证。全句是“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言少年儿童的习草，任意凑合，不按部就班，私下相赠，几乎独自随意书写，还说是“适应急速”、“故不及草”，这样是达不到草书要求的。不是说“故不宜草”、“故不应草”，而是“故不及草”，赵壹对草书应有一定法规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文章的后半部分叙及，“今之习草者”虽然“十日一笔，月数丸墨”，“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其对草书所持的态度与“故不及草”起着异曲同工的评价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钱钟书先生在论及《非草书》时，有过精辟的描述：“盖草书体成法立，‘旨’虽‘简易’而自具规模，‘趣’虽‘急速’而亦遵格式，必须省不失度，变不离宗；结构之难，今日犹然。”接着，他又写道：“夫张芝，‘草圣’也，赵壹推为‘有超俗绝世之才’者，……‘今之学草书者’学焉尚未能，恐仓卒下笔反失故我，遂以‘不及草’为解。”这是对不守草书法度习草这件事的指评，也是对不守草书法度的人的指斥。
第六，赵壹对张芝以及杜度、崔瑗是十分尊重的。谓“有道张君”、“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杜、崔、张子，皆超俗绝世之才，……后世慕焉！”显然，他认为这些人是当时草书界之代表，而对“今之学草书者”斥以“不思其简易之旨”，“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的“众愚”，一褒一贬，界限分明。
《非草书》中所说的“后学之徒”、“今之学草书者”、“众愚”、“学（舞）者”、“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等，就是指这些不守草书法度的人，并非指杜、崔、张子，因为他们被赵壹划在“超俗绝世之才”的范围。“今之学草书者”这部分人与杜、崔、张子的社会地位完全不同。东汉末年，这部分人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士君子集团”。当时致仕的途径大致有三：一是公府辟召，即三公等大官特聘著名士人做本府的属官，赵壹就是这样郡举为上计吏的；二是郡国荐举孝廉到朝廷，考试合格后授以官职；三是由下吏积资递升。在“今之学草书者”中，大部分是无所政治依靠的所谓“有市籍地主群”，他们在做官前不但受到官僚和无市籍地主集团的压迫，同时还受到下层豪强、地方宗族的歧视，在致仕的道路上常常是苦伴青灯，自力经营，竞争十分激烈，社会上稍有新艺，便蜂拥而至，以求先他人掌一技之长。赵壹用大段文字描述的就是这些“夕惕不息，仄不暇食”的“草书之人”。一方面由于这些人政治地位的低下，另一方面草书的社会地位尚未确立（不如秦诏印之用篆、汉诏书之用隶），所以“伎艺之细者”是整个的社会观念，不足为奇。蔡邕亦有“书画辞赋，才之小者，非以教化取士之本”之论，所以“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只不过是对当时社会意识的真实情况作了客观描述而已，不能以此就说赵壹“对草书和从事草书研习的人们进行猛烈抨击”。
在这里须作说明的是，赵壹对“今之学草书者”，“草书之人”的看法是当时社会观念的反映，对这种人群广泛参与草书活动现象，其客观社会效应和在书法发展中的促进作用应予肯定。
在“反书法”观点的论据中，有一条颇使读者迷惑，这就是列举“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句为据，用仓颉、史籀否定杜、崔。和反书法论者的其他论据一样，这仍是没有从《非草书》全文的本意上去把握赵壹的意图。张芝和赵壹是同时代人，如前所述，赵壹对张芝是很尊重的，并把杜、崔与张子视为一体。中国书法各体，虽几经变化，然其脉相承。史籀的籀文与杜、崔之草书均具有字体象形，单字单音，词由字合的共同特征，二者一脉相承，均是音的符号，也是美的表征。因此“皆废”句与“竟以”句应是相容的，至少是并立的。否则无以解释他对杜、崔、张子的赞赏。所以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不能孤立地以杜、崔为楷，应该从学习史籀的基础方法开始，否则，就达不到习草目的，“故不及草”。
据上所述，笔者认为，赵壹对草书是持以肯定的赞美的态度，并非“反书法”，更非所谓“抨击”。
《非草书》有无抨击之意呢？曰然。然抨击的不是草书本身，而是习草中之歪风邪气以及其人。“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因为在“简易之旨”之下，紧接有“杜、崔之法”与之相应，所以其“旨”有“法度”意。“直以为杜、崔之法”句，一向被持抨击论者作为赵壹否定草书之据，笔者以为正好相反，是赵壹肯定草书之雅态。何矣？关键在一“直”字之解。不能把“直”字作“用”、“直接”解，如作此解，亦即作否定意解，便与其上下文意势将抵牾，上者，有“示简易之旨”、“贵删难省烦”、“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这些对草书肯定的评述，下者有“龟龙所见”的判断，所以“直”字应作“简单地、机械地”解，意犹“简单地（机械地、呆板地）运用杜、崔的写字方法”只求形似，不仰神同。只有这样，方能在“杜、崔之法”与今之学草书者的“不思其旨”之间，形成对立之势，方有“龟龙”之区别和“龟龙所见”之结论。前后之意遂以贯通。此其一。其二，对于那些“效颦、学步”者给予揭露、讽刺。《非草书》曰：“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如前所述，在这里赵壹强调的是书家的艺术个性问题，是书画艺术欣赏心理（心）与艺术创作技巧（手）的关系。艺术欣赏心理与其主观审美意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涉及艺术家的综合修养。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只是一种载体，所托载的是书家的胸襟、气度、学问、抱负。未有胸无点墨，见解鄙陋而成为书法家者。赵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讽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才着力称赞“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若舍其“博学”，专在书法上“游手于斯”，即使“十日一笔，月数丸墨”，充其量只能成为写字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就书法练书法的现象，在当今书法界也不鲜见。此正是赵壹所云“余惧背经而趋俗”之本意，“经”亦在此，“俗”亦在此，何谓背道哉！
赵壹对舍本求末、“专用为务”者大段的、带有讽刺性的描述，确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可惜的是，抨击论者把这段描述作为反书法的根据，显然是有悖于赵壹本意。
其三，《非草书》有“其攒扶拄嫂，诘屈及乙，不可失也”句，查，在《辞海》、《辞源》中均无诸字，《康熙字典》仅录无解，钱钟书先生述及此句时亦无解说。《中华大字典》释为“同弯”。已往诸多书论中，对此句漠然不于提及，抑或提及不释其意。但是，此句正是赵壹对习草中的歪风邪气的痛恨。要阻止旁杂（扶），抵挡（拄）冲击，禁止（诘）邪道（屈），铲除小秽（乙），不可坐失良机。
赵壹的这篇文章，最早见于晚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文章命以“非草书”为题，是题目为赵壹本人所命，还是张爱宾以冠，抑或汉末至元和之间他人所加，尚无法认定，留待今后考证。
本文乃以文论文，将书论书，意在论证赵壹不是笼统地反对草书，而只是反对那种不思其旨反失其节的草书；不是笼统地反对书草之人，只是反对那种“今之学草书者”和效颦的学书者。
本文也没有涉及《非草书》的政治影射。东汉末年，朝廷软弱，群雄异起，官宦斗争更加表面化；书学界经过鸿都门学事件之后，经学传统集团与士君子集团的矛盾愈加尖锐，这是历史事实。赵壹是一个关心时政的政论家和甚为著名的辞赋家，“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政治上“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其完成赴京呈文任务后西返途经弘农求拜太守皇甫规时，连门卒都不给他予以通禀，可见其一生之坎坷，其嫉世妒俗之情在《非草书》中有所寄笔，自不可免。近有章建明、钟明善等先生均有明鉴昭世，颇有见地，笔者深以为是。
为写此文，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些论文、著述所列资料与史实相去甚远，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书法史教程》写道：“蔡邕是魏晋时期书法的第一代表人物。”（第36页），《中国书法》1998年第4期第78页在引用《非草书》“人无其衅”时写成“人无其爨”，并解释“爨，即瑕隙之意”，看来并非笔误，二字形似而意远。面对诸如此训，笔者深以为憾，缘因读者有误解作者原著之忧。
在本文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书协副主席、西安交大艺术学院钟明善教授，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志慧教授指教，在此谨致谢意。
1999年1月于西安长庆
参考文献
[1]张怀瓘：《书断》，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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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钟明善：《中国书法史》第五章。
[13]王玉池：《赵壹〈非草书〉》及其在书史上的意义，《中国书法》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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